毋庸讳言，康德道德哲学是非常严苛的，甚至于有些不近人情。就以“不准说谎”为例，按照康德的道德哲学，这肯定能够通过普遍化原则成为一条绝对命令，因为一旦撒谎变得普遍，人们就不会再彼此信任，谎言就变得没有意义。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准撒谎，更像是一条假言命令而不是绝对命令。打个比方，你的一个好朋友得了绝症，你去医院看望她，假定她还不知道真实的病情，请问此时你会怎么跟她交流呢？我猜想一般人都会说：“好好养病，没啥大问题，肯定会好起来的！”这是所谓的“善意的谎言”。出于同情，我猜想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实话实说。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康德绝对不会允许让同情成为道德法则的基础，而且康德会说，在这个时候撒谎，也许会让对方的心里好受一些，但这么做，只是把她作为满足她自己的一个手段，而没有把她作为一个有理性的道德实践者来加以尊重，所以这其实是不道德的。你一定会好奇，如果康德面对这个朋友，他会怎么说？我猜想他不会这样说：“我刚才看了医生的报告，你就该吃吃，该喝喝吧，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这么说听起来不仅不近人情而且有些残酷，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抓住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按照康德的理论，他更可能这样说：“我刚才看了医生的报告，你已经时日无多，你要鼓起勇气，保持理性，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这句话的确非常振奋人心，但是不是仍旧有点不近人情呢？
说到不近人情，让我们再来设想一种可能性：当撒谎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时，康德会允许撒谎吗？比方说，纳粹分子正在追捕一个犹太人，走投无路之下，这个犹太人敲开了你家的门，你把他安排在地下室里。过了不久，纳粹分子前来敲门，请问你该如何回答他呢？一般人肯定会说：我当然要撒谎啊！可是康德的道德哲学分明是不准撒谎的，所以你看，康德道德哲学再一次显示出了它的缺乏弹性和不近人情。康德写过一篇题为《论出于利他动机说谎的所谓权利》的文章，大意是说，撒谎是一个已知的恶，一旦撒谎，我们就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恶果，而说真话却不一定带来恶果。比方说，就在你跟纳粹分子交谈的过程中，那个机智勇敢敏捷的犹太人已经逃之夭夭了；退一万步说，即便因为说了真话，导致犹太人被捕，康德会认为，追本溯源，也不应该由你来承担这个恶果，因为真正的行凶者是纳粹分子，不是你。
我相信任何稍有常识和理性的人都不会接受康德的这个解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绝对命令如此不近人情，那它一定是有问题的。桑德尔试图为康德做辩护，他告诉我们，在面对纳粹分子的询问时，你可以做出一个“真实的但带有误导性的陈述”，比如你可以这么说：“一个小时前，我在路那头的杂货店里见过他。”桑德尔认为，从康德的角度来说，这个策略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并且它可以保护犹太人的生命。有趣的是，康德本人就曾经用过这个策略。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认为康德的著作对基督教有伤害，于是命令他不准在这类话题上发表任何意见，康德从内心里反对，但君命难违，于是他承诺说：“作为陛下忠实的臣民，我将彻底停止所有与宗教有关的公共演讲和论文写作。”你有没有读出这句话里的机关？其实康德留了一个心眼，因为他知道威廉二世将不久于人世，所以特别强调了这个承诺的前提条件——“作为陛下的忠实臣民”，几年以后，国王果然驾崩，既然陛下已经驾鹤西去，承诺也就自然失效了。据说康德对此非常自得，桑德尔也认为此举非常聪明，理由是，相比于直白的谎言，那种在措辞上“具有误导性但在技术上却是真实的陈述”仍旧是可取的，因为无论后者如何闪烁其词，“都是尊重道德法则的”。
我不是特别认同这样的辩护。首先，在面对纳粹分子的追杀时，哪怕经过剪裁的真话可以救人一命，也不意味着“经过剪裁的真话就是真话”。换言之，说了一半的真话不是真话，而是谎言。事实上，在各种公共事件的官方报告中，我们读过太多避重就轻的所谓真话，它在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方面起到的坏作用甚至远高于赤裸裸的谎言。因为它变相地鼓励了投机取巧和阳奉阴违的恶习。在这个意义上，与其僵化地固守“不准撒谎”的绝对命令，不如接受“当撒谎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时，撒谎是被允许的”这个假言命令。
其次，当一个人尝试用部分真实的表述刻意误导纳粹分子时，很显然已经对不同行为的后果做出了评估。我的意思是说，他显然认为相比说出全部的真相，有误导性的、部分真实的表述更可取，因为这样做会让犹太人幸免于难。这么一来，桑德尔对康德所做的辩护，其实已经背离了康德义务论的原则，因为此时他已经在考虑后果的问题了。
我一直认为，任何义务论的道德哲学都必须要兼顾后果，完全不考虑后果的道德哲学不仅没有吸引力，甚至可能出现大谬不然的结果。事实上，当康德在考虑德福不一致的问题时，也不得不引进后果的维度。所谓德福不一致，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那么康德究竟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我们下一讲接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