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可以来给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做一个小结，康德颠倒了认识与对象的关系，由此严格区分了现象与物自身，导致了不可知论的结果，从此以后，任何人想要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对超验的领地也就是“物自身”有所言说，都会听到交通协管员康德吹响的哨声。有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消极的，因为归根结底，它是对“理论理性”也就是“理性的认识能力”的一种限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这种限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积极的。它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提醒我们避免出现先验幻象及独断论的问题；它是积极的，因为康德在为知识划界的同时也给信仰和道德留下了地盘，这个地盘不属于理论理性，是实践理性的活动领域。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康德的工作总结为：让知识的归知识，信仰的归信仰。比方说，康德认为，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和自由意志，这些问题既然是知识领域所无法回答的，那就统统归入信仰的领地，作为人类实践的道德公设而保留下来。
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相对应的，是人之为人的两个面向。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类不得不服从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则。比方说，我们不可能像鸟儿那样飞翔，只能像石头一样自由落体，我们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展理性的认识能力，像神那样对超验领域发言，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是不自由的。但是另一方面，作为道德实践者，人类的实践理性是以自由为基础的，它不可避免地要与物自身发生联系。结合人的这两个面向，我们可以把“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转述成下面这个问题：“在一个严格遵守自然法则的世界上，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有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尊严？”
回到《纯粹理性批判》这，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了康德的工作意图，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倒转了认识和对象的关系，确立起了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和能动作用。但是为了真正实现“人为自然立法”这一伟大目标，康德还需要回答“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关键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接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