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1年休谟出生于英国北部的爱丁堡，他天资聪慧，12岁就入读了爱丁堡大学，但并没有拿到学位，据说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现象。事实上，休谟一辈子都没有在大学里任过教职，他做过军官、外交官，当过家庭教师、图书管理员，这些工作都是他赖以谋生的职业，只有哲学思考和写作才是他毕生追求的事业。休谟曾经说过，除了研究哲学和一般学问，他对于任何其他学科都会产生一种厌恶感。
休谟是一个早慧的天才，他在18岁的时候就开始构思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给他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甚至因此患上了抑郁症，这迫使休谟暂时放弃研究，过一种更接地气的生活。这段经历让休谟充分意识到，在哲学与生活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是多么重要。他曾经说过：“做一个哲学家，但在你所有的哲学中，你仍然是一个人。”
休谟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年轻的时候是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子”，但是随着社交生活的拓展，特别是刻意补充营养和加强锻炼，休谟成了一个胖子，而且是一个快乐的胖子。他亲切和蔼，与人为善，在晚年的自述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性格：“和平而能自制，坦白而又和蔼，愉快而善与人亲昵，最不易发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这样的人格特征最擅长自我治愈，而且很快就见到了效果。
1739年到1740年，休谟陆续出版了三卷本的《人性论》，第一卷“论理解”，第二卷“论情感”，第三卷“论道德”。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休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可在当时却波澜不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休谟后来悲伤地说：“它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它无声无臭的，甚至在热狂者中也不曾刺激起一次怨言来。”这让休谟备受打击，不过他的自愈型人格此时发挥了作用，很快就走出了阴影。他意识到《人性论》之所以卖得如此惨淡，是因为界面不够友善，于是他用更加流畅浅白的语言改写了这的第一卷和第三卷，分别以《人类理解研究》和《道德原理研究》出版，果然获得了成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休谟又陆续出版了《英国史》等一系列著作。1763年，当休谟以英国驻法国大使秘书的身份再次来到巴黎的时候，他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哲学家了。有人这样形容说：“王公贵族们奉承他，风雅的女士们崇拜他，哲学家们把他奉若神明。”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当时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如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和卢梭都跟他过从甚密。尤其是卢梭，他们两人曾经一度亲密无间，在休谟返回英国的时候，还把卢梭也带到了伦敦，只是后来卢梭的疑心病发作，导致二人最后翻脸。
休谟身上有很多凡人的特性，说他庸俗也不为过。比如休谟热爱名声，经常在心里盘算哪本著作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声誉。由于从小丧父，经济状况不佳，休谟年轻的时候不得不四处求职，甚至还遭遇过农民工的待遇——被雇主恶意拖欠薪水，直到15年后才付清。1747年，也就是他36岁的时候，休谟终于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他在晚年的自传里这样写道：“虽然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的大多数朋友们多爱笑我。总而言之，我在此时差不多拥有了1000镑。”仔细揣摩休谟的语气，就能体会出他发自内心的得意和微笑。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凡人的爱好并不会让休谟显得猥琐，反而让人会心一笑，产生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的亲切感。休谟跟我们当然不是一样的人，休谟之成为休谟，不是因为他好名或者好利，而是因为他在哲学上拥有的天纵奇才。
休谟被学界公认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他不仅是经验论的集大成者，也启发了康德的批判哲学，与此同时，休谟还是一个极具独创性的哲学家：他质疑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强调事实和价值的两分，主张理性是情感的奴隶，反对社会契约论，对宗教信仰展开温和但致命的攻击，几乎每一个主张都对后世的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在日常生活中“人畜无害”的胖子，其实是哲学领域里勇猛精进的斗士。
跟笛卡尔和洛克一样，休谟对于哲学问题无休无止的争论感到厌烦，于是把求助的眼光投向自然科学，希望能够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确立“人的科学”，像牛顿那样一统江湖。更有意思的是，跟笛卡尔和洛克一样，休谟也怀抱着没落贵族的骄傲，认为一旦确立起“人的科学”，就能反过来为自然科学奠定“唯一牢固的基础”。哲学家的这种理想和抱负真的非常可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好像是一个穷亲戚来找富亲戚借钱，而且大言不惭地拍着胸脯说：我向你借钱可不只是为了我自己好，同样也是为了你好，归根结底，我是为了让你基业长青、千秋万代。
可惜，休谟是个在智识上过于诚实的人，经过一番研究，他发现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远超出他的想象，结果，他不仅没能为自然科学奠基，反而做出了釜底抽薪的动作——他彻底地质疑了因果关系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