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听友提问：伊拉斯谟想要融合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精神，可为什么他的立场听起来恰恰是两头不讨好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现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了帮助理解，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作者是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这是我非常钟爱的一本小书，它很薄，只有141页，我记得十年前，在一家不知名的小书店里偶然买到这，一拿起来就放不下来，只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就通读完毕，但是我并没有就此把它束之高阁，而是每隔一两年就会拿出来重新翻看一次。后来我发现北京的万圣书园正在打折处理这，于是一口气买了十本，赠送给我的朋友们。
你也许会好奇，这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我为什么会如此喜爱这本小书？
先让我来重新介绍一下伊拉斯谟这个人。他是生活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荷兰人，我们知道在启蒙运动之前，有两场非常著名的思想运动，一个是文艺复兴，一个是宗教改革，而伊拉斯谟恰好就生活在这两个思想运动的过渡阶段。他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晚期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同时又是宗教改革运动早期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在当时的欧洲，伊拉斯谟的地位就像是18世纪的伏尔泰和19世纪的歌德，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思想领袖，无论王公贵族还是文人雅士，都不远千里来到他的住所，以认识他为荣。
毫无疑问，伊拉斯谟曾经是他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但是，当茨威格在1934年决定为伊拉斯谟作传的时候，恰恰不是为了称颂他的长袖善舞，而是为了刻画他的不合时宜及左右为难，恰恰不是因为他是文艺复兴的宠儿，而是因为他是宗教改革的弃儿。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最看重的是理性，最痛恨的是狂热。茨威格说，对于任何形式的狂热——无论是宗教的、民族的还是哲学的，伊拉斯谟都认为是有碍于相互了解的头号大敌，必须要坚决加以抵制。所以虽然他批评罗马天主教的落后保守，但也不认同马丁·路德所领导的极具破坏性的宗教改革运动。茨威格笔端饱含深情，用最真挚的情感和最华美的语言，把伊拉斯谟的尴尬与落寞刻画得入木三分。坦白说，我一直认为，这不仅在写狂飙突进的宗教改革，也是在写1930年代风云突变的欧洲，同时也是在写我们身处的这个左右为难的时代。
茨威格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历史从来都不赏识温和派，不赏识有人情味的人。历史看中的是狂热派，是极端无度的人，是思想和行动领域中的冒险家。在一个非此即彼、高度分裂的世界里，任何自由人、有独立思想的人、不肯介入的人，都无法得到宽容，因为整个世界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人们习惯于非敌即友的思维方式：“谁不支持我们便是反对我们”。所以当伊拉斯谟决心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试图促使水火相容，调和一种狂热派与另一种狂热派的对立时，他不仅无法得到双方的理解，反而会被双方唾弃。
我在读这的时候，经常会反躬自问：当时代的大幕开启的时候，当身边的人争着抢着上台表演、引吭高歌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像伊拉斯谟那样，选择保持中立，甚至沉默，“置身于任何党派之外，时时保持清醒头脑，事事坚持独立思考”？
这的中文序言是由陈乐民老师撰写的，我很认同他的这个说法——伊拉斯谟和茨威格虽然相差了四个世纪，但却好像呼吸着同一时代的空气。1934年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二年，身为犹太人的茨威格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威胁，决定流亡海外。八年后，他和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用生命印证了里的断言：“对抗的紧张状态在历史上偶尔也会发展到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简直是出现一场席卷大地的风暴，人道主义顿时成为用手一撕就破的薄纱。”
人文主义者想用理性取代狂热，用宽容取代顽固，用和平取代战争，这也许是一场注定无法实现的大梦。
我向你们推荐这，是因为我认为一本真正的好书不仅能点亮这个世界，而且能照耀进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不断反复地追问自己：我究竟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