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荷兰学者伊拉斯谟，他生于1466年，卒于1536年，被视为文艺复兴高潮期最著名的学者。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将彼得拉克和伊拉斯谟放在一起？读过下面这段话就明白了：
尽管伊拉斯谟登场的时候，早期的人文主义已经亮相一百多年，但对他那个时代而言，他的思想还是崭新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精神的融合，是人文主义之父彼得拉克梦寐以求的理想……可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精神的融合要等到伊拉斯谟来完成。
1509年夏天，伊拉斯谟从意大利前往英格兰，在意大利逗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天主教会的贪婪和腐败，教皇与主教们骄奢淫逸、一掷千金，王公贵族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苦难的民众与虔诚的信徒则在大地上颠沛流离、沉默不语。
眼前的景象让伊拉斯谟深感痛苦，当他抵达英格兰后，仅仅用了七天的时间就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著《愚人颂》。这写得活泼俏皮，充满了幽默反讽的意味。它在名义上是献给好友——英格兰的著名哲学家、乌托邦主义者托马斯·莫尔（St.Thomas More）的，因为“莫尔”（More）与希腊词“愚人”（moria）十分相似，其实是献给那个时代的所有愚人的，它之所以采取“轻轻松松、说说笑笑”的写法，是因为在一个言论审查和宗教裁判非常严苛的时代，只能以嬉笑怒骂的愚人形象去发声，用闹剧的形式来揭示悲剧的实质。
当代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这本阐述过非常类似的创作观。他告诉我们，在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里，充满了歧义、欺骗、假面和谎言，可是我们一定不要忘了，极权主义既有悲剧的元素，同样也有喜剧的元素。身为作家和艺术家，就应该以“花脸小丑”的方式去解构权力这个“白脸小丑”。马内阿说：“艺术家不必严肃认真地反对官僚，这只会抬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
我相信马内阿一定受到了伊拉斯谟的启发，因为在《愚人颂》里，伊拉斯谟就是这样做的，他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比如，在一开篇的时候，这的讲述者“愚夫人”就穿着学士服，戴着小丑帽粉墨登场了，她滔滔不绝地给自己唱赞歌，说：
对愚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到处自吹自擂，宣扬自己的功绩，“唱自己的颂歌”更符合自己的身份呢？谁能比我本人更加惟妙惟肖地描绘出自己呢？
愚夫人告诉世人，哺育她长大的两个奶妈一个名叫“陶醉”，一个名叫“无知”，而服侍她左右的侍女就更多了，竖起眉毛的那个叫“自负”，拍手欢笑的叫“谄媚”，似醒非醒的叫“遗忘”，双手交叉的叫“懒散”，头戴玫瑰花冠的叫“愉快”，眼睛一直转来转去、无法平静下来的叫“狂热”……这些侍女全都忠心耿耿侍候着她，帮助她一起统治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她们，这个地球将无法转动下去，任何团体、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下去。平民百姓不会效忠君王，仆人就会反对主人，学生反对师长，朋友抛弃朋友，妻子甩掉丈夫……总之，“大家要不是互相骗来骗去，有时逢迎拍马，有时装死躺下，彼此之间就无法互相容忍。总而言之，若非有根深蒂固的愚蠢与之同行，人类将会感到生活实在难以容忍”。（茨威格语）
我特别喜欢“躺下装死”这个说法，在某些时代的某些时段，装睡已经不够用了，必须装死才可以蒙混过关。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愚人颂》是一本装死的著作，就像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的那样，恰恰相反，这本貌似闹剧的《愚人颂》其实是当时最为危险的读物，因为它的弦外之音如此清晰，能迅速让每一只心有戚戚的耳朵，接收到正确的信息。不仅如此，在《愚人颂》的最后，伊拉斯谟让愚夫人突然卸掉了小丑的伪装，直言不讳地提出改革宗教的要求。所以说，这就像是一颗炸弹，“炸开了通往德国宗教改革的道路”。
伊拉斯谟不仅写出了《愚人颂》，还皓首穷经地出版了《圣经》的拉丁文新译本，以及希腊文的校订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教会的知识垄断，让更多的平民百姓能够直接阅读《圣经》，通过教育来启发民智，改善人性。后来，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就是根据伊拉斯谟的拉丁文译本，将《圣经》翻译成了德语，对宗教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有句谚语说：“伊拉斯谟下蛋，路德孵鸡。”可问题是，伊拉斯谟并不是路德的“同路人”。在宗教改革这个问题上，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在手段上却各执己见。路德是个革命者，他眼中喷火，意志坚定，面对天主教会和罗马帝国的反对，毫不畏惧地宣称：“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伊拉斯谟性格温和，与人为善，他主张改革，反对革命，呼吁和解，反对斗争，当天主教与新教纷纷要求他表态站队的时候，他宁愿选择走最艰难也最孤独的中间道路。
伊拉斯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更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最看重的是理性，最痛恨的是狂热，因为狂热会伤害理性，斗争会扼杀和解。茨威格说，对于任何形式的狂热——无论是宗教的、民族的还是哲学的，伊拉斯谟都认为是有碍于相互了解的头号大敌，必须要坚决地加以抵制。“他厌恶任何表现形式的盲从；他憎恶固执、有偏见的人，不管他们是披着教士的法衣还是教授的礼服；他憎恨那些不能理解的人，痛恨任何阶级和种族的狂热分子——这些人要求别人对他们的主张点头称是，对不合自己心意的看法则视为异端邪说。”
当然，在伊拉斯谟与马丁·路德之间，不仅存在着性格上的冲突和理念上的矛盾，更有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这样的哲学分歧，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要留待下一讲继续。
最后，我想用茨威格的两段话来结束这一讲的内容：
人文主义的理想是建立在眼光广阔、头脑清晰的基础上的理想。它注定永远是一种理智的和贵族的梦。这样的梦普通的人做不出来，只能由少数人把它作为神圣的遗产继承下来，留给后来人，再代代传下去。未来全人类将和睦相处，协调一致地为共同的命运而努力奋斗，这种信念即使在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也从未被忘却。
因此，伊拉斯谟留下的遗产中包含了一种承诺，这承诺充满着为了未来而奋斗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