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6年，彼得拉克32岁，这一年他登上了阿维尼翁附近的文图克斯山峰。这是一次精神上的朝圣之旅，它不是为了见证上帝的伟大，而是出于对自然风光和“异乎寻常的高度”的单纯好奇，这样的动机在中世纪的神学氛围里实在有些离经叛道。
彼得拉克随身携带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是在登上顶峰之时，他随手翻到的却是这样一句话：“人们赞赏山岳的崇高，大海的波涛，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这个教诲让沉迷于自然美景中的彼得拉克有所领悟，事后，他在一封书信里写道：“这座山看起来高耸入云，其实可怜之至。你瞧瞧那山峰，要是同人类的深不可测的深沉思索相比，它不会高出一寸。”
彼得拉克攀登文图克斯山峰的经历，被后人一再提及，不断被赋予各种意义。他对于人类精神的颂扬，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帕斯卡尔的那句名言：“人类是会思考的芦苇”。但这样的比附是危险的，因为彼得拉克虽然被誉为“第一个近代人”、“人文主义之父”，但是他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决绝果敢。在信仰与理性、宗教与哲学、彼岸与此岸之间，彼得拉克每每处于最深刻的冲突之中。他一方面强调自己“心灵的最深处是与基督在一起的”，说“我肯定不是西塞罗主义者或柏拉图主义者，而是基督徒”，另一方面又直言不讳地宣称：“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在追逐凡人幸福的过程中，最著名的事迹莫过于他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彼得拉克在23岁爱上有夫之妇劳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此后的21年里写下366首情意缱绻的十四行诗，却始终发乎情止乎礼，没有越雷池半步，直至1348年，38岁的劳拉离开人世，彼得拉克把写给劳拉的诗歌收入《歌集》一，成为传世之作，而他也因此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彼得拉克曾经这样赞美自己的文字：“尔后，纵使铁石心肠者，见吾诗后，任其冷酷无情，亦心在叹息中燃烧而化为灰烬！”
在佛罗伦萨三杰中，彼得拉克的世俗名声不如但丁和薄伽丘响亮，但在他对人文主义的贡献上，却要比另外两人更重要。但丁的《神曲》虽然开风气之先，可但丁本人却是一名虔诚的中世纪诗人，他的知识谱系也基本不出中世纪的一般套路，而薄伽丘呢，“余生也晚”，更像是彼得拉克的追随者。相比之下，彼得拉克才是第一个真正实践“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真谛的人：他信而好古，热爱旅行，打小在欧洲各国漫游，搜罗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古籍，从柏拉图的对话集、西塞罗的讲演到维吉尔的诗歌无不涉猎；他用佛罗伦萨人的方言托斯卡纳语创作诗歌，从而规范意大利语，取代了拉丁文；他革新十四行诗，为后世的莎士比亚树立标杆和尺度；他以自然取代超自然，在山林溪畔寻找快乐和意义；他重视人文，自始至终都通过创作书信、诗歌来践履早期人文主义的本质属性：用文学来表现人的价值及人性的真实社会性。
根据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观点，人文主义意味着“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再发现”，这个观点当然没错，但是它过于现代。事实上对于早期人文主义者来说，他们念兹在兹的只是对于古典学术的再发现，他们反对经院哲学的僵化教条，但并不反对基督教本身，他们相信哲学家的意见只有相对的价值，要思考和谈论真理仍旧必须热爱和崇拜基督。所以，彼得拉克虽然把古典作家和中世纪传统对立起来，但并没有和刚刚过去的一切决裂，他是处在但丁和薄伽丘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较但丁更近代，比起薄伽丘却仍旧有一只脚滞留在中世纪。
在下面这首题为《此刻万籁俱寂》的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既为人文主义之父亦为人文主义之子的暧昧与无奈：
我受苦受难，也无法到达彼岸；
每天我死亡一千次，也诞生一千次，
我离幸福的路程还很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