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实在是一件微妙难解的事情。希腊历史上曾经被四个帝国长期统治：马其顿、罗马、拜占庭，以及奥斯曼帝国。对于前三者，现代希腊人都已经欣然接纳为“我”的历史，但对奥斯曼帝国却始终耿耿于怀。2008年我在希腊参观的时候，随行的希腊姑娘在自我介绍时骄傲地宣称“我与亚历山大大帝同一个姓”，可是当我们跟她聊起伊斯坦布尔时，她却会坚持说那是君士坦丁堡，仿佛奥斯曼吞并拜占庭的历史从未发生过。我曾经不怀好意地问过希腊人，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希腊500年，他们在文化上给你们留下了什么？回答是：只有多尔玛与木萨卡！翻成中文是白菜饭卷与碎肉茄子蛋！
从城邦到帝国，不仅是政治结构的转变，更是抽象的哲学理论和具体入微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谈及城邦的衰微时，麦克里兰指出：“有一样东西是无可否认地失去了，那就是城邦生活提供的完整性的感觉。你应该如何生活的所有问题，在城邦里都有答案。在城邦里，你知道你是谁。在城邦内部，以及对其他城邦的成员，你都有个身份。”
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是“完整性”。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刚刚有网络的时候，北大校内网常常会跳出一行字，大意是“上网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别把饭粒掉在键盘上”，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它非常准确地刻画出现代人高度碎片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同时在做很多事情，每一件事情的意义指向都毫无关联，生活就像是水银泻地，四下散去，无法拾掇成一个整体。不仅个人生活如此，群体生活也如此。当我们行走在中关村大街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毫无关联的原子化个体，没有人关心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与古希腊的城邦生活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城邦生活因其完整性而格外意义充沛。在城邦里，你认识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你与他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紧紧包裹在一个由血缘、宗法、习俗和道德构成的整体中，虽然这意味着你几乎没有私人生活的自由，但它让你的生活变得简单而扎实，充满了确定感和意义感。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邦的动物”，脱离城邦者，非神即兽。可如今，大树已经枯萎，从城邦中分离出来的个人从此“不得不学会过单独的生活”（萨拜因语）。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
当政权转到马其顿人手里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们就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政治，而更加专心致意于个人德行的问题或者解脱问题了。他们不再问：人怎样才能够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问：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有德；或者，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幸福？
这个问题意识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无缝切换，这是深入中国人骨髓的精神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