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政治学》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亚里士多德对于中道原则和实践智慧的娴熟运用。试举一例，亚里士多德提到，有些寡头政体也有公民大会，但是当寡头政体召开公民大会的时候，它的制度激励方式依然是寡头化的。比方说穷人不参加公民大会没有任何的惩罚，爱来不来，可是富人不参加的时候就会被罚款；富人如果不担任法庭的陪审员就会被罚款，而穷人不出席陪审法庭就不会受罚。这些具体的制度设计，其实是在鼓励富人掌握更多的政治权力。与此相类，在一些民主政体中，穷人出席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就可以领取津贴，而富人即使缺席也不会受罚，这些制度设计则是在鼓励穷人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
为了避免上述两种极端情况的出现，亚里士多德主张，一个中道的政体就应该对出席的穷人发放津贴，对不出席的富人课以罚款，这样一来，所有的富人和穷人就会共同参加政治活动了。这个思路与茅于轼的“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充满了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理论对西方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波里比阿就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这个观念，认为罗马共和国的制度优越性就在于它是一个混合政体。如果人们把眼光仅仅盯在罗马执政官的权力上，该政体看起来像是君主制；当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元老院上，它似乎又像贵族制；如果关注人民的权力，它好像是明显不过的民主政治。总之，罗马共和国其实是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政体。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在想，混合政体会不会也有它的变态形式呢？比方说混合了暴君制、寡头制和暴民制的政体？如果真的存在，那它一定是最坏的政体类型了。当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这种政体甚至都不配称之为政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