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思想中，城邦、公民与政体是鼎足而立的三个核心概念，其中又以政体最为重要。试想，即使城邦的名称没有改变，居住的人还是那群人，可是一旦政体发生变化，此城邦也就不是彼城邦了。比如说，雅典还是雅典，苏格拉底还是苏格拉底，但是伯里克利的雅典与三十僭主时期的雅典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罗马还是罗马，共和制的罗马（罗马共和国）与帝制的罗马（罗马帝国）也不能同日而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城邦的同一性归根结底是政体的同一性。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他的政体分类学，在第21讲中我们介绍过政体分类标准，根据“统治者的人数多少”——比方说“一个人说了算”、“少数人说了算”还是“多数人说了算”，以及“统治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这两个标准区分了六类政体，分别是：君主制及其变体僭主制；贵族制及其变体寡头制；共和制及其变体民主制。
其实，除了这两个标准，贫穷还是富有也是很重要的指标。以寡头制和民主制为例，亚里士多德认为，区分它们的标准不是少数人说了算还是多数人说了算，而是富有还是贫穷：凡是富人当政的地方，无论富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一律是寡头政体；凡是穷人当政的地方，无论穷人是多数还是少数，一律是民主制。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现实世界里一定是富人少穷人多，怎么可能出现富人多穷人少的时候呢？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只是做一个逻辑上的分析，他的意思是说，即便在一个富人多穷人少的城邦里，只要是富人说了算，那它也还是寡头政体。这当然是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城邦，所以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其实是在强调，在区分政体类型时，贫穷和富有的差别比统治者人数的多少更加根本。事实上，在古希腊，穷人与富人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柏拉图就曾经说过：“无论什么样的城邦，都分成相互敌对的两个部分，一为穷人的，一为富人的。”因此，对于古希腊哲人来说，如何化解贫富之间的冲突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命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接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