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我们要继续探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首先，我们要问的是，谁适合学习政治学？对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明确：年轻人不适合学习政治学，因为他们缺少人生经验，而生活经验恰恰是进行政治学论证的主题和前提。他又说，性格稚嫩的人也不适合学习政治学，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和研究中太过任性。由此可见，学习政治学必须要懂得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类的局限性，不能过于教条主义或者理想主义，妄图在人间建立天国。
想必你还记得“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个命题，“理性”一词源出于古希腊文逻各斯（logos），也有语言、言说的含义，所以这个命题的另一个含义就是“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核心想法是，自然从来不做徒劳无益之事，既然自然让人类拥有语言这个能力，必然有其功能和目的。语言的功能是什么？与小狗汪汪叫、小猫喵喵叫不一样，人类语言除了表达情感，还可以判断利弊、好坏与善恶。前两天邻居来我家串门，大人们围坐在一起相谈甚欢，布谷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画画，过了半小时她不干了，大声喊道：“你们聊得很开心，我一个人待着没人跟我玩，我很不开心，这不公平！”你看，语言就是这样，不仅可以表达苦乐，还可以表达善与恶、愤恨与不平这样的情感。也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给人下了另外一个定义——“人是政治的动物”，这里的“政治”（political）源自古希腊文“城邦”（polis），所以，这个命题的另一个含义是“人是城邦的动物”。
从“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到“人是城邦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想要传达的意思很明确——只有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人才能够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也就是理性和言说的功能。此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所以城邦在本性上也优先于家庭和个人。打个比方，如果整棵大树被连根拔起了，那么树上的花果也就随之飘零，反过来说，任何花朵离开了树木，都会很快枯萎。照此类推，任何人一旦脱离城邦生活他就不再是自足的。亚里士多德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脱离城邦者，非神即兽。按照这个标准，《鲁滨孙漂流记》里的鲁滨孙，《史记》里的伯夷、叔齐，就都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了。
其实，即使在古希腊的城邦里，也有很多人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以雅典城邦的鼎盛时期为例，总人口大约25万到30万人，其中奴隶占8万到9万，外邦人有2万多，然后再加上女人和小孩，所有这些人都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因为他们都不是“公民”。能称得上“公民”的人大概只有那3万左右的成年男性，这些人“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亚里士多德如此看重公民权，很可能是因为他是侨居雅典城邦的外邦人，他没有政治权利，所以才会感同身受，格外看重政治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