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必须参照柏拉图这个坐标系，两相对比，才能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良苦用心和独到之处。你或许还记得，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原型是生物学，生物学的特点在于特别重视自然本性和自然之理，从这个视角出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美丽城”会有很多的批评。比如说，柏拉图主张护卫者要共产共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违反自然的做法，柏拉图主张男女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平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也是违反自然的做法。这两个判断会让我们对亚里士多德产生非常矛盾的观感。当我们听到亚里士多德主张家庭的自然属性，强调私有财产的重要性时，会觉得他具备健全的常识。可是当我们听到亚里士多德说，因为女性的情感常常大于理性，所以在政治生活中女性应该接受男性的统治时，我们又会意识到他的自然主义理论还是有很强的时代局限。
其实，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事事与柏拉图作对，他和柏拉图至少共享了两个根本信念：第一，个人是不自足的，城邦在本性上要先于家庭和个人；第二，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行为的人。
但是在达成这两个基本共识之后，亚里士多德就与柏拉图分道扬镳了。柏拉图为了追求城邦的整齐划一性，试图把所有的“私人事务”一笔勾销，亚里士多德反对这种无差别的一致性，他说：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若以整齐划一为标准，家庭比城邦更一致，个人又要比家庭更一致，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把城邦变成家庭，把家庭变成一个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说：“即使我们能够达到这种一致性也不应当这样去做，因为这正是使城邦毁灭的原因。”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但他并不主张为了实现最高善取消城邦的多样性，用哲学的术语说，他试图保持一和多的统一。
另外，这段表述还带出了亚里士多德对家长制的批评。在柏拉图那里，家和国具有同构性，它们就像是同心圆，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仁慈而智慧的哲学王就像大家长一样统治着整个城邦。亚里士多德则不同，他明确指出，城邦是一种特殊的共同体，它与家庭不具有同构性。事实上，在《政治学》开篇处，亚里士多德就对柏拉图展开了最猛烈的攻击，他说：“有人认为政治家、君王、家长以及主人的意思是同一的，这种说法荒谬绝伦。”为什么荒谬绝伦？因为他们的统治理由和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以主人统治奴隶为例，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奠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具体说来，他认为奴隶完全没有理性，所以天然地要接受自由人的统治。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论当然是错误的，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是如果一定要为他做个辩护的话，我会认为，尽管哲人理应超越时代之上，但哲人到底还是人，总会有一只脚深陷在时代的泥淖里，这是时代留在他身上的胎记，难以抹去；另外，就像麦克里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所指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对待奴隶的态度有点像美国内战期间贵族家庭中的蓄奴观念，他把奴隶视同家族内部的一员，而不是把奴隶当成商品随意转卖。对比同时代人，他的奴隶观还算是比较仁慈和人道的。
回到亚里士多德自身的逻辑，他认为“自然不做无目的之事”，因此自然物就有高下优劣的等级排序，比方说，植物为动物存在，动物为人存在，奴隶为自由人存在。但是到了自由人这个层次，又该怎么办呢？柏拉图主张由哲学王来统治自由人，而亚里士多德主张让自由且平等的公民自己来统治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意识非常不同。
麦克里兰指出，柏拉图的一个经典思路是这样的：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只有最蠢的人才不会去找最好的办法。比方说，当人生病的时候，应该去找谁呢？答案很显然是医生，也就是专家。由此类推到城邦，当我们问：“最好由谁来统治？”答案必然是“专家”，也即哲学王。可是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意识却不同，他是这样思考问题的：“能为自己营造良好生活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会需要什么样的智慧？”与柏拉图相比，这个提问方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强调了自治或者说自我管理的重要性，这一下子就与家长制或者权威主义的思路撇清了干系。于是很自然的答案就是：这些人是自由且平等的人，这些人需要的不是最高形式的智慧而是“实践智慧”。
最高形式的智慧思考的是最普遍、最高等的事物，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说阿那克萨哥拉和泰勒斯以及像他们那样的人有智慧，而不是他们有实践智慧。因为人们看到，这样的人对他们自己的利益全不知晓，而他们知晓的都是一些罕见的、重大的、困难的、超乎常人想象但又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对人有益的事务。”实践智慧则不然，它与人的事务相关，考虑的是具体的事情。比如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因为能分辨出哪些自身就是善、哪些对于人类是善的事物，所以是实践智慧的典型代表。“我们把有这种能力的人看作是管理家室和城邦的专家。”
总结一下，在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时，我们要时常告诉自己不要忘了柏拉图这个靶子：因为柏拉图向往最好的城邦，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次优的城邦；因为柏拉图主张护卫者应该共产共妻，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以及自然家庭的重要性；因为柏拉图支持家长制和权威主义，所以亚里士多德指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因为哲学王的统治本质上是人治，所以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去人格化的法治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