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完美地回答“我们如何能够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首先要回答“我们是谁”。
“我们”是一个非常具有弹性的说法。因为同坐一个航班，并且滞留机场，在短短24小时之内，可以让一飞机人迅速地团结成为同仇敌忾的“我们”，当然，这与同窗四载的“我们”或者相濡以沫一辈子的“我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无论如何，我们之所以成其为我们，一定是因为存在着某种“同质性”，这个同质性可薄可厚，内容可深可浅。哪怕是大街上的路人甲，也会因为同在一片蓝天下，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我们，当然此时主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它的答案可能是宪法、法律、规则或者道德习俗。
一旦人们开始思考“我们如何能够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对于同质性的要求就会高出很多。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城邦应该足够小，小到可以“一眼尽收”所有的人，在和平时期，传令官的声音可以抵达每个人的耳朵，在战争时期，将军的声音要让每个人都听得到。因为尺度足够小，价值观高度类似，生活方式几乎一致，才有可能以“友爱”为纽带把公民团结在一起，并且把“最高善”作为城邦治理的目标。
由此看来，古希腊城邦的尺度直接影响了古希腊人的政治想象。古典哲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当代哲人罗尔斯却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作为公民应该拒绝把最高善的标准当作一种政治原则。”之所以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政治理解，原因之一在于尺度的不同，以及对于“我们是谁”的理解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