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发现，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跟孔子的中庸非常类似？事实上，余纪元干脆就把中道译成了中庸，他还写了一本非常精彩的比较哲学论著《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余纪元发现东西两大哲人不约而同地把射箭作为原型来理解德性。比如孔子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说，君子立身处世就像射箭一样，射不中靶子，就要回过头来检讨自己，并继续改进自己。围绕着射箭这个比喻，余纪元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射箭模型告诉我们，所有的恶并不是同等的坏，如果说命中靶心得10环，那么9环就是不足，尽管如此，命中9环还是要比命中1环或者彻底脱靶来得好。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在稍稍偏离正确的人，和偏离正确太多的人之间，我们显然会更加谴责后者，而不是前者。
正如命中靶心是件困难的事情，养成中道的伦理德性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关于中道的获得，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了三点。首先，他承认要想准确地选取中道是件困难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两恶之中择其轻。有的人读到这里，立刻就放下心来——既然亚里士多德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可以洗洗睡了，无须再去关心什么良好生活、至善生活。亚里士多德当然不是在给自我放纵的生活开通行证，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首先要尽力做一个拥有A+品质的人，但如果实在做不到，那么A-或者B+也是可以接受的。
其次，亚里士多德还指出，不同的人会沉溺于不同的事情，为了获取中道，我们就要研究自身容易沉溺其中的那些事情，搞清楚这些事情的性质，然后把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因为只有远离错误，才能接近中道和适度。说到沉溺，我深有体会，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经常在篮球场上遇到一些已经退休多年的球友，浑身上下带着各种护具，每天下午3点早早来到球场，挥汗如雨地打到暮色降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些人对于篮球的痴迷既让我感动，又让我隐隐有些难过，因为，在我看来，对任何单一事物的沉溺都足以证明我们自身的脆弱以及生活的乏味，无论这个事物本身多么的正确。
最后，亚里士多德特别提到要对快乐保持足够的警惕，他认为快乐是我们获得中道的最大障碍。他说：“在所有事情上，最要警惕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或快乐。因为对于快乐，我们不是公正的判断者。”
我想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充分地认识到德性必然地与快乐和痛苦相关。他的理由是，作为常人，快乐从小就伴随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很难拒绝对快乐的向往，我们或多或少以快乐和痛苦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行为，甚至，那些高尚的和有力的事物也显得令人愉悦，所以快乐和痛苦在德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恰恰因为人们常常会沉溺于快乐或者痛苦之中，所以有德性的人也要对此保持充分的警惕。相比之下，人们更容易沉溺于快乐之中而不是沉溺于痛苦之中，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说，战胜快乐要比战胜怒气更难。在“娱乐至死”的21世纪，重温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教诲尤其显得意义深远。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奥威尔警告我们专制带来思想毁灭，赫胥黎则警告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事实上也是如此，“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在这个意义上，战胜赫胥黎要比战胜奥威尔更难，就像战胜快乐比战胜怒气更难。波兹曼说：“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