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的结尾处，我们停留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洞穴之外仍然是洞穴，梦境之上仍旧是梦境，如果走出这个洞穴只不过是走进了另一个洞穴，那么走出洞穴与留在洞穴又有什么区别呢？
有人也许会说，就是没有什么分别啊！此洞穴与彼洞穴，都是洞穴，就好像这种意识形态和那种意识形态，都是意识形态，五十步笑百步，其实都一样。
可是我认为，比起永远困守在同一个洞穴，能够在不同的洞穴之间来回穿梭和比较，仍然是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更加符合苏格拉底的那个著名观点：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如果说苏格拉底主张“不要教学生思考什么，要教给他们如何思考”，那么柏拉图则更倾向于“教会学生思考什么，而不是教给他们如何思考”。
“灵魂的转向”的英文是“the Conversion of the Soul”，这里的conversion既有“转向”的含义，也有“改宗”的意思。“改宗的自由”到底有多重要？打个不那么高雅的比方，谁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爱过一两个人渣呢，你不能因为少不更事的一次失身，就要以身相许，和那个人渣厮守终生。所以说，为了发现真爱，为了发现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事物，我们就必须要拥有形成、检查和修正美好人生观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修正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只有拥有了“修正的自由”也就是“改宗的自由”，我们才有可能去发现和寻找最好的生活。人的一生甚至要进行不止一次的“灵魂的转向”。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受家庭影响从小就信仰基督教，但是从初中开始，他反省《圣经》中的很多说法，认为无法用理性加以解释，于是他放弃信仰成为无神论者；可是几年后，他慢慢意识到无神论不能满足他对超验世界的精神追求，于是又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我不知道未来他是否还会继续“灵魂的转向”，但我知道他在试图发现和寻找最好的生活，而这一切都与他拥有“改宗的自由”密切相关。当我们这么解释自由的时候，自由就不等于放任自流，不意味着“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价值相对主义。恰恰相反，自由是实现“更高的生存”的前提条件。
记得我在本科的时候，读过狄金森的一首短诗，很短，只有三句话，但给我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假如我没有见过太阳，
或许我还可以忍受黑暗，
可如今，太阳把我的寂寞照耀得更加荒凉
见过太阳并不意味着就能拥抱温暖，见过太阳也许还会再次堕入黑暗，但是从缝隙间透过来的那抹阳光，将永远不会从记忆中抹除。这是一次致命的“观念植入”，它对洞穴里的囚徒构成了致命的诱惑，让他们无法再满足于洞穴里的黑暗和温暖，而是要挣扎着走出洞穴，哪怕走出洞穴不过是落入另一个洞穴的开始，但是这种对于阳光的记忆和向往，是囚徒们走出洞穴、通向“更高的生存”的根本动机。
回到柏拉图《理想国》的语境，作为家长制和权威主义的信奉者，柏拉图为我们建构起了一座“美丽城”，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共同体”，就好像是放大了的家庭。我们在孩提时代，对父母拥有无限的信任，不仅相信他们毫无保留地爱我们，而且相信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一定都能解决。在“美丽城”中，哲学王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家长，其他所有人都像是孩子，哪怕是成年人，也如同孩童一般处于严格的被保护状态，这个大家庭之所以充满了爱与正义，全都要归功于哲学王的仁慈和知识。
我在第22讲中曾经说过，关于知识和幸福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知识才能带来幸福，另一种观点则怀疑知识总是会带来温暖，相信保持某种无知是一种福分。事实上，柏拉图的《理想国》要比这个区分更复杂一些，确切地说，哲学王的知识给整个城邦带来温暖，而被统治者保持某种无知则是一种福分。
可是问题在于，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无从选择的幸福生活也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只是“被幸福”。读过巴金《家》、《春》、《秋》的朋友都明白，在一个大家庭里，所谓的爱与正义很有可能蜕变成支配与屈从的关系。除非永远地生活在洞穴之中，否则只要见过太阳，就不再能够忍受黑暗，哪怕它很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