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第一个问题其实早有涉及。简单说：哲学家不想当王，但却不得不当王。他不想当王，是因为他已经身在洞穴之外，看到了阳光普照之下的真实世界，享受到了纯思带来的至善至美的生活，试问他怎么舍得放弃这种幸福呢？但是哲学家不得不当王，因为城邦对他有养育之恩，基于感恩原则，他必须要报效城邦。哲学家不得不当王，还因为哲学家不仅全面地了解城邦的善，而且对权力毫不恋栈，这样的人来做统治者才有可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才有可能防止内乱，实现城邦的稳定、和谐和正义，就像好莱坞电影里常说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哲学家有义务当王。更何况，如果哲学家不当王，他就会被比他坏的人统治，这对哲学家来说是最大的惩罚。
说到这里，我希望大家还记得在第26讲中介绍过的善的三种类型。苏格拉底明确说过正义“本应该”是第一类善，人们追求它，不是为了利益或者后果，而就是为了正义本身。格劳孔反驳说，在一般人眼中正义属于第三种善，人们拼命去实现正义，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好的，而是为了随之而来的名和利。可是现在看来，哲学家重返洞穴，到城邦之中做正义之事，竟然不是因为正义本身是一件好事，而是因为它是“不得不做的事”。这个说法不仅与苏格拉底的初衷相悖，还直接倒向了一般人的立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个明显的悖论呢？我认为，必须要把“灵魂的正义”与“城邦的正义”放在一块考虑，才有可能比较好地回答这个悖论。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我应该如何生活”，这个任务可以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个是灵魂的维度，一个是城邦的维度。“灵魂的正义”应该属于哪一类型的善呢？没错，它属于第二类善，也就是“既因为其本身又因为其后果”而追求的善。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普通人，此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获得“灵魂的正义”，但是因为人是城邦的动物，我们不可能离群索居，独善其身，所以我们必须生活在具体的城邦之中，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也正因如此，如果没有“城邦的正义”，也就不可能拥有“灵魂的正义”。要想实现城邦的正义，就必须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尽管这件事对哲学家的沉思生活是有伤害的，但因为它是实现城邦正义的充要条件，所以哲学家必须要做出必要的牺牲。
在此我们必须要留意两点：首先，柏拉图最关注的是城邦的整体利益，他认为“当一个城邦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城邦”，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对个别人比如哲学王的利益有所伤害，但是站在整体的角度，却是实现了更大的利益，而且“城邦的正义”本身也是好的。其次，哲学王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个人，按照柏拉图的设想，如果是多个哲学王一起统治城邦，完全可以实行轮班制，这样一来，当别人统治的时候，你就可以继续过你的沉思生活。所以，在实现城邦的正义过程中，对于哲学家“灵魂的正义”就不会造成过多的伤害。
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第26讲中留下的问题了。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正义属于第二类的善，也就是说，正义本身就是好的，同时又会带来好的后果。这的确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因为它既照顾到了正义的道德维度，又兼顾了普通人的利己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