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论来得太快，似乎有些猝不及防。让我们在这里稍微多停留一下，对它做几个解释。
首先，我们要对城邦里的三种人做一个分析。“生意人”是一个泛称，除了生意人，还包括农民、手工业者，等等，他们属于城邦的生产阶层。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生意人从事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就是逐利，他们的人生目的就是“身体健康、太太平平度过一生，然后无疾而终，并把这种同样的生活再传给他们的下一代”。这样的城邦，按照格劳孔的说法，就是“猪的城邦”，猪的人生目标就是“活着”，而不考虑“活得好”的问题。要命的是，即使是“活着”这么卑微的目标也注定无法拥有，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不同的城邦之间为了抢夺资源必然会发生战争，而“猪”是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所以就必须要引入“猎狗”来保护城邦，也就是“护卫者”和“武士”阶层。由于打仗是一种专门的技艺，而且守土之责重于泰山，护卫者和武士自然就成了城邦里的统治者。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现代人来说，有些难以理解战争对于古希腊人的重要性，可是如果我们想一想苏格拉底的后半辈子经历了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要把护卫者和武士尊奉为城邦的统治者了。我们在第22讲中曾经提到，柏拉图对斯巴达的秩序心仪不已，所以他才会模仿斯巴达来建立贵族军事制度，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虽说猎狗的一般特征是对待自己人如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如严冬般无情，但难免有时候会出现反咬自己人的问题，所以如何驯化统治者，就成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关于护卫者和武士的区别，以及护卫者也即哲学王是如何养成的，我们下一讲会详细论述。
现在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当苏格拉底说就其“本性”（nature，自然）而言每个人最擅长做的事情只有一种的时候，他的隐含之义是什么？我要提醒你们回忆一下“功能论证”这个概念，没错，苏格拉底的意思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总有那么一件事情，是“非你不能做，非你做不好”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生活就像一场实验，这场实验要求你不断地调整方向，改换赛道，校准目标，去发现和实现那个“非你不能做，非你做不好”的“自然天赋”。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不断地去试错，不断地去犯错，在经历了种种努力、奋斗、失败、绝望与痛苦之后，才有可能认识你自己，发现你自己，并最终成为你自己。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非常个人主义的生活观。但是，对古希腊人来说，生活却并非一场实验，当苏格拉底说“每个人最擅长做的事情只有一种”的时候，他并不是在鼓励人们不断地去试错，而恰恰是说，“政治组织有权力（power）把不同的社会职责强加给每个公民”（N.帕帕斯语）。在这样的社会里，重要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right）去发现和实现自己未知的天赋，而是每个人都有责任（duty）去固守和履行早已安排好的社会职责。
我们必须要同情地理解苏格拉底，在他那个时代，现代的个人主义视角还没有诞生，也没有个人权利（individual rights）的观念，苏格拉底主要是从整体主义的视角出发去思考社会分工合作以及城邦的秩序问题的。在他心目中，城邦的运转就像一台设计精良的仪器，每一个零部件都应该处于它应该在的那个位置。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立足本职工作，发挥螺丝钉精神”，用古希腊人的话说，就是在护卫者、武士和生意人之间，存在着一道“永恒固定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