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尽管对此没有一劳永逸的回答，但是费尔德曼还是为我们提示了一条可能的解决之道。他发现，小型公司支付甜饼钱的概率要比大型公司高出3%~5%，这并不是因为小型公司的员工更诚实，而是因为在小型公司中，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和情感纽带更加紧密，犯罪者或者说犯错感所承受的羞耻感和社会压力更大。
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危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道德生活的外部环境改变了。在人潮汹涌的大型陌生人社会中，我们除了要设立严刑峻法，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各种纵横交错的熟人社区，让原子化的个体重新恢复与周遭环境和人的深厚联系。这或许是在上帝已死的时代挽救道德败坏的一个可行途径，尽管在面对古格斯戒指这样的极端诱惑时，它依旧无法回答“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人”。
另一方面，我始终认为现代人并不缺少基本的正义感，缺少的是在生活中落实和实践正义感的勇气和外部环境。回到格劳孔最初所作的那个区分，我们也许应该把正义归入第二类的善，也就是说，正义本身就是好的，同时又会带来好的后果。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因为它既照顾到了正义的道德维度，又兼顾到了普通人的利己倾向。苏格拉底和格劳孔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吗？苏格拉底会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吗？还是说他最终倒向了格劳孔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需要到《理想国》的完结篇才能做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