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苏格拉底提供的这三条理由都存在问题。那苏格拉底为什么还要选择服从城邦不正义的审判呢？
我想说的是，首先，我们在生活中给出的绝大多数理由几乎都不是一锤定音式的终极理由，很多理由也许不是那么充分，但已经足以让我们毅然决然地采取行动了。
其次，苏格拉底可不是单独给出其中的一条理由，而是同时给出了三条理由。后世的“政治义务”理论家与苏格拉底最大的区别正在于这里，他们往往试图应用单一的理论去解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苏格拉底则充分意识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我在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必须学会用一种复杂的眼光去审视和分析世界。我特别欣赏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他说：“哲学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只用一类例子来滋养思想。”苏格拉底不偏食，他不是哲学病患者。他给出的这三条理由虽然各有缺陷，但是组合在一起却可能产生1+1+1大于3的效力。
再次，虽然蝼蚁尚且偷生，但对于人来说，却必须要考虑比活着本身更重要的事情。有些人主张“活着，就是一切”，这是典型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它很容易就会滑落成为“一切都是为了活着”。还有一种观点是“活着，就是一种成就”，这句话是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听一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老人说的，我觉得这句话与“活着就是一切”不同，考虑到这位老人几乎经历了整个风云诡谲的20世纪，这句话应当多少包含了某种温和的坚持，以及坚持之后的通达。但是相比之下，苏格拉底更加勇猛精进，他坚持认为，对于人而言，“真正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避免做不义之事；不义之事比死亡更难逃避”。所以，人之一生应该做道德上正当的事情，而且“活得好”与“活得正当”就是一回事。
最后，“舍生取义”虽然值得赞颂，但它仍旧是道德意义上的死亡观，对苏格拉底来说，死亡之所以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就在于学习哲学就是在练习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