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想对这一讲做一个小结。哲学与政治从来都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对于这一点，苏格拉底心知肚明。他曾经说过：“我如果很久以前就从政，那就早已被处死，不能给你们或者给我自己做什么好事了。请不要因为我说实话而不高兴。因为一个人如果刚正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许多不公不法的事，就很难保全生命。一个人如果真想为正义而斗争，又不想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只能当一个平头老百姓，绝不能做官。”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但是苏格拉底很少过问政治问题还不仅仅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而是因为他一方面认识到政治的危险性，另一方面他认定政治是末，道德是本，所以他更愿意从道德和伦理入手解决雅典的危机。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并不缺乏政治勇气。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战胜了斯巴达舰队，但领导这次战役的10位将军却因为没有及时掩埋阵亡将士受到了审判，当时恰好轮到苏格拉底当五百人议事会的主席。多数人认为这些将军应该被处死。可是，苏格拉底却力排众议，毫不犹豫地投出了反对票。两年之后，“三十僭主”上台，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底亚斯命令苏格拉底和另外四个公民一起去逮捕民主派人士。苏格拉底虽然厌恶民主派，但对克里底亚斯诛杀异己的行径更加反感，所以他没有执行命令，而是悄悄地自行回家了。如果不是“三十僭主”很快垮台，苏格拉底极有可能因为此事而受到惩罚。我认为这两件事非常有象征意义，面对民主制和僭主制，苏格拉底都展现出了求真的勇气，他既没有屈服于汹涌的民意，也没有屈服于僭主的暴力。所以说，虽然他一生都在尽力回避政治，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缺少政治勇气。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死刑，在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之间，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苏格拉底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下一讲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