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苏格拉底具体都干了些什么？按照他在雅典法庭上的自述，自从听说了德尔菲神庙的神谕，他就每天忙个不停地在找各种人聊天，目的是检验他们是不是智慧，一旦发现某人并不智慧，就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你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作为雅典城邦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家境殷实，平日里受人尊敬，当你在阳光明媚的公民广场上闲逛，跟老熟人们点头致意、问话寒暄的时候，突然从斜刺里杀出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二话不说就跟你开始探讨正义、德性、幸福这些玄而又玄的问题。你一开始还能侃侃而谈，可是三言两语过后，就开始理屈词穷、面红耳赤了，最可恨的是，边上还站了一群衣着光鲜的贵族青年，不停地在起哄。这事儿搁谁头上谁不恼火呀？所以说，苏格拉底在他的哲学生涯中，肯定得罪了不少雅典的成功人士，这一点用脚趾头想也能知道。
苏格拉底就这么四处奔波地找人对话，他说：“由于这项工作很忙，所以我没有余暇去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工夫去料理自己的私事。如今我一贫如洗，两袖清风，这就是我一心侍奉神道的结果。”
不料理个人私事，也不参加政治活动，整天带着年轻人不务正业，专门给成功人士挑刺，对民主制度说三道四，这样的苏格拉底的确很招人烦。事实上，向雅典公民大会起诉苏格拉底的共有三个人，一个是演说家，一个是诗人，还有一个是手艺人兼政治领袖，都是城邦内部的头面人物。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苏格拉底的反讽意在激发起对话者的羞耻之心，从而让他们自知其无知，知耻而后勇。可是问题恰恰在于，知耻而后勇的人从来都是少数，多数人的反应是恼羞成怒，进而怀恨在心。所以，这场诉讼的最初动机更像是私人恩怨。当然，要想公报私仇，就必须诉诸冠冕堂皇的理由，苏格拉底就是被以“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为由起诉的。
那么，这两个罪名是否成立呢？我们先来看“引进新神”的说法。雅典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他会不分场合，突然之间就进入老僧入定的状态。有一次在战场上，他就这么披星戴月站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有一次参加宴会，走着走着，他就立定不动了，其他人就说：别理他，他总是这样，让他自己站上一会儿就好了。苏格拉底自称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在跟神直接对话。初听上去，这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可是仔细想一想，苏格拉底其实是在抛开外在的宗教系统，直接诉诸自我的内心世界，用“认识你自己”来代替“外在的神谕”，这当然算得上“不敬旧神”以及“引进新神”了。所以说，这个罪名不算是凭空捏造。
再来看“败坏青年”。这里必须要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克里底亚斯，另一个是阿尔西比亚德，这可是苏格拉底最为臭名昭著的两个追随者。根据原告的指控，这两个人同苏格拉底交往之后使城邦蒙受巨大的祸害，克里底亚斯是僭主政权中“最贪婪、最强暴和最阴险的人”，阿尔西比亚德是民主政权中“最放纵、最傲慢和最专横的人”。
我们今天要对阿尔西比亚德的故事多说几句。他是雅典著名的美男子，英勇善战，但却性情乖张，反复无常。作为雅典的将领，阿尔西比亚德曾经屡立战功，但在远征西西里失利之后，他叛变投敌，加入雅典的敌人——斯巴达的阵营。不久之后，他再次叛逃，这一次投向整个希腊的敌人——波斯。阿尔西比亚德的不忠不义是不是很像《三国演义》里的“三姓家奴”吕布？
阿尔西比亚德和苏格拉底的关系非常密切。首先，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在著名的对话录《会饮篇》中出过场。在一次战役中，苏格拉底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救过阿尔西比亚德的命。因为爱慕苏格拉底的智慧，阿尔西比亚德还曾经追求过苏格拉底。说到这里大家不要惊讶，同性恋在古希腊其实非常盛行。我们在前几讲中提到的俄狄浦斯，他的母邦忒拜城甚至还专门建立过一支由同性恋者组成的“神圣军团”，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更何况是恋人？“神圣军团”在各项战事中所向披靡，据说因此为很多城邦所仿效。
所以说，“败坏青年”这个指控也不是无端诽谤。当年菩提老祖对孙悟空说：“你这去，定生不良。凭你怎么惹祸行凶，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可惜苏格拉底没有这样的先见之明。有些哲学史家力图撇清苏格拉底对这些人的影响，我觉得大可不必，凭什么教出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功劳，教出阿尔西比亚德就跟苏格拉底关系不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