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对伦理学的概念下普遍定义？这是因为，如果仅仅是举例说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美、什么是德性，就会出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问题。每个人都有很多自己的私人小偏好，比如说，我喜欢吃榛子味的冰激凌，我觉得只要是笋怎么烧都好吃，我喜欢看曼联队的球赛，读人物传记。这些都是私人世界里的事务，你可以跟我辩论榛子味的冰激凌一点都不好吃，但是，谁对谁错都无所谓，因为这只是口味不同。可是一旦我们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就不能仅仅诉诸私人的小偏好，认为谁对谁错都无所谓。比方说，你觉得外来务工人员不遵守交通规则，群居房有可能导致火灾隐患，所以应该立即马上把他们赶出北京城，越快越好，那我就要跟你辩论辩论——你这么想为什么是错误的和不正义的。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说，这是我所认为的正义，那是你所认为的正义，所以无所谓对错与好坏。这时候我们就要试图去寻找正义的普遍定义到底是什么。
古希腊人不像现代人，他们没有什么私人领域，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共事务，一旦没有是非对错的标准，可不得天下大乱？所以，苏格拉底试图在伦理问题上寻找普遍定义，根本的目的是要重建雅典的道德秩序。
最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美诺篇》中，苏格拉底到底有没有找到德性的普遍定义呢？这么说吧，苏格拉底跟美诺你来我往讨论了半天，最后的结论是，德性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关于德性到底是什么？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于这个回答非常失望？但是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想一想：苏格拉底最大的标签就是“自知其无知”，所以，在早期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常常是只破不立，对所探讨的主题并不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相反，会展现出不知所措的茫然（aporia）。《美诺篇》虽然是中期对话录，但依然保留着不少早期对话录的痕迹。
苏格拉底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或许他就是想要现身说法，告诉世人：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于神。因此，人类对于理性的限度要保持足够的敬畏和谦卑。
有位古希腊哲人曾经说过，在做完哲学演讲之后，如果下面的听众对我热烈鼓掌，我首先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我认为好的哲学著作和好的哲学课堂就是这样，在结束的时候，听众的表情应该是满腹狐疑和神色不定的，这种若有所思、似有所得的感觉，才是哲学思考（philosophizing）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