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习惯成自然”，这说明习惯和自然并不是一回事，而人们常常会把习惯误当成自然。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讲过一个故事：波斯国王大流士曾经问希腊人，给他多少钱可以让他吃自己父亲的尸体，希腊人的回答是，多少钱也不可以；然后他又把吃自己双亲尸体的印度人叫来，问给多少钱才能答应火葬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印度人的回答是，给多少钱我也不会这么做。讲完这个故事，希罗多德引用了诗人品达的一句话作为总结：“习惯是万物的主宰。”
可是问题在于，一方面习惯是万物的主宰，另一方面习惯又是可以变迁的，所谓“移风易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希波战争之后，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的后半叶，希腊世界里的传统观念遭到了猛烈的冲击，从城邦制度、法律制度到风俗习惯、伦理规范莫不如此，那些原本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天然正当的事情，现在都被视为是习惯使然。如果吃掉父母的尸体与火葬父母的尸体，两者之间的区别只是习惯不同，那就意味着无所谓谁对谁错，这当然会让笃信真理的哲学家大为不满。如果智者派一直用这样的方式教导学生，那就会败坏青年，毒化社会风气。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起诉的一个理由就是败坏青年，可是在柏拉图看来，这明明是智者派干的好事，怎么能安到苏格拉底的头上呢？也正因此，柏拉图才会对智者派深恶痛绝。
说了智者派这么多的坏话，现在我想帮他们稍微翻翻案。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收费授徒这件事情其实无可厚非，智者派真正的问题在于引入了相对主义，站在习惯的立场上去反对自然。那么这么做是不是一定就是错的？
普罗塔戈拉最著名的命题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相比于“神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无疑具有进步性，它意味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对传统秩序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代表了某种进步的力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就曾经高度评价智者派，认为他们“以一种新的精神突破了由传统的概念、一般的偏见和社会习俗所形成的障碍”。
然而，如果把“人是万物的尺度”推到极致，主张每一个具体的人就是“万物的尺度”，那就会出现相对主义的恶果。比方说，普罗塔戈拉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同样的风在刮着，有的人觉得冷，有的人觉得不冷，所以一切都是感觉而已，风本身是无所谓冷或者不冷的。就这个例子而言，是不是觉得普罗塔戈拉说得很有道理？不过风的冷热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感觉走，但是有些事情却是不能跟着感觉走的。比方说国家出台了一部法律，有的人觉得好，有的人觉得不好，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跟着感觉走，觉得好的人就遵守它，觉得不好的人就不遵守它。相反，我们需要通过充分的讨论和协商，借助于一定的程序，去解决彼此的分歧，哪怕最终各自保留意见，那些觉得不好的人也要尊重法律。总之，一旦“移风易俗”演变成了“礼崩乐坏”，那就是“过犹不及”，这个时候，重建道德的客观标准和知识的体系就成为哲学家的新任务。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从智者派开始，希腊人开始极力地推崇和传播语言（logos）的技艺，这也极大地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发展。虽然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虽然说“语言是暴君”，它可以蛊惑人心、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但是借助于话语而不是借助于暴力，通过点人头而不是砍人头来取得权力，这何尝不是一种进步呢？
所以说，不要被哲学家的一面之词所误导。智者派的兴起，虽然冲击了传统和秩序，带来了相对主义的难题，但是另一方面，智者派的空前活跃也象征着希腊文化鼎盛期之前的“青春的陶醉”与“不羁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