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为知识划界，一个是现象界，一个是“自在之物”，之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自在之物”是不可以被认识的，人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这就与当时的自然科学的原则发生了冲突，自然科学就是要认识自然的本来面目，就是去认识那个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问题，那么设置这个“自在之物”岂不是动摇了自然科学的原则吗？这是其一。
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对形而上学的动摇。传统形而上学的目标就是去找寻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定性的问题，要超越认识的有限性去找到那个无限的宇宙本质和规律问题。但这时出现了一个“自在之物”，为人的认识界限立了一块碑，人的认识到此为止，不能去逾越这个界限去探究背后是什么，人不能去认识这个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了。这样看来，形而上学的追求就是不可能的了，“自在之物”断了形而上学的路。
如此一来，两个世界的划分导致一个后果，让哲学陷入了一个消极的境地，陷入了一个困境。本来康德是为了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的，现在可好了，“自在之物”的设立恰恰违背了当时的初衷。
但很快，康德很好地扭转了局面。这个消极的限制完全可以转化为积极的成果。
为知识划界，恰恰说明一个道理：现象界是受到了人的认识形式的限制后才被认识到的领域，那就说明还有另外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不受人的认识形式限制的，是可以自由发展的，是一个无限的领域，这就是“自在之物”。也正是因为对理性的这种限制，才导致可以开辟出一个新的领域，而且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人这个主体不可掌控它，只能奢望着努力去探寻它，但永远不能完全触到它的真面目。
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自身也是有限的。人试图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去探寻一个无限的东西，这是什么，就是对形而上学的追求，这个领域是“自在之物”的领域，是道德领域，是信仰的领域，是自由的领域。
所以，为知识划界看似消极，实际上是为理性的另一种能力——实践理性留下了空间，能认识的领域就在现象界讨论，不能认识的，那个有着神秘性的，但又无时无刻牵引着人的无限向往的领域，就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了。
所以，康德说：我们有必要限制知识，以便为道德信仰留下地盘而这个地盘恰恰就是形而上学的领域——道德的形而上学领域。
康德哲学整体上是为了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传统形而上学面临的困境，只不过他用到的方法是把主客体的关系颠倒过来，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要探究客体符合主体的认识形式问题，就要先对理性的范围进行考察，对认识的范围进行划界，于是衍生出了两个世界的问题。但到这里，我们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因为康德发动“哥白尼式的革命”是为了解决他面临的问题所做的准备，这仅仅是一个方法，是一个假说：客体围绕着主体转。如果能证明这个假说是正确的，那么也就证明了康德这套理论是正确的，最终也就解决了他面临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的问题——理性和自由的危机问题。
之前再三说到，传统的形而上学出现困境，因为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家都是按照传统的主体符合客体的模式进行思考的，因而各自都出现问题，发展不下去了，两者都无法找到真理性的知识，要么只有经验内容没有普遍必然性，要么具有普遍必然性没有经验的新内容。
那么，有没有一种知识，既具有普遍必然性又具有经验内容呢？
通过这个“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找到了。
正是对主客关系的颠覆后，康德认为有一种知识既具有普遍必然性，又具有经验的新内容的。这种普遍必然性是主体的先天的认识形式，而经验内容正是后天杂多的经验结果，这种知识就是——先天综合判断。
人的先天认识形式和后天的经验内容相结合后，形成知识。这正是客体对主体的认识形式符合后的结果。于是，这就能说通了“哥白尼式的革命”蕴含的主客体关系的颠倒问题。当然，这里面的论证相当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