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衍生出了康德为知识划界——现象界和自在之物。
现象界
现象，就是我们看到的感性表象。我们看到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大千世界，我们看到的花草树木，看到的星空，看到的大地，看到的人等，所有能看到的东西组成的这个世界就是现象世界。而这个现象界，是我们可以认识的领域。
这里强调一点，康德所说的现象是通过人的感性形式获得的一种感性杂多，这是表象层面的。在这个表象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呢？现象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样子？康德认为，这个领域是不可知的，这就是“自在之物”，或者说叫“物自体”。
自在之物
花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个花的模型存在，所有的花都是照着这个样子来的？康德认为，一定是有这么一个领域存在，但这个领域具体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花的背后，也可能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花的样子的东西，也可能不是，或者一个其他的什么东西。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这个领域不能被认识。
但这个“自在之物”起到一个作用，刺激了我们的感官，使我们在感性层面形成各种表象。我们看到的花，其实是花的背后有一个不可知的东西在刺激着我们的眼睛，而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表象，这朵花是一个显现。我们能看到的，能认识的只是花的现象，而花的背后的那个“自在之物”是什么，不可知。
前面讲到，受到人的认识形式限制的这部分领域是现象界，人的认识形式就好比是一面认识之网，被这面网捕捉到的，受到限制的才是现象界，而没有被人的认识形式限制到的，不在这面网上的是“自在之物”，是无法认识的领域，你看不到，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康德就是在逻辑上假设“自在之物”存在，但不知道长什么样。
柏拉图也把世界划分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现象界，一个是理念的世界。你看到的万事万物是现象界，这背后有一个理念的型相，这是一个精神的实体世界。比如各种各样的苹果背后，一定有一个苹果的原型，你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苹果是对原型的模仿。所以理念论里的理念是什么，是万千事物背后的那个终极存在，这是一个理念的实体。
在柏拉图这里，现象界是千变万化的，是不确定的，唯有理念世界中那个理念的实体是唯一不变的，是具有可确定性的，是终极的存在，这个理念的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因为你知道他长什么样。所以柏拉图这里的理念世界，是一个可知而不可感的世界。
但在康德这里，“自在之物”是一个可感但不可知的世界。你能确定的是这个“自在之物”是存在的，但你不知道它究竟长什么样，这是你无法认识到的，或者说这个领域已经超出了你认识的范围了。你唯一能认识的，就是现象界看到的千万个长成各式各样的花朵，这花朵的背后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在刺激着你的感官，让你产生了一种关于花朵的表象。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康德为什么要这样去划界？是不是多此一举？我们只要认识到现象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划出一块名为“自在之物”的领地，而且还不可知？
这跟康德整体的逻辑体系有关。
康德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解决理性的危机和自由的失落问题，为了解决传统形而上学面临的困境，为未来的形而上学找到出路。
在当时，休谟的怀疑论已经动摇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休谟只认经验领域的内容，经验背后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他不承认，而形而上学探究的是什么，就是经验外的那部分，超验的领域。
所以康德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形而上学的危机，但这个论证的步骤却需要脚踏实地地进行。
“哥白尼式的革命”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假说，要如何一步一步论证呢？先对理性的认识范围进行考察，哪些东西是可以认识的，哪些是不能认识的。康德发现如果“哥白尼式的革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对象要符合主体的认识形式”是成立的，那么就要去研究主体的认识形式是什么，客体是怎样符合主体的认识形式的，如果这条路走通了，就证明“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个思维方式是行得通的。于是，就要先划清界限，在哪些领域，我们是可以通过人的认识形式认识知识的，哪些领域是不能的。划清界限后，在各自的领域再进行探讨。
在现象界的边缘，康德立了一块碑，知识到此为止，人的认识范围到此为止，超过这个界限，就是“自在之物”的不可知的领域。
可以说，两个世界的划分是个二元论的问题，也是康德哲学的一个前提。这并不是康德误入或不得已而陷入的二元论境地，康德本身采取的就是这么一个二元世界的设置，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其他各自领域的论证。
当划分了这两个世界后，康德哲学脉络也就清晰可见了。
在现象界，“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探讨认识论的问题，拯救的是康德面临的理性的危机问题，解决的是经验论和唯理论各执一词走向死胡同的问题，哲学威胁到科学知识根基的问题。
而在不可知的自在之物领域，康德探讨的是不被科学理性规定的那部分内容——自由、道德和宗教信仰。这是一个本体界的领域，是一个有着无限性的领域，拯救的是康德面临的自由可能性的危机问题，最后达到康德的理想——建立一个道德的形而上学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