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几讲中，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强调心理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目的性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头脑中时时刻刻都充斥着某种雄图大略，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服务的。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自己不是被动存在的，只能被周围的人和事所左右，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不是变化无常或杂乱无章的；相反，它们通常都会指向某个能带给我们满足感的最终目标。
婴儿期标志性的随机运动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并不会完全消失，但其重要性将极大地降低。除了此类行为之外，我们的其他所有活动都是出于“适应环境”这一天性。我们不妨将心理发展看作是个体自我调节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逐渐增长的过程。如果环境始终处于固定不变的状态，那么我们只需凭借单纯的生理机制就能够做出稳定有效的反应，如同我们曾经讲过的那样，这一过程不需要任何意识的参与。例如，正常情况下，无论我们处在清醒还是睡眠状态，呼吸活动的进行都是无意识的。许多后天习得的行为也是如此，随着熟练程度的提高，意识在其执行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将逐渐降低，最后可能成为该行为的一种伴随状态，甚至完全退出这一过程。读者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骑自行车时需要对每个动作都进行一番事先的思考，那我们的行动将面临多么严重的困难。
但是，如果一个人偶然吸入了一些刺激性的气体，或者他的自行车骑起来比平时更加费力——总而言之，当我们所处的环境比较陌生，针对这些环境的习惯反应尚未形成或者我们通常的做法变得不太合适时，意识就会开始发挥作用。新奇的环境会促使心理活动变得活跃，而日常惯例则往往相反——至少对于某些特定的惯例行为而言，这一观点是毋庸置疑的。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掌握了更多适应环境的方法。我们不会被此时此刻的经历所禁锢，恰恰相反，如果情况正常，自动化的反应就足以应对，我们会忽略周围的环境，而去专心致志地思考第二天或下个星期将要面对的困难。而当眼下的环境产生更高的要求时，我们能够对它进行周密的考察和判断，这得益于我们对自己需求的清楚认知、对类似情况下一般原则的了解以及过去的经验教训。判断和推理能力是人类的一大优势，是适应环境变化的最高级的方法。
这类高等能力是与人类所面临的更为复杂的环境相匹配的。我们所要适应的不仅仅是物理环境——即使是物理环境，也超出了单纯的知觉行为能够完全把握的范围。例如，原始的野蛮人和现代欧洲人都对日食非常熟悉，他们可能观察到同一次日食，但是他们对该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的认识却大相径庭，他们的行为反应也因此会截然不同。另外，社会环境和精神生活要求人类个体做出更多的反应，我们不但时刻处于这些环境之中，而且必须能够针对它们进行自我调整，或者对其施加足够的影响或改变，只有这样，我们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适应行为同样可能发生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我们英国人对生活准则和责任义务的观念已经深深嵌入了生命之中，很少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或者它们对行为处事造成的影响；同样，我们也很难发现其他看待问题的角度。旅行会使这类问题浮上水面。陌生经验中的新鲜观念会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时，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立场加以仔细的考察，以确定应该对这些新观念采取何种态度。
我们对个体和环境关系的简短讨论已经足以表明，适应能力的发展涉及两类趋势的相互作用。其中一种趋势是形成习惯，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倾向于逐渐消退；另一种趋势是确立意图或有意识的目的，这时，更高的意识水平变得至关重要。不管是习惯还是目的，它们或迟或早都将在行动中得以体现。然而，这要等到运动控制能力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才可能发生。（实际上，完全缺失运动控制能力是智力缺陷儿童的一种常见症状。）因此，有必要对运动本身的性质以及它们是如何逐渐处于控制之下的过程加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