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议会这里，我们有了一个非匿名异质群体的实例。尽管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因时而异，各国之间也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感觉到种族的影响削弱或增强了群体的共同特征，但并没有阻止这些特征的彰显。一些差别很大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争论和投票上都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这也使各自的政府面对同样的困难。
此外，议会制度代表了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一制度是一种观念的表达，这一观念从心理学上讲是错误的，但被人们普遍承认，这就是：对于某个给定的问题，一大群人总比一小撮人更有能力作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
群体的一般特征，在议会中也将遇到智力简单，急躁，容易接受暗示，夸大情绪，以及少数领袖的压倒性影响。然而，由于其特殊的构成，议会群体也提供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接下来我们将指出这些特征。
它们意见的简单化，是它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所有党派而言，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一个在这种群体中遇到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是：根据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适用于所有情况的一般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自然，原则随党派而变。但仅仅由于个体成员是一个群体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它们总是倾向于夸大其原则的价值，并把它们推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结果，议会尤其成了极端意见的代表。
说到议会所特有的意见的天真简单，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他们对人的态度是教条的、逻辑的，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模糊不清的一般化，他们忙于固定原则的应用，而不关心事件。有人不无道理地说他们只经历了大革命，而没有亲眼目睹大革命。在一些给他们充当向导的、非常简单的教条的帮助下，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够从头到脚重塑整个社会，结果却使一种高度优雅的文明退回到了社会进化中的一个非常早的阶段。他们为实现梦想所采取的方法，带有同样的绝对天真的印记。实际上，他们仅限于摧毁阻挡其前进道路的东西。而且，所有党派，例如吉伦特派、山岳派、热月派等等，全都被同样的精神所鼓舞。
议会群体非常容易接受暗示。就像在所有群体当中一样，暗示也来自拥有威望的领袖；但议会群体容易接受的暗示，有着非常明确的界限，指出这一点很重要。
在所有涉及地方或地区利益的问题上，每一个议会成员都有固定不变的意见，再多的论证也不可能动摇这些意见。对于诸如贸易保护或酿酒特许权之类的问题，也就是牵涉到有影响力的选民利益的问题，任何一个人，纵有德摩斯梯尼的天才，也无力改变一个议员的投票。这些选民所发出的并在投票时间到来之前接受到的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要求他们废除这些特权的暗示，这也维持了意见的绝对稳定性。①
对于一般问题——颠覆一届内阁、征收一种新税等等——议员们的意见不再有任何稳定性可言，领袖人物的暗示能够发挥影响，尽管其方式跟在普通群体那里并不完全一样。每一个党派都有它的领袖，他们有时候拥有同样的影响力。结果是，一个议员常常发现自己被置于两种截然相反的暗示之间，难免变得犹豫起来。这就解释了你为什么常常看到，他在一刻钟的时间里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投票，或者给一部法律增加一项使之无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通过一项修正案，几乎是宣布这一措施无效。
由于同样的原因，每一届议会都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也有一些非常易变的意见。总的来说，一般问题越多，议会里议而不决的现象就会盛行——这种议而不决源自于经常存在的对选民的担心，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暗示总是藏而不露，这也往往会抵消领袖的影响。
然而，在很多讨论中，如果议会的成员对于目标问题并没有强大的先入之见的话，领袖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主人。
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里，你都可以遇到他们打着团体首领的名号，他们是议会真正的统治者。组成群体的那些人，如果没有一位主人就什么也做不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议会里的投票通常只代表少数人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归因于他们所使用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则要归功于他们的威望。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假如他们由于任何情况而失去威望，他们的影响力也就会消失得不见踪影。
这些政治领袖的威望是个人的，不依赖于头衔和名声。关于这一事实，儒勒·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的那届议会——他是这届议会的议员——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古怪的例证。他说：
路易·拿破仑两个月之前还无所不能，如今却完全无足轻重。
维克多·雨果登上了讲台但他没能获得成功。人们听他说话就像听费利克斯·皮阿特说话一样，但他并没有获得那样多的喝彩。在谈到皮阿特时，沃拉贝尔对我说：“我不喜欢他的想法，但他是法国最伟大作家之一和最伟大的演说家。”埃德加·基内尽管经验丰富、智力超群，但一点也不受人尊敬。在本届国会召开之前，他一度颇受欢迎，但在国会召开期间他却默默无闻。
对天才的光辉无动于衷的地方，莫过于政治集会。它们只注意那些与时间、地点相适宜的滔滔雄辩，只在乎给党派效劳，却不操心为国效力。要想赢得1848年的拉马丁和1871年的梯也尔所得到的那种崇敬，就需要迫切的、不可动摇的利益作为刺激。危险一旦过去，议会就立马忘掉了它的感激和它的惊恐。
我之所以引用上面的这些段落，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些事实，而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解释——这些解释的心理学依据有点贫乏。一个群体如果为它的领袖所提供的服务——不管是党派性质的服务，还是为国效力——歌功颂德的话，它就立即失去了其群体品格。服从一位领袖的群体，是在他的威望的影响之下服从的，而且它的服从不受利益考量和感激之情的支配。
结果，拥有足够威望的领袖便掌握了几乎是绝对的权力。有一位著名的议员，最近由于某些金融事件而在大选中被击败了，但连续多年，多亏了他的威望，使得此人一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一点众所周知。他只要打个手势，就足以让内阁倒台。一位作家用下面这几行文字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影响范围：
主要是由于这位X先生，让我们付出了三倍于我们为东京湾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让我们如此长时间地在马达加斯加站不稳脚跟，让我们被人骗走了南尼日尔的一个帝国，让我们失去了一直在埃及占有的优势地位。X先生的理论让我们丢失了大片的领土，所付出的代价比拿破仑一世的灾难还要惨重。
对于上面说的这位领袖，我们大可不必过于苛责。很显然，他让我们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但他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他顺应了民意，而在殖民地事务上，当时的民意远远不是后来的那个样子。一位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跟在民意的后边，支持它的所有错误。
我们正在讨论的领袖人物的说服手段，除了他们的威望之外，还包括我们已经多次列举的那些因素。要想巧妙地利用这些资源，一个领袖就必须理解——至少是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理解——群体心理学，必须懂得如何对他们说话。特别是，他应该认识到词语、惯用语和形象那令人痴迷的影响力。他应该拥有一种特殊的口才，包括铿锵有力的断言——用不着劳心费力地证明——和使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伴随着简明扼要的说理。这样一种雄辩的口才在所有议会里都能遇到，包括英国的议会，尽管它是所有议会中最严肃的。英国哲学家亨利·梅因说：
在下院的辩论材料中，我们可以不断读到，整个讨论只不过是有点无力的泛泛而谈，以及有点粗暴的人身攻击。这种一般性的惯用语，对人们关于纯粹民主的想象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总是很容易让一群人接受用惊人之语提出的一般性断言，尽管它们从未得到过证实，大概也无法得到证实。
上文中所说的“惊人之语”，把它说得多么重要都不过分。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词语和惯用语的特殊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慎重选择它们，以便唤起非常生动的形象。下面这段话，源自我们的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
当这艘船改变航向，驶往我们的刑罚殖民地所在的那片热病肆虐的土地时，名声不佳的政客和杀人越货的无政府主义者，这对能够在一起促膝交谈的难兄难弟，彼此在对方看来似乎是同一种社会现象互补的两个方面。
这样唤起的形象非常生动，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它的威胁。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双重的幻想：那个热病肆虐的国家以及那艘可能把他们装走的大船。因为，难道他们不是也有可能被包括在他所威胁的那类定义模糊的政客当中么？他们体验到了一种恐惧，与当年罗伯斯庇尔用含糊不清的演说威胁要把国民议会的人送上断头台时他们所感觉到的那种恐惧并无不同，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他们总是向他俯首称臣。
纵情于最不可能的夸夸其谈，始终符合领袖的利益。我刚刚提到的那位演说家能够作出下面的断言，而不会招致强烈的反对，他说：“银行家和牧师都资助了那些投掷炸弹的人，而且，大金融公司的董事们应该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受到惩罚。”这种断言对群体来说总是很有效的。斩钉截铁的断言，再怎么激烈都不过分；慷慨激昂的陈词，再怎么威胁都不为过。要想恐吓听众，最有效的莫过于这种雄辩的口才。那些在场的人担心，如果提出反对的话，他们将会被认为是叛徒和帮凶，从而被打翻在地。
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这种风格独特的雄辩口才在议会里始终有着至高无上的影响。在危机时刻，它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从这个观点看，法国大革命时期，议会里那些伟大演说家的演说读起来都非常有趣。他们随时想到，自己必须暂时停下来，为的是谴责犯罪、歌颂美德。这之后，他们会突然爆发出对暴君的强烈诅咒，发誓不自由毋宁死。在场的听众全都起身站立，热烈鼓掌，然后平静下来，重新坐下。
有时，领袖人物可能智力超群，受过高等教育，但通常对他来说，拥有这些品质与其说是有利，不如说是有害。因为要显示事情多么复杂、允许作出解释并促进理解，聪明才智总是使得拥有聪明才智的人变得宽容，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使徒们所需要的坚定信念的强度和猛烈程度。古往今来，伟大的民众领袖，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领袖，都头脑狭隘得令人悲哀。而恰恰是那些智力最有限的人，发挥的影响力最大。
其中最著名的人物罗伯斯庇尔的演说，经常以其语无伦次让人大吃一惊。仅仅阅读这些演说，实在找不出貌似有理的解释——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何以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教学口才的陈词滥调与冗长罗嗦，以及服务于一个与其说是平庸还不如说是孩子气的头脑的拉丁文化，似乎只想到进攻和防范小学生的挑衅姿态。没有任何观念，没有巧妙的措辞，也没有有力的抨击。一通疾风骤雨般的慷慨陈词，留给我们的只有无聊。在这样一次很不愉快的阅读之后，你肯定会忍不住与那位好脾气的卡米尔·德穆兰一道，掩卷长叹：“唉！”
有时候，想到强烈的信念结合极端狭隘的头脑给一个拥有威望的人带来的那种力量，就不免让人害怕。一个人要想无视重重障碍并表现出很高程度的意志力，仍然有必要满足这些条件。群体凭本能把那些有活力和信念的人认做他们始终需要的主人。
在议会里，一个演说者的成功几乎完全依赖于他所拥有的威望，而根本不取决于他所提出的论证。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当一个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失去威望时，他同时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影响力，即失去了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影响投票的能力。
当一个默默无闻的演说者拿着一篇论证充分、但仅仅只有论证的演讲稿走上前来的时候，他唯一的机会只能是让人听听而已。议员德索布先生是一个有洞察力的心理学家，他最近为一位缺乏威望的议员勾画了下面这样一个肖像：
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有条不紊地把它摊开在自己面前，信心十足地开始发言。
他自以为他会把那令他自己深受鼓舞的信念灌输进听众的头脑里。他反复斟酌自己的论证，提供了充分的数字和证据，很有把握自己能让听众信服。面对他所提出的证据，所有抵抗都将无效。他开始确信自己的理由是合理的，对赢得同僚们的关注很有信心，因为他相信他们的唯一渴望，是对真理的赞成。
他开讲了，并立即对议会大厅里的骚动不安感到震惊，人们发出的嘈杂声让他稍稍有些恼怒。
为什么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什么人们普遍心不在焉？那些交头接耳的议员在想什么呢？究竟是什么急迫的动机使这个或那个议员离开自己的座位？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表情。在议长的鼓励下，他提高嗓门重新开始。但这时，听他讲话的人更少了。他加重了语气，做出各种手势。周围的嘈杂声却变本加厉。他再也听不清自己所说的话，于是他又停了下来。最后，他担心自己的沉默可能激起那让人害怕的喊叫：“闭嘴！”于是便又开始说起来，但吵闹声变得令人无法忍受。
当议会达到一定程度的兴奋时，它们就变得跟一般异质群体没什么两样，它们的情绪因此表现出总是走极端的特征。你会看到，它们要么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行为，要么干出最恶劣的过分之举。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这种情况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他会投票支持对自己的个人利益最为不利的法案。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显示了议会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它们的自我意识，听从与它们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建议。对贵族来说，放弃特权是一个巨大的牺牲。然而，在制宪议会召开期间那个著名的夜晚，他们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通过放弃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国民议会的成员们把自己置于永久性的死亡威胁之下。他们采取了这一步骤，却毫不担心自己的阶层遭到滥杀，尽管他们完全清楚，他们今天把同僚们送上去的那个断头台，明天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归宿。事实上，他们已经进入了我在前面描述过的那种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任何考量都无法阻止他们乖乖地听从那些让他们神魂颠倒的暗示。下面这段文字摘自他们当中的一位叫做比洛－瓦雷纳的回忆录，文字所记录的绝对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他说：“我们一直极力谴责的那些决定，正是我们两天、甚至一天之前根本不想采取的。导致这些决定产生的，是危机，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在国民议会的所有疾风骤雨般的会议期间，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无意识现象。泰纳说：
他们批准并颁布他们所痛恨的法案——这些法案不仅愚蠢而荒唐，而且就是犯罪——杀害无辜者，杀害他们的朋友。在右派的支持下，在热烈的掌声中，左派全体一致同意把他们天然的首领、大革命伟大的发动者和领袖丹东送上断头台。而在左派的支持下，在最热烈的掌声中，右派全体一致投票赞成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国民议会全体一致在赞颂和狂热的叫喊声中，在对科罗·德布瓦、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表现出的热情赞同中，通过不由自主的反复选举，把这个杀人政府留在了台上。平原派因为它嗜杀成性而对之深恶痛绝，山岳派因为遭到它的屠杀而对之深恶痛绝。平原派和山岳派，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后全都同意鼓励自己互相残杀。牧月22日，整个国民议会把自己全都交给了刽子手；热月8日，就在罗伯斯庇尔演说之后接下来的一刻钟里，它再一次做了同样的事情。
这幅图画看上去显得有些阴郁，但它却是准确的。足够兴奋、足够痴狂的议会，都表现出同样的特征。他们成了极不稳定的一群，听任每一种刺激的摆布。下面这段对1848年那届议会的描述，出自斯普勒先生的手笔，他本人是一名议员，对民主的信仰毋庸置疑。我从《文学评论》（Revue litt巖aire）杂志上转录了这段文字，十分典型。对于我前面做为群体特征描述过的所有夸张情绪，对于那种极端的易变性——它使得议会时不时地从一种情绪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情绪——这段文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
共和派因为它的分歧、嫉妒和猜疑，也因为它盲目的自信和无止境的希望，从而走向了毁灭。它的无知和天真，只有它的普遍不信任差堪比肩。缺乏丝毫的法律意识，没有丝毫的纪律观念，连同没完没了的恐怖和幻想。在这些方面，农夫和顽童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他们的冷静和他们的急躁不相上下；他们的凶残与他们的温顺半斤八两。这样的状态是没有经过塑造的性情气质和缺乏教育的自然结果。没有什么事情能让这样的人惊讶，但每一件事情都能让他们慌张。要么因为害怕而瑟瑟发抖，要么勇敢地表现出英雄主义的气概。他们既会赴汤蹈火，也会望风而逃。
他们不知道原因和结果，不知道事件之间的联系。他们时而垂头丧气，时而斗志昂扬；他们总是受各种恐慌情绪的支配，要么情绪高涨，要么沮丧萎靡，从不会心平气和，也不会审时度势。比流水还要易变，反映各种思路，呈现各种形状。你能指望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呢？
幸运的是，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些在议会里能够遇到的所有特征，并不会经常表现出来。这样的议会只有在某些时刻才能构成群体。组成议会的个人在很多情况下依然保持着他们的个性，这也解释了议会为什么能够制定出杰出的技术性法律。有一点倒是真的：这些法律的制定者都是专家，他们都是在自己安静的书房里拟定这些法律的。实际上，拿来投票表决的法律都是个人的作品，而不是议会的作品。所以，这些法律自然是最棒的。只有当一连串的修改把它们转变为群体努力的产物时，它们才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一个群体的作品，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作品，总是比一个孤立个体的作品更低劣。是专家保护了议会，阻止它通过一些考虑不周或无法实施的法案。在这种情况下，专家是群体的临时领袖。不是议会影响了他，而是他影响了议会。
尽管有这些麻烦伴随着它们的运转，但议会依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好的政府形式。尤其是，我们发现，至少对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饱学之士来说，它是挣脱个人暴政之枷锁的最佳手段。总而言之，对组成文明精华的所有人来说，议会确实构成了理想的政府。
此外，实际上它们只表现出两个严重的危险。一个危险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另一个危险是对个人自由的日益趋紧的约束。
前一个危险是迫在眉睫的需要和选举群体缺乏远见的必然结果。假如一位议员提出一项表面上符合民主观念的议案。比方说，假如他提出一项确保所有工人获得养老金、给任何阶层的政府雇员加薪的议案，其他议员就会因为害怕选民而成为这一提议的牺牲品。他们不敢否决这项议案，因为那样做似乎忽视了后者的利益，尽管他们都心知肚明，这些措施会给预算带来新的压力，使得创立新的税种成为必要。增加支出的后果是远期的，未必会给他们本人带来不利的结果。至于反对票的后果，当他们下一届竞选连任的时候就会清楚地凸显出来。
除了这第一个扩大开支的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要紧的原因——投票赞成所有用于地方目的的拨款。任何一位议员都没法反对这种拨款，因为它们反映了选民的迫切需要，也因为每个议员要想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到他所要的东西，就必须同意同僚们的类似要求。②
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危险——议会对自由的必然约束——表面上不那么明显，但依然千真万确。它是无以数计的法律——它们总是提出限制性的措施——所带来的结果，对于这些法律，议会认为自己有义务投票赞成，但由于短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
这一危险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便是在英国这个确实提供了最深得人心的议会统治、议员最不受选民支配的国家，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危险。赫伯特·斯宾塞曾经在一本已经很老的著作中向我们显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定紧跟着真正自由的减少。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个人对国家》（The Individual versus the State）中，他又回到了这一论点，他这样表达自己对英国议会的看法：
自这一时期以来，立法机关一直遵循我所指出的那条路线。迅速增加的独裁措施不断地倾向于限制个人自由，这一点表现在两个方面。每一年都制定了很多法规，数量越来越多，在一些从前可以完全自由行动的事务上对公民进行限制，迫使他们去做一些他们从前依据自己的意愿或做或不做的事情。与此同时，越来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性的负担），通过减少个人收入中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支配的份额，以及通过增加公权部门从他这里拿走、并依据自己的喜好花掉的那部分的份额，从而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
这种对个人自由的日益趋紧的约束，在每个国家都有表现，其特殊的表现形式斯宾塞并没有指出来。正是这些数不清的立法措施——它们一般来说都是限制性的——的通过，不可避免地导致负责实施的政府官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力的增加。这样一来，这些官员往往成了文明国家名副其实的主人。他们的权力由于下面这个事实而变得更大：在持续不断的权力转移中，只有行政管理阶层没有被这些变动所触及，只有他们无需负责任，具有非人格性并永久性地存在下去。没有比表现出这三种特征的专制更加暴虐的专制了。
不断制定限制性的法律，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把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包围起来，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公民自由活动的领域被限制在越来越狭窄的范围之内。国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错觉：法律的增加更好地确保了平等与自由，他们每天都在同意忍受越来越繁重的束缚。他们同意这种立法，不可能不受惩罚。习惯于忍受每一种束缚，他们很快就会渴望被奴役，并丧失所有的自发性和活力。接下来，他们只不过是空虚的幻影，是消极、顺从而无力的机器人。
到了这个地步，个人注定要到外部去寻找自己身上已经再也找不到的力量。政府职能的增加，必然与公民的冷漠和无助成正比。它们必定表现出个人身上所缺乏的主动、进取和引导精神。它们注定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国家成了无所不能的神。而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神，其力量既不是很持久也不是很强大。
就某些民族的情况而言，尽管表面上的许可给了他们这样一种错觉：他们依然拥有自由，但这种对一切自由的日益趋紧的约束，既是特殊制度的产物，在同样程度上也是衰老所造成的结果。它构成了衰落阶段的前期征兆之一，迄今为止，任何文明都逃脱不了这种衰落。
根据过去的教训来判断，根据各方面都触目惊心的征兆来判断，我们的几种现代文明已经达到了衰落之前的那个极端衰老的阶段。所有民族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同样的生存阶段，因为历史看起来似乎总是重蹈覆辙。
很容易简短地指出文明演化过程中的这些共有的阶段，我将简要概括这些阶段，以此来结束。这幅急就的草图，或许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当前群体所拥有的那种力量的原因。
对于我们之前的文明，如果我们循着其演化的主线，对它们的伟大与衰亡的缘起做一番考察的话，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在文明的曙光初露之时，一群不同出身的人，因为移民、入侵和征服而碰巧走到了一起。这些人的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一样不同，让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的纽带，是一位首领所制定的半被认可的法律。群体的心理学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这些混杂的聚合体中。他们有短暂的群体的凝聚力，群体的英雄主义，群体的软弱，群体的急躁，以及群体的暴烈。在他们的联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稳定的。他们是野蛮人。
最后，时间完成了它的工作，环境的一致性，不断重复的种族融合，以及生活的必需，共同发挥了它们的影响。不同单位的集合开始融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种族，也就是一个拥有共同的特征和情感的聚合体，遗传将会使它变得越来越稳固。这群人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有能力脱离其野蛮状态。然而，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不断重复的斗争以及无数次从头开始，从而获得某种理想之后它才会彻底摆脱野蛮状态。这一理想的性质无关紧要。不管它是对罗马的崇拜，是对雅典的强盛，还是对真主的胜利，都足以赋予种族中的所有个体以情感和思想的完美统一。
在这一阶段，一种有它的制度、信仰和艺术的新文明得以诞生。这个种族在追求其理想的过程中，将会接二连三地获得一些赋予它以光辉、活力和宏伟所必须的品质。毋庸置疑，有时候它依然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从今往后，在它流动易变的群体特征之下，你会发现一个坚固的底层，也就是种族的禀赋，它把一个民族的变化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之内，从而抵消了偶然因素的作用。
在发挥它的创造性作用之后，时间便开始了破坏性的工作，无论是神还是人都逃脱不了这种破坏。一种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的程度之后，它便不再生长，而一旦停止生长，它就注定要迅速衰微，它暮年的时光也就这样到来了。
这一在劫难逃的时刻，其显著的标志始终是作为种族支柱的理想的衰弱。随着理想的日益暗淡，它所激发的一切宗教、政治和社会的结构也开始跟着动摇。
随着其理想的日益消亡，种族也就越来越失去那些给它带来凝聚力、团结和力量的品质。个体的人格力量和智力或许还会增长，但与此同时，伴随着品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减少，这个种族的集体自我就会被过度发展的个体自我所取代。原本构成了一个民族、一个统一体、一个整体的那种东西，到头来却成了缺少凝聚力的个体的集合，只能暂时通过传统和制度人为地使他们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一阶段，人们因为各自的利益和愿望不同而四分五裂，再也没有能力自治。事实上，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也需要有人来领导。于是，国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古老理想的完全丧失，种族的禀赋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它纯粹是一群孤立的个体，回到了它最初的状态——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一致性，也没有未来，它拥有乌合之众所特有的一切转瞬即逝的特征。它的文明如今毫无稳定性可言，任由每一种偶然因素的摆布。平民百姓至高无上，野蛮的潮水汹涌澎湃。文明因为拥有光鲜的外表——那是漫长过去的作品——看上去或许依然灿烂，但实际上，它是一幢正在崩塌的大厦，没有任何支撑，注定要在接下来的一场暴风骤雨中轰然倒塌。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一个民族从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状态，接下来，当这一理想失去它的优点时，便走向衰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