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牢固的信念
生物的解剖特征与心理特征存在着密切的相似性。在这些解剖特征中，我们可以遇到某些不变的、或者只有轻微改变的因素，改变它们所需要的时间要按地质年代来计算。除了这些固定不变、牢不可破的特征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些极其易变的特征，很容易借助饲养或园艺技术加以改变，有时候甚至使粗心大意观察者看不到基本的特征。
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在道德特征中看到。除了一个种族的固定不变的心理因素之外，我们还会遇到灵活可变的因素。由于这个原因，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念和意见的时候，我们总是发现，存在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嫁接了不断改变的意见，就像岩石上的流沙一样。
那么，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方面，我们有伟大而持久的信仰，它们历经千百年犹存，整个文明或许就是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之上。例如，这样的信仰过去有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有民族主义原则，以及当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其次，有一些短暂的、不断改变的意见，通常是一般观念的产物，每一个时代都能看到它们的诞生与消失；恰当的例子是一些塑造了文学和艺术的理论——例如，那些产生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等流派的理论。此类意见通常是表面的，像时尚一样多变。可以把它们比做一潭深水的表面上那些不断出现和消失的涟漪。
真正普遍化的信仰，数量非常有限。它们的兴起和衰落构成了每一个文明种族历史中的极点，构成了文明的真正构架。
很容易把转瞬即逝的意见灌输进民众的头脑，但要让一种持久的信念在其中牢固地扎下根来却殊非易事。然而，这种信念一旦牢固地确立，要想彻底根除同样困难。它通常只能以暴力革命为代价来加以改变。就连革命也只有在这一信仰几乎完全失去了对人们头脑的影响力时才能奏效。这样说来，革命也只能最终扫除那些差不多已经被人们抛弃的东西，只不过习惯的力量阻止它们被彻底丢弃。一次革命的开始，实际上就是一种信仰的终结。
一种伟大信仰在劫难逃的准确时刻很容易辨认，那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刻。每一种普遍信仰几乎都只是一种虚构，它存活的唯一条件是：不让它接受审视。
但即使当一种信念被严重动摇的时候，它所导致的制度习俗依然会保持其力量，只会缓慢地消失。最后，当信念的力量消失殆尽的时候，建立于其上的一切都会土崩瓦解，沦为废墟。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被宣判必须改变其文明中的一切因素，就不可能改变其信念。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的过程，直至它发现并采用一种新的普遍信念。在此之前，它必然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或缺的支柱，它们决定着观念的趋势。只有它们能够激发信仰，并创造责任感。
各民族一直清楚地知道获得普遍信仰的好处，凭本能懂得，信念的消失就是民族衰落的信号。就罗马人而言，对罗马的狂热崇拜就是使他们能够征服世界的信念，当这一信念熄灭的时候，罗马灭亡的厄运也就在劫难逃。至于那些摧毁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获得某些被普遍接受的信念时，他们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凝聚力，并摆脱无政府状态。
各民族在捍卫它们的意见时总是表现出不宽容，这显然并非毫无来由。这种不宽容，最开始是针对来自哲学立场的批评，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代表了最必不可少的优点。在中世纪，正是为了寻找或坚持普遍信念，才有那么多的受害者被送上了火刑柱，才有那么多的发明者和改革者，即便逃过了殉道，也不免在绝望中死去。也正是为了捍卫这样的信念，世界才经常陷入可怕的混乱场景，才有数百万人战死沙场，今后还会有人马革裹尸。
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不过，一旦它明确地扎下了根基，它的力量就在很长时期里不可战胜，不管从哲学上看它是多么虚假，但它能影响最有智慧的头脑。欧洲各民族难道不是在15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认为那些像摩洛神的传说一样野蛮①的宗教神话是不容置疑的吗？上帝因为他的一个被造物的不服从，而对他自己的儿子施加可怕的折磨，以此报复自己，这个传说的极其荒谬千百年来一直无人察觉。像伽利略、牛顿和莱布尼茨这样强有力的天才，一刻都不曾想到过质疑此类教义的真实性。说到普遍信念的催眠作用，最典型的莫过于这一事实，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这更明确无误地表明：我们的智慧有着令人羞愧的局限性。
新的教义一旦在民众的头脑里牢固地确立，立即就会成为其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赖以发展的灵感之源。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人们的头脑所发挥的影响是无条件的。实干家们一门心思只想实现被普遍接受的信仰，立法者们只想把它付诸应用，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只关注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它。
从基本信念中可以产生出一些转瞬即逝的附属观念，但它们始终带有它们赖以产生的那种信念的印记。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阿拉伯的穆斯林文明，全都是少数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文明当中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成分，都留有它们的印记，并使得人们一眼就能认出它们。
因此，多亏了这些普遍信念，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在类似的传统、意见和习俗所组成的网络中发展，他们摆脱不了这些东西的桎梏。在行为上，人们首先受到他们的信念的支配，也受到作为这些信念的产物的习俗的支配。这些信念和习俗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行为，最独立自主的精神也逃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才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与它作斗争。台比留和拿破仑确实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摩西、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却从他们的坟墓深处对人类灵魂实施着更加深刻的专制统治。一场阴谋可以推翻一个暴君，但对付根深蒂固的信念能借助于什么呢？正是在反对罗马天主教的暴力斗争中，法国大革命被打败了，尽管民众的同情明显站在它这一边，尽管它所诉诸的破坏性手段就像宗教裁判所一样残酷无情。人类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始终是对死者的记忆，或他们为自己编造的幻想。
哲学上的荒谬常常是普遍信念的标志，但这种荒谬从来都不是它获胜的障碍。实际上，这种信念如果没有提供了某种神秘的荒谬的话，它们的胜利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今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明显缺陷并不会阻止他们在民众当中大获成功。这一思考所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跟所有宗教信仰比起来，它们确实低劣，前者所提出的幸福理想只能实现于来生，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反驳它。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却打算在人间实现，因此，只要作出实现这一理想的努力，其允诺的空头支票就立即暴露无遗。与此同时，这种新的信仰就会失去它的威望。因此，它的力量只会增长到它赢得了胜利，并从实践上开始实现自己的那一天。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新宗教尽管像之前的所有宗教一样从破坏性的影响开始，但在未来，它却没有能力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2．变化无常的群体意见
在牢固信念——我们刚刚论证了它的力量——的底层之上，还可以发现各种意见、观念和思想，层层叠叠地发展出来，它们连续不断地出现和消失。其中有些仅仅存在一天，更重要的那些也很少能活过一代人的光景。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意见所发生的改变有时候比实际上更加表面，它们始终受到种族因素的影响。例如，当我们仔细考察法国的政治制度时，便会看到，那些看上去截然不同的党派——保皇党人、激进分子、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等——竟然有着完全一样的理想，这一理想完全取决于法兰西民族的心理结构，因为在其他民族中可以发现完全相反的理想却被冠以类似的名称。不管是给意见所取的名称，还是骗人的改头换面，都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大革命时期的人，在拉丁文学中浸淫甚深，他们的眼睛紧盯着罗马共和国，采用了它的法律，它的束棒，它的宽袍，但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因为后者是在有着强大历史暗示的帝国治下。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古代的信念在其表面变化之下究竟是什么东西维持它们的存在，要在变动不居的意见当中辨认出由普遍信念和种族禀赋所决定的部分。
如果缺乏这种哲学上的考察，你可能会以为，民众总是频繁而随意地改变他们的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一切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还是文学的，似乎都证明了情况确实如此。
我们不妨以法国历史上很短的一段时期为例，即1790至1820年这30年的时间，也就是一代人的光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起初支持君主政体的民众后来变得非常革命，接下来非常拥护帝制，最后再一次支持君主政体。在宗教问题上，民众在同样一段时间里，先是从天主教转向无神论，然后转向自然神论，最后又回到了最明显的天主教形式。这些改变不仅发生在平民大众当中，而且还发生在那些指导他们的人当中。我们吃惊地注意到，国民议会中的一些杰出之士，国王的死敌，那些既不信神也不信主子的人，竟然成了拿破仑谦卑的仆人。后来，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又虔诚地举着蜡烛走在宗教的队列中。
在接下来70年的时间里，群体意见的改变也多不胜数。本世纪初的“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人统治下成了法国的盟友；两度遭到法国入侵的俄罗斯，曾经心满意足地看待法国的逆转，后来也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连续不断的意见改变得更加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等等，走马灯似的依次涌现和消亡。昨天受到欢呼喝彩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便遭到深刻的鄙视。
然而，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上的变化时，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所有那些与种族的普遍信念和情绪相对立的东西，都只是昙花一现，被改变方向的河流很快就重回正道。与种族的任何普遍信念和情绪毫无关联的意见，都不具有稳定性，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或者——如果你更喜爱这样表述的话——依据周围环境的不同而不断变化。通过暗示和传染形成的意见，总是转瞬即逝。它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像海岸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现如今，变化无常的群体意见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这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古老的信念正日益失去它们的影响力，它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当下的短暂意见。普遍信念的衰微，为一大堆既无过去亦无未来的偶然意见清理了场地。
第二个原因是，群体的力量正与日俱增，这股力量受到的制衡越来越少。观念的极端易变性——我们已经看到，群体的观念尤其如此——可以畅通无阻地表现出来。
最后，第三个原因是新闻媒体最近的发展，通过媒体的作用，各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被连续不断地带到民众的面前，吸引他们的关注。每一种个别意见可能导致的暗示很快就被相反性质的暗示所消灭。结果是，没有一种意见成功地得以普及，它们的存在全都是昙花一现。现如今，一种意见还没来得及得到足够广泛的接受而成为普遍意见，便已寿终正寝。
这些不同的原因导致了世界史上一种全新的现象，也是当今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现象——我指的是政府在引导舆论上的无力。
在过去，而且是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政府的行动及几个作家和少数报纸的影响，构成了公共舆论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作家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报纸只是反映民意。至于政治家，他们非但引导不了舆论，反而只能跟在舆论后面追之唯恐不及。他们害怕舆论，有时候几乎是恐惧，这导致他们总是采取完全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于是，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今天，它甚至发展到了可以迫使国家结盟的程度。正如我们最近在法俄联盟的实例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次结盟完全是一场民众运动的结果。当前的一个古怪症状是，我们注意到，教皇、国王和皇帝们竟然也同意接受采访，以显示他们愿意把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交给民众去评判。从前，说政治不能感情用事可能是对的。现如今，政治越来越多地受制于易变群体的冲动，他们丝毫不受理性的影响，只能被情绪所引导，这时候我们还能说同样的话吗？
从前引导民意的媒体，如今也像政府一样，不得不在群众力量的面前俯首帖耳。毫无疑问，它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那只是因为它完全反映了民众的意见及其持续不断的变化。媒体纯粹成了提供信息的机构，于是也就放弃了宣扬观念或学说的所有努力。它亦步亦趋地追随公众思想的所有变化，之所以这样做，是迫于竞争的需要，否则就会失去读者。过去那些古板而有影响的媒体，比如《立宪者报》（Constitutionnel）、《辩论报》（D巄ats）和《世纪报》（Si巆le），被上一代人视为神谕的宣示者，如今要么已经消失，要么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夹杂在轻松短文、社会琐闻和金融吹嘘之间。今天没有一家报纸阔气到足以允许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个人观点，而且，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和娱乐、而怀疑一切经过思考的断言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观点也没什么分量。就连批评家也不再能够确信一或一出戏的成功。他们能够造成损害，但不能提供服务。这些报纸都知道，任何东西在形成批评或个人观点上都毫无用处，于是它们压制文学批评，仅限于提一下书名，再加上两三行“吹嘘”。不出20年的时间，同样的命运或许会降临到戏剧批评的头上。
现如今，密切关注民意成了媒体和政府的当务之急。一个事件、一项立法动议、一场演说所产生的效果，正是它们需要立即知道的东西。这项任务并不轻松，因为最灵活多变的东西莫过于民众的想法，最常见的情形，莫过于他们今天痛骂昨天鼓掌喝彩的东西。
完全不存在任何种类的民意引导，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其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们对每一种秩序的信念都存在着极端的分歧，民众对不是明确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每一件事情都漠不关心。诸如社会主义之类的信条问题，只能在大字不识的阶层，比如在矿山和工厂的工人当中，招募到自吹真心相信的支持者。中产阶级的底层成员，以及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工人，要么成为彻头彻尾的怀疑论者，要么抱持极不稳定的意见。
在过去的25年里，受到这方面影响的演变十分惊人。之前的那段时期，尽管离我们比较近，但民众的意见仍然有一定的总体趋势，主要源自于接受了某种基本的信念。仅凭一个人是个君主制拥护者这一事实，他就不可避免地对历史、对科学拥有某些明确的观念；而仅凭他是个共和主义者这一事实，他的观念就会完全相反。一个君主制拥护者非常清楚地知道，人不是从猴子变来的；而共和主义者同样心知肚明，猴子确实是人类的祖先。说到法国大革命，君主制拥护者必然带着恐惧，而共和主义者一定满怀崇敬。有些名字，比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必须以宗教虔诚的口吻说出来；而另一些人的名字，比如恺撒、奥古斯都和拿破仑，在提到的时候必须辅之以酣畅淋漓的痛骂。即使是在法国的巴黎大学，这种幼稚的理解历史的方式也很普遍。②
在今天，由于讨论和分析，所有意见都失去了威望。它们与众不同的特征很快就消磨殆尽了，能够幸存下来唤起我们激情的寥寥无几。所以，现代人变得越来越漠不关心。
民意的普遍消磨大可不必痛加惋惜。这是民族生活衰退的征兆，这一点倒是无可争辩的。毫无疑问，那些力大无边的人，那些有着几乎是超自然洞察力的人、使徒以及民众领袖，简而言之，就是有着真诚而强大信念的人。他们所发挥的巨大力量，远远大于那些否定、批评或漠不关心的人。但千万别忘了，考虑到目前民众所拥有的力量，假如一种意见获得了足以让人们普遍接受的威望，它很快就会被赋予某种典型的力量，一切都会在它的面前俯首帖耳，自由讨论的时代也将长期关闭。有时候，民众是轻松随和的主人，就像黑利阿加巴卢斯和台比留一样，但他们也极其变化莫测。一种文明，当民众占上风的时刻到来的时候，要想长期持续下去，恐怕只有靠运气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暂时延缓它的毁灭，那恰恰是民意的极端不稳定以及民众对所有普遍信念的漠不关心。
——【注释】
① 我这里说的野蛮只是从哲学意义上讲。实际上，它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1500年来，使人类窥见了那些充满令人心醉神迷的梦想和希望的国度，此外他们并不想知道更多。
② 从这个观点看，法国官方历史教授的有一些篇章非常古怪。它们也证明了法国盛行大学教育体系所发展出来的批评精神多么缺乏。我不妨引用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朗博先生的《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中的两段话作为例证：
“攻占巴士底狱不仅是法国历史上而且是整个欧洲历史上的一次高潮事件，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谈到罗伯斯庇尔，我们万分震惊地读到：“他的独裁统治尤其是建立在民意、信念和道德权威基础之上的统治，是一种掌握在品德高尚者手里的教皇权位。”
卷三
不同群体的分门别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