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了群体的精神构造，我们还知道了什么样的动机能够影响群体的头脑。尚待研究的是，如何使这些动机起作用，以及谁能够有效地实际利用它们。
1．群体的领袖
一定数量的活物（不管是动物还是人）一旦聚集在一起，马上就会本能地把自己置身于一位首领的权威之下。
就人这一群体而言，首领常常只不过是一个小头目或煽动者，但他实际上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他的意志是核心，群体的意见围绕在这一核心的周围，并获得一致性。他构成了走向异质群体组织的首要因素，并为他们的组织、为宗派铺平了道路。一群乌合之众就像一群温顺的绵羊，如果没有主人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领袖在刚开始常常也是被领导者中的一员。如果他自己被某个观念给迷住了，打那之后，他就成了这一观念的使徒。这一观念让他痴迷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它之外的一切都消失不见了，而且，一切相反的意见在他看来都是谬误或迷信。一个十分恰当的例子是罗伯斯庇尔，他被卢梭的哲学观念给迷住了，使用了宗教裁判所的手段来传播这些观念。
我们所说的领袖，更多的是行动者，而不是思想者。他们并没有目光敏锐、深谋远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天赋，因为这一天赋通常会导致怀疑和静止。他们特别容易从那些神经兮兮、容易激动、半疯半痴的人当中招收到新成员。他们所抱持的观念，或者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无论多么荒谬，他们的信念都是如此坚定，以至于所有的理性思考对他们都不起作用。蔑视和迫害对他们毫无影响，或者只会起到刺激他们更加坚定的作用。他们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的家庭甚至他们的一切。自我保护的本能完全从他们身上消失了，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们乞求的唯一回报常常是殉难。他们强烈的信仰，赋予他们的言辞以巨大的暗示力量。人民大众总是乐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的意见，他懂得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聚集成群的人完全丧失了意志的力量，本能地转向那个拥有他们所缺乏的品质的人。
民族从来都不缺领袖，但绝非所有领袖都能够被使徒们所特有的那些坚定信念所激励。这些领袖常常是一些狡猾的雄辩家，只寻求他们的个人利益，极力通过迎合这种低劣的本能去说服别人。他们以这种方式所发挥的影响力或许很大，但它总是转瞬即逝。那些拥有狂热的信念、能够搅动群体灵魂的人，隐修士彼得们，路德们，萨伏那洛拉们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仅仅在他们自己首先被一种信条给迷住之后，才发挥他们的魔力。接下来，他们就在追随者的灵魂中唤起一种被称做信仰的可怕力量，使得其他无条件地成为自己实现梦想的奴隶。
唤起信仰——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不管信仰的对象是一部作品、一个人还是一种观念——始终是那些伟大的群体领袖在发挥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影响力总是非常大。人类可支配的所有力量当中，信仰一直是最巨大的力量之一。福音书认为它具有移山倒海的力量，诚非虚言。赋予一个人以信仰，就是使他的力量增加十倍。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信徒引发的，除了他们的信仰之外，很少有他们支持的东西。无论是影响世界的伟大宗教，还是从西半球扩张到东半球的帝国，它们的建立都不是借助于饱学之士或哲学家，更不是借助于怀疑论者。
然而，上面引用的这些实例涉及的都是伟大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历史很容易把他们算清楚。他们构成了一个连续系列的顶峰，上自这些强大有力的主子，下至最底层的工匠。在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他不断地把只言片语灌输进伙伴们的耳朵里，从而慢慢地使之痴迷，而对于这些话的含义，他们自己也不甚了了，但据他们说，只要把这些付诸实践，就必定能实现一切梦想和希望。
在每个社会圈子里，从最高到最低，一个人一旦不再是孤家寡人，他很快就会处在某个领袖人物的影响之下。大多数人，尤其是在平民大众当中，对他们自身专业之外的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晰而合理的概念。领袖人物充当了他们的向导。但也有可能，他被定期出版物所取代，虽说效果要大打折扣，但是这些出版物为读者制造舆论，为他们提供一些现成的短语，免去了他们理性思考的麻烦。
群体的领袖行使着专横独断的权力，这种专制实际上是他们获得追随者的一个条件。常常有人谈到，他们尽管没有支持其权威的任何手段，却能轻而易举地让工人阶级当中最狂暴的那部分人乖乖地服从他们。他们敲定劳动时间和工资率，他们下达罢工的命令并决定罢工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现如今，这些领袖和煽动家越来越倾向于篡夺公权部门的位置，而后者则越来越听任于自己的权威受到质疑，自己的力量被人削弱。这些新主人的专制暴政所带来的结果是：民众对他们的服从比对任何政府的服从更加驯服得多。如果由于这样那样的意外，领袖不得不离开现场的话，这群乌合之众就会回到最初的集体状态，没有任何凝聚力或抵抗力。在巴黎公共马车雇员举行的一次罢工中，逮捕两位指挥罢工的领袖，就足以让罢工立即结束。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对自由的需要，而是对奴役的需要。他们如此倾向于服从，以至于任何人只要宣称自己是他们的主人，他们都会本能地对他俯首帖耳。
这些头目和煽动家可以分为界限分明的两类。第一类包括那些精力充沛、拥有（不过是间歇性地拥有）强大意志力的人，第二类人比前一类人要少得多，他们的意志力是持久的。前者狂暴、大胆、鲁莽，对于指挥突然决定的暴力行动、带领人们冲锋陷阵、把昨天刚加入的新人转变成英雄之类的任务，他们特别有用。第一帝国时期的内伊和缪拉就是这一类人物，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加里波第，他是一个尽管庸碌无能但精力充沛的冒险家，曾领着一小撮人成功地攻克了古老的那不勒斯王国，尽管守卫它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
尽管这一类领袖人物的活力是一种值得认真考量的力量，但它是短暂的，很少比使之发挥作用的激发诱因更持久。当他们回到他们的生活常轨的时候，被这种活力所激励的英雄常常显露出惊人的性格弱点，就像我刚才引用的那些人的情形一样。他们在最简单的环境下似乎都不能反思和控制自己，尽管他们有能力领导别人。这些领袖人物只有在下面这些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他们自己必须受别人领导，并不断受到刺激，始终要有一个人或一种观念作为他们的灯塔，要有清楚划定的行动路线供他们遵循。而第二类领袖，也就是那些拥有持久意志力的人，尽管不那么光彩夺目，但他们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在这一类领袖当中，可以找到宗教和伟大事业的真正创立者，例如，圣保罗、穆罕默德、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雷赛布，都是这样的领袖。他们是不是聪明，是不是心胸狭窄，都无关紧要，因为世界属于他们。他们所拥有的持久意志力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能力，所向披靡，无坚不克。强大而持久的意志所能够做到的事情，并不总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赏识。没有什么能抵抗它，不管是自然、神，还是人。
关于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实现什么，那个把世界分成东西两半的杰出人物为我们提供了最近的例证，他所完成的那项任务，在过去三千年里有一些最伟大的君主曾经尝试过，但都白费力气。他后来在一项同等的事业中失败了，但那是由于他年事已高，一切都会屈服于衰老，意志也不例外。
如果要展示仅凭意志的力量能够做成什么，只需详细讲述开凿苏伊士运河所克服的重重困难的历史即可。一位目击证人卡萨利斯博士，以引人注目的几行文字，概括了这项伟大工程的作者所讲述的整个故事：
一天接一天，一事接一事，他讲述了这条运河的惊人故事。他讲到了他不得不战胜的一切，他如何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他遭到的一切反对，跟他作对的联盟以及他所经历的失望、挫折和失败，这些都没能使他灰心丧气、消沉沮丧。他回忆起英国如何跟他作对，无休无止地攻击他，埃及和法国如何犹豫不决，法国领事官在工程初期如何带头反对他，还有他所遇到的反对的性质，有人从一开始就拒绝给他们淡水，试图使他的工人因为口渴而开小差；他还讲到，海军部长和工程师们——他们都是很有责任感的人，经验丰富，受过科学训练——全都自然而然地反对他，全都站在科学的立场，言之凿凿地断定灾难近在眼前，计算出了它的来临，预言某日某时发生，就像预测日食一样。
讲述所有这些伟大领袖生平的书，里面包含的名字不会太多，但这些名字都跟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
2．领袖发挥作用的手段：断言、重复与传染
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内鼓动一个群体，诱使他们干出任何性质的勾当——比方说，洗劫一座宫殿，或誓死守卫一个要塞或街垒——就必须通过迅速的暗示作用于这个群体，就其效果而言，榜样的力量是最强大的。然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事先为这个群体准备某些环境条件，尤其是希望对他们发挥影响的人应该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一品质作进一步研究，我把它命名为“威望”。
然而，如果打算把一些观念和信仰——比方说，现代社会理论——灌输进一个群体的头脑里，领袖人物就会借助不同的权宜之计。其中有三种手段最重要，而且界定明确，这就是：断言、重复和传染。它们的作用有点缓慢，但一旦生效，就会非常持久。
纯粹而简短的断言，摒弃了所有的推理和证明，是把某种观念灌输进群体头脑的最有把握的手段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明扼要，看上去越是没有任何证明和论证，它就越有分量。所有时代的宗教书籍和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治家以及借助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都熟悉断言的价值。
然而，除非不断重复，而且要尽可能用同样的措辞重复，否则断言并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记得拿破仑曾经说过，修辞学中只有一招真正重要，那就是重复。通过重复的手段予以断言的事情，将以这样的方式固定在人们的头脑里，以至于到最后它被当做已经证明的真理而被接受。
当你看到重复对最开明的头脑所发挥的巨大威力时，它对群体的影响力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力量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不断重复的陈述，最终会牢牢地嵌入我们无意识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那里打造成形。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我们已经忘掉了谁是这个重复断言的开创者，我们最终相信了它。广告的惊人力量要归因于这一情况。当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X牌巧克力最棒的时候，我们就想象着自己听到四面八方都这样说，我们最后确信：这就是事实。当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Y牌药粉为一些最著名的人物治好了最顽固的疾病，当我们患上了同一种疾病的时候，最后忍不住也要尝试一下。如果我们总是在同样的报纸上读到张三是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李四是个最诚实的人，我们最终会确信这就是事实，除非我们从另外的报纸上读到了正好相反的观点，把这两个人的品质颠倒了过来。只有断言和重复，才有足够的力量彼此互搏。
当一个断言得到足够多的重复的时候，而且在重复中始终保持一致的话——就像在某些富到足以购买各种帮助的著名金融企业中所发生的那样——所谓的舆论趋势就形成了，强有力的传染机制开始介入。观念、情绪、情感和信仰在群体中拥有着像细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这一现象非常自然，即使当动物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能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假如马厩里的一匹马啃咬它的食槽，其他马就会跟着仿效。一阵恐慌攫住了少数几只羊，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羊群。在聚集成群的人中间，所有情绪也会迅速传染，这就解释了恐慌的突发性。在专门治疗疯子的医生当中，发疯的频繁早已臭名昭著。事实上，最近人们提到的一些疯病，例如广场恐惧症，可以从人传染给动物。
对于接受传染的个人来说，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些事件使所有人的头脑都产生一种独特的倾向和群体独有的特征，在此类事件的影响下，传染的作用可以隔着很远的距离感受到。当人们的头脑已经做好准备，可以通过上文研究过的那些间接因素来接受这种影响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一个恰当的例子是1848年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在巴黎爆发之后，迅速传遍欧洲大部分地区，撼动了很多王座。
社会现象中的很多影响被归因于模仿，但实际上，这样的模仿只不过是传染的结果。我已经在别的著作里展示过它的影响，这里，我只想抄录我在15年前就这个问题所说过的话。另外一些作者在最近的出版物中发展了我的这些观点。
像动物一样，人也有一种自然的模仿倾向。模仿对他来说是必然的，假如模仿十分容易的话。正是这种必然性，使得所谓的时尚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不管是意见、观念、文学表达，抑或仅仅是穿着打扮，究竟有几个人足够大胆到敢跟时尚对着干？引导民众的，是榜样，而不是论证。任何时期都存在少数有个性的人跟其余的人作对，并被无意识的大众所仿效。然而，这些有个性的人不能太过明显地跟公认的观念不一致。假如他们这样做，模仿他们就太难，他们的影响力就等于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太超前于时代的人通常对时代毫无影响。分隔线被标示得太过强烈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欧洲人尽管有种种文明的优势，但对东方民族的影响微不足道，二者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
过去与互相模仿的双重作用，从长远来看，将会使得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期的所有人都非常相似，即使在那些似乎注定要逃过这一双重影响的个人身上，比如哲学家、饱学之士和文人，思想和风格也有一种类似的气息，使得我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所属的时代。用不着跟一个人交谈太长时间，你就能彻底了解到，他读什么书，他惯常的工作是什么，以及他的生活环境如何。
传染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不仅能把某些观念强加给个人，而且还能迫使他接受某些情感模式。传染导致某些作品——就以《唐豪瑟》（Tannhauser）为例——在某个时期被人所轻视，而几年之后，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原先的主要批评者的赞赏。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特别容易通过传染，但决不能通过推理来传播。眼下在工人阶级当中流行的那些观念，都是作为断言、重复和传染的结果在酒馆里获得的。事实上，每个时代群体信仰的创造模式几乎没什么不同。勒南在基督教的创立者们与“在不同的酒馆之间传播其观念的社会主义工人们”之间公正地作了一番比较；而伏尔泰在谈到基督教的时候早就指出：“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信奉它的都是些最卑劣的乌合之众。”
你会注意到，在类似于我刚刚引用的那些实例之中，传染一旦在平民阶层中开始发挥作用，就会向更高的社会阶层蔓延。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信条那里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它们正被一些将成为其最早受害者的人所信奉。传染是一股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在它的影响下，就连个人的利益关切都消失得不见踪影。
这一点也解释了下面这个事实：平民百姓所接受的每一种观点，最后总是以强大的活力灌输进最高的社会阶层中，不管这一观点的荒谬性有多么明显。底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这种反作用更加奇怪，因为群体的信念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某种更高深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在它演化的那个领域却一直没有什么影响力。领袖人物和煽动家被这一高深的观念所征服，便牢牢地抓住它，歪曲它，并创造一个重新歪曲它的宗派，然后在民众中间传播它，而民众便把这一歪曲的过程带向更远。这一观念于是成了一种深受欢迎的真理，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它的发源地，从而对一个民族的上层阶级发挥影响。从长远来看，是智力塑造着世界的命运，但方式极为间接。当这些观念由于我刚刚描述的那个过程而大获全胜、修成正果的时候，当初发展这些观念的圣哲贤人早已化做尘土。
3．威望
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来传播的观念，由于下面这个情况而被赋予了巨大的力量：它们最终获得了那种被称做威望的神秘力量。
世界上的统治力量不管是什么，无论它是观念还是人，主要都是借助“威望”这个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来推行它的权威。它是一个这样的词语：人人都理解它的意义，但使用方式却大不相同，因此很难加以定义。威望可能涉及到像钦佩或恐惧这样的情绪。偶尔，这些情绪甚至是它的基础，但它完全可以没有这些情绪而存在。最大的威望被死去的人所拥有，也就是被我们不再害怕的人所拥有。比方说，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佛陀。另一方面，有些子虚乌有的存在我们并不钦佩——例如印度地下神庙里那些可怕的神——但它们由于被赋予了巨大的威望，依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威望实际上是某个人、某部作品或某种观念对我们头脑的控制。这种控制使我们的批评能力完全瘫痪，让我们的灵魂中充满了惊讶和敬畏。它所激发的情感是无法解释的，就像所有情感一样，但它看上去跟那种使一个人为之痴迷的魔力似乎并无不同。威望是一切权威的主动力。无论是神、国王还是美女，没有它都神气不起来。
各种不同的威望可以归为两大类：后天获得的威望和个人威望。后天获得的威望来自于名气、财富和荣誉。它可以不依赖于个人声望；相反，个人威望本质上是个人所特有的某种东西。它可以跟名声、荣誉和财富共存，或者得到它们的增强，但如果没有这些，它也完全可以存在。
后天获得的威望，或人为的威望，最为常见。一个人如果拥有一定的地位，拥有一定的财富，或者拥有某些头衔，仅凭这些就足以赋予他某种威望，无论他的个人价值多么微不足道。一个身穿制服的军人，一位身披法袍的法官，总是享有一定的威望。帕斯卡尔曾经非常恰当地指出，法袍和假发对法官来说必不可少，没有这些，他们的权威就会损失大半。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看到王公贵族的时候也总是多少有所触动。拥有这样的头衔，使得对商人的劫掠成为一桩轻而易举的事。②
我刚刚说到的那种威望都是由人来体现的，可以与之并驾齐驱的，是各种意见、文学和艺术作品等等所体现的威望。后一种威望常常只不过是累积重复的结果。历史，尤其是文学史和艺术史，只不过是同样判断的重复，没有人劳心费力去证实这些判断，到头来，人人都重复他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直到出现了一些没人敢乱说的名称和事物。对一个现代读者来说，仔细品读《荷马》无疑会导致极大的厌倦。但谁敢这样说呢？帕台农神庙，就其现状而言，是一片糟糕透顶的废墟，一点意思也没有，但它被赋予了极高的威望，以至于在我们看来，它似乎并不是它实际上的样子，而是伴随着历史的记忆。威望的特征阻止我们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看待它们，并使我们判断力完全瘫痪。群体——通常还包括个体——总是需要关于所有问题的现成观点。这些观点的流行，并不取决于它们所包含的内容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而仅仅受制于它们的威望。
现在，我来谈谈个人威望。它的性质与我刚才提到的人为的或后天获得的威望大不相同。它是一种天赋，不依赖于一切头衔和权力，只被少数人所拥有，它使得这些人能够对他们身边的人发挥令人痴迷的魔力，尽管这些人的社会地位跟他平起平坐，而且他们也没有非常的控制手段。他们迫使自己身边的人接受他们的观念和情感，人们对他们俯首帖耳，就像吃人不眨眼的野兽对驯兽师服服帖帖一样。
一些伟大的民众领袖，像佛陀、耶稣、穆罕默德、圣女贞德和拿破仑，都拥有极高程度的这种威望。他们所达到的地位，尤其要归功于这种天赋。各种神、英雄和教义，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向披靡，皆有其内在的力量。它们是不容讨论的：实际上，只要一讨论，他们立马消失得不见踪影。
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伟大人物，早在他们成名之前就拥有了迷倒众生的神奇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他们就不可能名扬天下。很显然，例如，处在荣耀顶峰的拿破仑，仅仅因为他的权力便享有了威望。但是，当他还没有权力、完全默默无闻的时候，他便在部分程度上被赋予了这种威望。当他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将军的时候，多亏了权势人物的保护，他被派去指挥意大利的军队。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群粗暴的将领中间，他们盘算着给督政府派来的这位年轻的闯入者一个下马威。从一开始，从第一次会见时起，没有借助于任何演说、姿态或威胁，他们一看到这个即将成为伟大人物的人，便立即被他征服了。关于第一次会见，泰纳从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取材，提供了一段有趣的描述：
师部的将军当中包括奥热罗，一个有点霸道的人物，粗鲁无文，勇猛过人，为自己的高大魁梧和勇敢无畏而自豪。他气哼哼地来到参谋部的驻地，对巴黎派给他们的那位小个子暴发户不以为然。依据他们所得到的关于此人的描述，奥热罗的态度倾向于傲慢和不服从。一个巴拉斯的宠儿，一个因葡月事件而得到军衔的将军，在学校里因街头斗殴而闻名，因为总是在孤独中思考而被视为乖戾，相貌不佳，而且有着数学家和梦想家的名声。他们被人领来了，波拿巴让他们一直在那里等候。终于，他出现了，腰佩宝剑。他戴上帽子，说明了他所采取的措施，下达了命令，然后让他们解散。奥热罗一直默不做声，直至来到了外面，他才恢复了沉着自信，能够像惯常那样骂骂咧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同意马塞纳的观点，这个小个子魔鬼将军让他不由得肃然起敬。他理解不了从一开始就把他压倒的那种气势。
成了大人物之后，拿破仑的威望随着他的荣耀一起与日俱增，在那些效忠于他的人眼里，他的威望至少跟神的威望不相上下。旺达姆将军是一个粗人，大革命时期典型的军人，比奥热罗更残忍无情，更精力充沛。1815年的某一天，当他跟德·奥纳诺元帅一起登上杜伊勒里宫的台阶时，他对元帅谈到拿破仑：“那个魔鬼般的家伙对我发挥着一种神奇的魔力，我自己也解释不了。虽说我既不怕上帝也不怕魔鬼，但每当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像个小孩一样哆嗦起来，他可以让我穿过针眼，赴汤蹈火。”
拿破仑对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都有同样的魔力③。达武在谈到马雷和他自己的忠诚时曾说：“要是皇帝对我们说：‘应该毁灭巴黎，别让一个人活着或跑掉，这对我们的政策来说利害攸关。’我敢肯定，马雷会严守秘密，但他免不了因为让自己的家人离开巴黎而连累自己。另一方面，我则会因为害怕泄露实情而让我的妻儿留下来。”
必须记住这一命令的魔力所发挥的惊人力量，才能够理解拿破仑从厄尔巴岛不可思议地卷土重来，孤身一人面对一个对他的暴政想必已经深感厌倦的伟大国家的全部组织化力量，闪电般地征服了法国。他仅仅看了一眼那些被派来抵挡他并发誓要完成自己使命的将军，他们全都不约而同地俯首称臣。英国的威灵顿将军写道：
拿破仑，一个来自他的王国厄尔巴小岛的逃亡者，几乎是单枪匹马在法国登陆，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便兵不血刃地推翻了合法国王治下的所有组织化权威；一个人要证实自己的个人优势，还有比这更惊人的方式吗？但在他这场最后的战役中，从头至尾，他对同盟国所发挥的优势多么显著，迫使它们让自己牵着鼻子走，差一点把它们彻底打垮。
他的威望比他本人的寿命更长，而且继续发展。正是他的威望，使他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侄子当上了皇帝。直到今天，关于他的传说依然不断被重新提起，这足见人们对他的记忆多么深刻有力。随心所欲地虐待人们，为了一次次入侵而让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如果你拥有足够的威望以及维持这种威望的天才，人们就允许你做所有这一切。
毫无疑问，我在这里引用的是威望的一个十分不同寻常的例证，但为了解释一些伟大宗教、伟大学说和伟大帝国的起源，援引这个例证是有用的。要不是因为威望对民众所发挥的影响，这样的发展将是无法理解的。
然而，威望并不只是建立在个人优势、显赫战功和宗教恐怖的基础之上。它还有一个更普通的起源，其威力也更加可观。我们这个世纪提供了几个例证。其中最惊人的、世世代代会被后人想起的一个例证，是一位杰出人物的历史所提供的。他把大陆一分为二，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和各民族的商业关系。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计划，这是因为他拥有强大的意志力，更是由于他对周围的人所发挥的那种令人痴迷的魔力。为了克服他所遇到的一切反对，他只要展示自己就行。他说话简明扼要，面对他的个人魅力，他的反对者都成了他的朋友。英国人特别卖力地反对他的计划，他只需在英国露面，就可以争取到所有的赞成票。在晚年，当他路过南安普敦时，所过之处，钟声齐鸣；现如今，英国正在发起一场运动，要求为他建造一座纪念雕像。
“在征服了必须征服的一切——人和事、沼泽、岩石和沙地——之后”，他不再相信还有什么障碍，希望在巴拿马再开挖一条苏伊士运河。他再一次开始用老方法着手这项计划，但他已经上了年纪，此外，纵有移山之志，如果那山太高的话也是移不了的。大山抵抗了，接踵而至的灾难毁掉了围绕着这位英雄的荣誉光环。他的生平让我们懂得，威望如何发展，又如何消失。在实现了足以与历史上最著名的英雄相媲美的伟大功绩之后，他被本国的行政长官们降低到了最卑鄙罪犯的行列。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棺木穿过冷漠的人群，没有送葬的队伍，只有外国的统治者把他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怀着敬意纪念他。④
刚刚引用的这些事例依然代表了极端案例，但要想更细致地界定威望的心理学，就必须把它们置于一系列事例中的极端，其范围从宗教和帝国的创立者到那些用一件新的外套或装饰极力让自己的邻居眼花缭乱的个人。
在这一系列事例的两个极端之间，文明中的不同因素——科学、艺术、文学等等——所导致的一切形式的威望都会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我们还会看到，威望构成了说服力的基本因素。拥有威望的生命、观念或事物，由于传染的作用，而立即被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模仿，迫使整整一代人采用某些感知模式，或表达思想的模式。此外，这种模仿通常是无意识的，这解释了下面这个事实：这样的模仿是不折不扣的。临摹某些原始人的暗淡色彩和僵硬姿态的现代画家，很少能鲜活地再现其灵感的来源。他们相信自己的诚实，然而，如果一位杰出的大师没有复活这种艺术形式的话，人们将继续只会看到它幼稚而低级的一面。那些模仿另一位著名大师的艺术家，在他们的画布上涂满了紫色的阴影，而在自然中看到的紫色阴影并不比50年前发觉的更多。他们受到了另一位画家个人化的特殊印象的影响，也就是受到了他的“暗示”，这位画家尽管古怪，但他成功地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对于文明的一切元素，类似的实例层出不穷。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威望的起源涉及到很多因素，其中，成功始终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每一个成功的人，每一种赢得了认可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而不再受到人们的质疑。说成功是威望最主要的垫脚石之一，其证据就在于：成功一旦消失，威望也就随之而消失。昨天受到群众欢呼致敬的英雄，今天就会因为失败而遭到辱骂。事实上，威望越大，反应就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就会把失败的英雄看做是平等之人，从前的优势如今已不再被承认，他们要为自己曾经向这样的优势点头哈腰而进行报复。当罗伯斯庇尔把自己的同僚和大量同时代人推上断头台的时候，他拥有了巨大的声望。当几张选票的转移剥夺了他的权力时，他的威望顿时丧失，群众用诅咒把他送上了断头台，而不久之前，他们曾把同样的诅咒送给他的受害者。信徒们总是愤怒地砸碎他们从前所信奉的神的雕像。
因为缺乏成功而失去的威望，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它还可能因为经受讨论而日渐消磨，但过程更缓慢。然而，这后一种力量却非常有把握。从威望遭到质疑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是威望了。长期保持威望的神和人，决不容忍讨论。为了让群众敬佩，必须跟他们保持距离。
——【注释】
① 古斯塔夫·勒庞：《人及其社会》（L’Homme et les Soci巘巗，1881）第二卷，第116页。
② 头衔、装饰和制服对民众的影响，在所有国家都可以追踪到，甚至在个人独立意识发展得最为强大的国家也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不妨从最近出版的一本旅行书当中引用一个古怪的段落，说明大人物在英国享有的威望：
“在不同的环境下我都注意到，即便是最理智的英国人，接触或看到英国贵族都会使他产生一种独特的兴奋感。”
“倘若他的财富能够维持他的地位，他事先就能确信自己会受到人们的爱戴，让他们接触到自己会使他们变得如此兴奋，以至于在他手下可以忍受任何事情。你会看到，在他走近的时候，他们会高兴得面红耳赤，如果他对他们说话，他们极力克制的兴奋使他们更加面红耳赤，使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彩。对贵族的尊敬深藏在他们的血液里，可以说，就像西班牙人喜爱舞蹈、德国人热爱音乐、法国人喜欢革命一样。他们对骏马和莎士比亚的热情则不那么强烈，这些东西带给他们的满足和骄傲算不上他们生命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涉及贵族的书籍有相当可观的销路，走到哪儿你都可以发现人们的手里拿着这样的书，就像《圣经》一样。”
③ 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威望，他知道，要是把他身边的那些大人物看得连马夫都不如，就会增加这种威望，这些人当中包括国民议会中一些让整个欧洲心惊胆寒的著名人物。那一时期有大量流言飞语生动说明了这一事实。有一天，在国务委员会上，拿破仑粗暴地羞辱了伯尼奥，像对待一个贴身男仆一样粗鲁无礼地对待他。效果产生了，他站起身来，走到伯尼奥的面前说：“喂，笨蛋，找回你的脑袋没有？”对此，像鼓手长一般高大的伯尼奥深深地弯下了腰，那个小个子男人揪住大个子的耳朵，把他提了起来。伯尼奥写道：“这是令人陶醉的宠信的表示，是越来越仁慈的主人所表现出的亲密姿态。”这样的事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威望能够激起多么卑贱的陈词滥调。它们使我们能够理解大暴君对身边追随者的极大轻蔑——他仅仅把他们看做是“炮灰”。
④ 奥地利的一家报纸，维也纳的《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尽情谈论了雷赛布的命运，其深刻的反思显示出了最卓越的心理学洞察。因此我把它转引如下：
在费迪南·德·雷赛布被定罪之后，我们不再有权对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悲惨结局表示惊讶了。如果雷赛布是个恶棍，那么一切高贵的幻想都是犯罪。古人会用荣誉的光环来纪念雷赛布，会让他畅饮奥林匹斯山的琼浆玉露，因为他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完成了让造物更完美的工作。上诉法院的审判长因为给雷赛布定罪而使自己名垂青史，因为各民族一直会打听这个人的名字，正是他，胆敢把罪犯的帽子戴在了一个一辈子都在为同时代人增光的老人的头上，从而使自己的时代蒙羞。在官僚阶层憎恨大胆壮举的地方，别再奢谈不可动摇的正义的未来。各民族都需要敢于冒险的勇猛之士，他们相信自己，不顾个人安危克服每一个障碍。天才不可能谨小慎微，借助谨小慎微决不可能扩大人类活动的范围。
……费迪南·德·雷赛布品尝过胜利的狂喜和失望的痛苦——苏伊士和巴拿马。在这一点上，心灵憎恶成功的道德。当雷赛布成功地把两个海洋连接起来的时候，国王和人民都向他致敬；而今天，当他在安第斯山脉的嶙峋乱石中间遭遇失败的时候，他不过是粗鄙下流的恶棍。……在这个结果中，我们看到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一场战争，看到了官僚与雇主的不满，他们借助于刑法，报复了那些在同胞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在面对那些归功于人类天才的崇高观念时，现代立法者的内心里充满了窘迫，公众对这些观念也不大理解，一位检察官很容易证明：斯坦利是个杀人犯，雷赛布是个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