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了群体的心理结构并了解了它们的感知、思考和推理方式之后，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看看它们的意见和信念是如何产生并确立的。
决定这些意见和信念的产生和确立的因素有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这样一些因素，它们使得群体能够接受某些信念，而对其他的信念固若金汤，滴水不进。这些因素准备了这样一块土地，你突然看到某些新的观念正从这块土地中萌芽生长，它们的力量和结果将会让你大吃一惊，尽管表面上它们只是自生自发的。某些观念在群体当中的突然爆发和付诸实践，有时候表现出惊人的突兀。这只是一种表面效果，在其背后，必定可以找到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性的初步作用。
直接因素是这样一些因素，它们出现在这一长期准备作用的顶端，如果没有这一准备工作，它们不会发挥任何作用，它们只是充当了对群体做积极说服工作的材料来源，也就是说，它们是导致观念形成并释放其所有结果的因素。使集体突然为之神魂颠倒的那些决定，就是由这些直接因素产生的。一场骚乱的爆发，一次罢工决定的作出，都要归功于直接因素；数量庞大的多数授予一个人颠覆政府的权力，也要归功于直接因素。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追踪到这两种因素的连续作用。法国大革命——我们只援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为例——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们的著作、贵族阶级的盘剥勒索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准备，民众的头脑就很容易被诸如演说家的滔滔雄辞和朝廷对原本无足轻重的改革进行极力阻挠这样一些直接因素激怒。
间接因素当中，有些因素是一般性的，它们构成了一切群体信仰和意见的基础。它们是种族、传统、时间、制度和教育。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因素的不同影响。
1．种族
种族的因素应该被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因为，就其本身而言，它在重要性上远远超出其他所有因素。我们已经在另一部作品中充分研究过这一因素，因此这里大可不必重复。在前一本，我们已经显示了一个历史意义上的种族是什么，其禀赋一旦形成，作为遗传规律的结果，它就拥有了这样的力量，以至于它的信仰、制度和艺术——简言之，就是其文明的所有成分——只不过是其禀赋的外在表达。我们已经指出，种族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一种成分，要从一个民族传递给另一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最深刻的变化。①
环境、状况和事件，代表着一时的社会暗示。它们或许有相当大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如果与种族的暗示相对立，亦即与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因素相对立，那它终归是暂时的。
在的一些章节里，我们将有机会再次谈到种族的影响，并显示这一影响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决定了群体禀赋所独有的特征。这一事实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国家的群体呈现出信仰和行为的巨大差异，而且，它们受到影响的方式也不相同。
2．传统
传统代表了过去的观念、需求和情感。它们是种族的综合，对我们施加着巨大的影响力。
自从胚胎学显示了过去对生物进化的巨大影响以来，生物科学便发生了变化。当这一观念被人们更广泛地接受的时候，历史科学将会发生同样程度的变化。迄今为止，它尚没有被普遍接受，很多政治家跟上个世纪的理论家相比，并没有多少进步，后者曾相信，社会可以跟它的过去一刀两断，完全按照理性之光所启发的路线彻底重塑。
一个民族是过去创造的有机体，就像其他所有的有机体一样，它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来改变。
正是传统引导着人们，而且当他们组成一个群体的时候，尤其如此。他们轻而易举地给传统造成的改变，正如我经常重复的那样，仅仅是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的改变。
对这一情况，大可不必扼腕叹憾。无论是民族禀赋还是文明，都不可能没有传统。结果，人类自存在以来的两大关切是：创造一个传统的网络，然后，当它们的有益作用耗尽的时候又竭力摧毁这一网络。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文明；而没有对这些传统的毁灭，就不可能有进步。困难，而且是巨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找出稳定性与可变性之间的恰当平衡。假如一个民族让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根深蒂固，那么，它就再也不能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无济于事，因为，其结果要么是被砸碎的锁链重新被拼接起来，过去重新开始它的统治，没有丝毫改变；要么是被砸碎的东西一直四分五裂，衰落之后，很快就陷入混乱。
因此，对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做法是保持过去的制度，仅仅一点一滴地、不知不觉地改变它们。这个想法很难实现，差不多只有古代的罗马人和现代的英国人实现了。
恰恰是群体，最牢固地抓住传统观念不放，最固执地反对改变它们。在构成特权阶层的群体那里，这种情况尤为显著。我前面已经强调了群体的保守精神，并指出，最暴力的造反也只是以改变说辞和术语而告终。在上个世纪末，面对被摧毁的教会，面对被逐出国家或被送上断头台的教士，你可能认为，古老的宗教观念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全部力量，然而，没过几年，鉴于普遍的要求，被废除的公开礼拜制度又得以恢复。②
暂时被抹去的古老传统，重新恢复了它们的影响力。
没有比这更好的例证，能够显示出传统对群体头脑的威力。最令人敬畏的偶像并不在神庙里，最专制的暴君也不在宫殿里，他们都可以在转瞬之间被砸得粉碎。而那些统治着我们最隐秘自我的看不见的主人，每一次反叛都毫发无损，只能在千百年的时间里缓慢消磨。
3．时间
就像生物学问题一样，就社会问题而言，时间也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它是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也是唯一伟大的毁灭者。是时间，用沙粒堆起高山，使遥远地质年代里的卑微细胞发展出了人的尊严。千百年的作用足以改变任何给定的现象。有人公正地指出，倘若蚂蚁有足够的时间可供支配，它就能把勃朗峰夷为平地。一个人倘若拥有随意改变时间的神奇力量，也就拥有了信徒们赋予上帝的那种权力。
然而，在这里，我们只关注时间对群体意见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从这个观点看，时间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诸如种族这样的巨大力量也要靠时间，没有时间，这样的力量就不可能形成。时间导致一切信仰的诞生、成长和死亡。正是借助于时间，它们获得了力量，也是在时间的帮助之下，它们失去了力量。
具体而言，是时间为群体的意见和信仰做好了准备，或者至少是提供了它们赖以萌芽的土壤。这就是为什么某些想法在一个时代可以实现，而在另一个时代则不能实现的原因。是时间，把无数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起来，某个给定时期的观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蓬勃生长的。它们并不是随意而偶然地生长出来，每一棵幼苗都扎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花团锦簇时，正是时间，为它们的蓓蕾初放做好了准备。要认识它们的起源，就必须追溯它们的过去，它们是过去的女儿，是未来的母亲，但自始至终是时间的奴仆。
因此，时间是我们名副其实的主人，要想看到一切事物皆被改变，只要让时间去自由地发挥作用就足够了。如今，对于人民大众的危险抱负及其所预示的毁灭和动荡，我们深感忧虑。无需别的帮助，时间会留意恢复平衡。拉维斯先生非常中肯地写道：“任何政体都不是一天建成的，政治和社会的组织都是需要几百年的工作。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法律之前，在不定形的、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存在了几个世纪；君主专制政体也摸索了几个世纪，才找到了正规的统治方法，而且，这些等待的时期都极其动荡不安。”
4．政治与社会制度
有人认为，制度能纠正社会的弊端，国家的进步是改进制度和政府的结果，而且，社会变革可以通过法令来实现。我要说，这一观念依然被人们普遍接受，它是法国大革命的出发点，今天的社会理论就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连续不断的经验一直没能动摇这一严重的谬见。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曾极力证明它的荒谬，但白费力气，然而，他们却毫不费力地证明了制度是观念、情感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情感和习俗却不能通过改造法典来予以重塑。一个民族不能任意选择它的制度，这就像它不能选择其头发或眼睛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是民族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时代的创造者，而是被时代所创造。人民并不是依据他们一时的奇思妙想而被统治，而是他们的品格决定了他们应该被统治。一套政治制度需要数百年才能形成，而改变它也需要数百年。制度并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并无好坏。那些在特定时刻对某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可能极其有害。
此外，要真正改变其制度，决不是一个民族力所能及的事。毫无疑问，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可以改变它们的名号，但就本质而言，它们依然没有被改变。名号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标签，追根究底的历史学家几乎用不着关注它们。正是以这种方式，例如，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③依然生活在君主政体下，相反，专制暴政最猖獗的国家，却是那些西属美洲共和国，尽管它们都有共和主义的宪法。决定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品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在我的上一本，我曾提出了确凿无疑的例证，极力证实这一观点。
因此，把时间浪费在制定已成俗套的宪法上，是一项孩子气的工作，是无知的修辞学家的无用劳动。必要性和时间，将会担负起详细制定宪法的任务，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让这两种因素发挥作用。这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采用的计划，正如他们伟大的历史学家麦考利在一段文字中教导我们的那样，所有拉丁国家的政治家都应该把这段话牢记在心。他指出，从纯理性的观点产生的法律，它们实现的全部好处是荒谬和矛盾的混乱，然后他把一大堆被吞噬在拉丁民族大动乱中的宪法跟英国的宪法进行了比较，并指出，后者只是一点一滴地缓慢改变，影响它的是紧迫的需要，而不是思辨的推理。
丝毫不考虑形式的严谨对称，更多地考虑方便，决不仅仅因为是异常而消除这种异常；除非明显感觉到某种不满，否则决不革新；只要能消除这种不满就决不革新；除非是针对必须作出规定的特殊情况，决不提出超出这一范围的任何主张；从约翰王时代到维多利亚时代，这些规则一直指导着我们的250届议会，使之谨慎行事。
要想显示每个民族的法律和制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表达了各民族的需要并因此不可能进行剧烈的改变，就需要逐一对它们进行考察。例如，关于中央集权制的利弊，完全可以纵情发表哲学上的长篇大论。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组成的民族用了一千年的时间努力实现这样的集权制；当我们注意到，一场旨在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重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甚至是巩固这种集权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承认，它是紧迫需要的结果，它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条件，我们就应该怜悯那些奢谈摧毁它的政治家们那可怜的精神局限。假如他们的这一努力碰巧获得了成功，他们的成功也会立即成为一场残酷内战的信号④，而且会立即恢复一套比旧制度更加暴虐的新的集权制。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深刻影响大众禀赋的手段，不能到制度中去找。我们看到，某些国家，比如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实现了高度的繁荣，而另外一些国家，比如西属美洲的那些共和国，在完全一样的制度下却始终处在令人同情的无政府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制度与一个国家的伟大毫不相干，就像它们与另一些国家的衰落毫无关系一样。各民族都受其民族性格的支配，一切制度，如果不是直接按照民族性格来塑造，都只不过代表了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毫无疑问，旨在推行某些制度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过去一直在发生，今后还会继续发生，人们就像对待圣徒的遗骨一样，把创造幸福的神奇力量赋予给了这些制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制度正是由于引发了这样的大动荡，它们才对群体的头脑起了作用。但实际上，以这种方式起作用的并不是制度，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旗开得胜，还是一败涂地，它们本身并不拥有任何优点。是幻觉和言辞影响了群体的头脑，尤其是言辞，这些言辞的强大一如它们的虚妄，它们惊人的影响力我们将马上予以揭示。
5．指导和教育
我们发现，在当今这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观念当中，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教育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人，它的可靠结果就是使人得到提高，甚至使人变得平等。人们不断重复这一观念，仅仅因为这个事实，这一主张最终便成了最坚定的民主信条之一。如今要想攻击它，就像从前攻击教会的信条一样困难。
然而，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的结论有着深刻的不一致。很多杰出的哲学家，包括赫伯特·斯宾塞，都曾轻而易举地证明，教育既不能使一个人更道德，也不能使他更幸福；它既改变不了他的本能，也改变不了他遗传的激情，而且，有时候——此事的发生只需糟糕的指导——它的坏处远远多于好处。统计学家证实了这些观点，他们告诉我们，犯罪随着教育——或者至少是某种类型的教育——的普及而有所增长，而且，最坏的社会之敌——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是在学校里的获奖者当中吸收新成员。深受尊敬的地方法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他最近的一部作品中得出了这样的观察结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与目不识丁的罪犯之比是3000比1000，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0000个居民中227人犯罪增长到了552人，增长了133%。像他的同事一样，吉约先生也注意到，犯罪的增长在年轻人当中尤其显著，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对他们来说，在法国，免费的义务教育已经取代了过去的学徒制。
这倒不是说——也没人坚持这样的主张——指导得当的教育不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实际效果，就算这种效果不是在提高道德水平的意义上，至少也是在发展专业技能的意义上。不幸的是，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里，拉丁民族把它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非常错误的原则上，尽管一些最杰出的人物，比如布雷尔、古朗士、泰纳及其他很多人，都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但他们依然坚持他们可悲的错误。我本人在先前出版的一里曾指出，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多数受过这种教育的人转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为最糟糕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无数的信徒。
这一教育制度——把它说成是拉丁民族的非常恰当——的主要危险在于下面这个事实：它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一个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谬论，认为智力是通过死记硬背教科书来发展的。采纳了这样一种观点，人们便被极力灌输尽可能多的教科书知识。从小学直到走出大学校门，年轻人所做的事情只是死记硬背书本，而没有调动他的判断力或个人主动性。对他来说，教育就是背书和服从。
前教育部长儒勒·西蒙先生写道：“听课，牢记语法或摘要，好好重复，好好模仿——这实在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教育形式，其所有的努力都是一种信仰行为：承认老师的绝对正确；其唯一的效果就是不断贬低自己，使自己变得无能。”
倘若这种教育仅仅是毫无用处的话，你完全可以仅限于对这些不幸的孩子表示同情，他们在小学里没有学到必要的知识，倒是被灌输了克洛泰尔后裔的族谱、诺伊斯特里亚与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学分类之类的东西。但这一制度的危险远比这严重得多，它使受教育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所处的生活状态，强烈地渴望逃离它。工人不再希望一直做个工人，农民不想继续当农民，而中产阶级当中那些最卑微的成员，在为他们的儿子选择职业的时候，除了吃皇粮的公职人员以外，不允许有别的可能。法国的学校不是为了生活而培养人，而只是为了占据公职而培养他们，而且在这个行当中，要想取得成功，无需自立自强，也用不着丝毫个人主动性。在社会阶梯的底部，这一制度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对他们的命运深感不满，时刻准备揭竿造反，而在这一阶梯的顶端，它培养了一个轻浮愚蠢的资产阶级，既多疑又轻信，迷信国家，视之为一种天意，却又不忘向它显示无休止的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归咎于政府，没有当局的干涉，他们什么事也干不了。
国家借助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拥有文凭的人，但只能利用其中的少数，就只好让其他人失业。因此，它不得不养活前者，而让后者成为自己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至底部，从最卑微的职员到教授和省长，大量自诩拥有文凭的人都来围攻这些职业。商人很难找到一个经纪人去代理他处理殖民地的生意，而成千上万的申请人都在乞求最平凡的公职。仅塞纳一个省，就有20000名教师失业，他们全都瞧不起农田和工厂，都想找政府谋取生计。获选者人数有限，不满者必然众多。后者随时准备参加任何革命，无论它的首领是何人，不管它的目标是什么。人们发现，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驱使一个人造反的稳妥方法。⑤
再要原路返回，显然为时已晚。只有经验——各民族最好的老师——会竭力显示我们的错误。只有经验能够有力地证明，必须用职业教育取代那些令人憎恶的教科书和令人同情的考试，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诱使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回到工场，回到殖民事业，而这些，正是他们今天不惜一切代价避之而无恐不及的。
如今所有开明之士都在极力主张的职业教育，正是我们的祖先所接受的教育。在那些凭借自己的意志力、主动性和事业心统治世界的民族当中，这样的教育依然充满活力。伟大的思想家泰纳先生，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篇章中（其主要段落我们后面还会继续引用）清楚地向我们显示，我们先前的教育制度类似于英国和美国今天所盛行的制度，在拉丁制度与盎格鲁－撒克逊制度之间的显著对比中，他清楚地指出了两种方法的不同结果。
或许，在必要的时候，一个人可能同意继续接受我们古典教育的所有弊端，尽管它只能培养出一些心怀不满的人，以及不适应自己生活境遇的人，但它毕竟使人表面上掌握了这么多的知识，一字不差地背熟了这么多的教科书，并提高了智力水平。然而，它真的提高了智力水平吗？呜呼，并非如此！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判断力、经验、主动性和品格——这些品质都不是书本所给予的。书本就好比词典，查阅起来很有用，但把它连篇累牍地谨记在心却毫无用处。
如何让职业教育在发展智力上超出古典教育所达到的水平呢？泰勒先生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他说：
观念只是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形成的，对成长的促进，是通过年轻人每天所接受到的无数诉诸感官的印象来实现的，获得这些印象的场合，应该在工场、矿山、法院、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在他看到工具、原材料和操作时，在面对顾客、工人和劳工时，不管他干得是好是坏，是赚钱还是赔本。以这样一种方式，让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去感知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不知不觉地获取它们，默不作声地加工它们，在学习者的心里慢慢成形，迟早会暗示给他这样那样的新的组合、简化、节约、改进或发明。法国的年轻人刚好在他们最能出成果的年龄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必不可少的吸收成分。因为这七八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被关在学校里，断绝了切身体验的机会，而正是这样的体验，使他们对于人和事，对于处理人和事的各种方式有了敏锐而准确的概念。
至少有十分之九的人，在他们生命中的这几年里，而且是有效、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里，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辛劳。在这样的人当中，首先，有一半或三分之二参加考试的人名落孙山；其次，在那些获得了学位、执照和文凭的成功者当中，又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人劳累过度。对他们的要求太过分了：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张桌子，连续两个小时，涉及一大堆学科，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应该是一切人类知识的活词典。实际上，他们也就是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是活词典，一个月之后，他们就不再是了。他们不可能再次通过考试。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太多、太沉重，不断从脑子里溜走，而且没有被新的知识所取代。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蓬勃的生长能力被耗尽了，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但他常常是一个筋疲力尽的人。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听天由命，成天在一个小圈子里打转，而且是无限期地呆在同一个小圈子里，他被封闭在有限的职责中，他胜任自己的工作，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均收益，收支肯定不平衡。在英国和美国，正如在1789年之前的法国一样，相反的过程被采用，得到的结果大致相当，甚或更好。
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随后向我们显示了我们的制度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制度之间的差别。后者没有我们那么多的特殊学校，在他们那里，教育不是建立在书本知识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实物教学的基础上。例如，工程师是在工厂里，而不是在学校里接受训练，这一方法使得每个人可以达到他的智力所许可的水平。如果他不能取得更大进步的话，他就只能成为工人或工头，如果他的天资使他走得更远，他就会成为一名工程师。跟19或20岁的时候经过一次持续几个小时的考试便决定终生的做法比起来，这种方法更民主，对社会更有益。
在医院、矿山、工场，在建筑师或律师的事务所里，小小年纪便有了起点的学生，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他的学徒期，很像我们这里的律师助理在他的事务所里，或艺术家在他的工作室里所做的那样。早先，在开始实际工作之前，他有机会接受简短的一般教育，这样，他就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储存他不久之后所得到的观察材料。此外，他通常能够利用他在空闲时间学习的各种技术课程，就这样逐步与他所积累的日常经验协调起来。在这样一套制度下，实践能力的增长与发展完全跟学生的能力成正比，方向也符合他未来任务和他今后打算从事的特定工作的需要。在英国和美国，通过这样的手段，年轻人很快就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发展到极致。到25岁的时候——如果材料和部件都准备就绪的话还会更早——他就不仅是个有用的执行者，而且还能够拥有自主创业的能力；他不仅是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而且还是一台发动机。在法国，盛行的是截然相反的制度，由此浪费的力量非常巨大。
关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与实际生活的需要之间越来越严重的不协调这一问题，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童年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在学校的冷板凳上通过书本所作的理论和课堂上的准备，时间未免太长；从考试、学历、文凭和证书的角度来看，代价未免太大。即使仅从这个角度考虑，其所使用的方法也是最糟糕的，是通过应用不自然的、反社会的制度，通过延长实际上的学徒期限，通过我们的寄宿学校制度，通过人为的训练和死记硬背，通过超负荷的功课，而不考虑未来，不考虑成年时期和成人的职责，不考虑年轻人即将进入的现实世界，不考虑他今后必须适应或必须提前教会他适应的社会状况，不考虑人类所参与的这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为了保护自己并站稳脚跟，他应该提前得到装备、武器、训练，并变得坚强。这种必不可少的装备，这种最重要的学习、可靠的判断力、强大的意志力，以及坚定的勇气，我们的学校并没有为他提供；正相反，非但没有让他获得进入这种状态的资质，反而使他没有了资格。因此，他刚刚涉足这个世界，在实际生活的领域迈出最初的几步，常常只是一连串的痛苦失败，其结果是长时间的遍体鳞伤，有时候甚至是终身残疾。这样的试验既严酷又危险。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和道德的平衡被打乱了，并冒着再也不能恢复的危险，紧接着是突然而彻底地幻灭。欺骗太重大，失望太强烈。⑥
上面说的这些是否偏离了群体心理学这个主题呢？当然没有。如果我们想理解今天在民众当中萌发新芽、明天就会蓬勃生长的那些观念和信仰的话，就必须知道它们赖以生长的土壤是如何准备的。教育使一个国家的年轻人能够知道这个国家有朝一日会成为什么样子。为眼下这一代人提供的教育，使我们有理由得出最令人沮丧的预见。人民大众的头脑是得以改进还是退化，部分程度上取决于指导和教育。因此，有必要说明，这样的头脑是如何被当前流行的教育制度所塑造，冷漠而中立的民众是如何日益成为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时刻准备服从乌托邦的思想家和巧舌如簧的雄辩家们的一切暗示。如今，正是在教室里，可以找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正是教室，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落铺平了道路。
——【注释】
① 这一论点依然相当新颖，如果没有它，历史就完全不可理解，我在上一本用了4章的篇幅来证明它。从那本，读者会看到，尽管有着虚妄的外表，但语言、宗教、艺术，或者简言之，就是文明的任何成分，都不可能毫发无损地从一个民族传递到另一个民族。
② 泰纳引用前国民议会议员福克瓦（Fourcroy）的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到处都能看到保持礼拜日和上教堂的习惯，这证明大多数法国人渴望回归他们古老的习惯，抵制这一自然倾向再也不合适了。……大多数人需要宗教、公开礼拜和牧师。某些哲学家错误地相信（我自己也曾被误导），通过教育的普及可以消灭宗教偏见，而对大量不幸的人来说，宗教是一个安慰之源。……因此，必须允许民众有他们的牧师、祭坛和公开的礼拜。”
③ 就连最进步的美国共和主义者都承认这个事实。美国杂志《论坛》（The Forum）最近对这一观点给出了明确的表述，这里，我从《评论中的评论》（Review of Reviews）杂志上转引了这段话：“千万别忘了，就连最强烈地仇恨贵族统治的人都承认，英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是个人权利最受尊重、个人拥有最大自由的国家。”
④ 如果将那些使得法国四分五裂的宗教和政治的深刻分歧（它们尤其是社会问题的产物），与大革命时期显露出来的，并在法德战争接近尾声时开始展现的分离主义倾向进行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法国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种族依然没有完全融合。大革命的强大集权以及一些人为部门的创建，注定要导致古老行省的合并，这肯定是它最有益的一项工作。倘若它导致了我们今天的一些缺乏远见的头脑一门心思要实现的那种地方分权制的话，那么，它的实现就会立即引发最血腥的动乱。忽视这个事实，就是对整个法国历史视而不见。
⑤ 而且，这一现象并非为拉丁民族所独有。印度也是一样，自英国人不是为了培养的目的（像在英国本土那样），而仅仅是为向本地居民提供教育而开办学校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受过教育的特殊阶层：印度绅士，当他们得不到雇佣的时候，便成了英国人统治的势不两立的仇敌。就所有印度绅士而言，不管是不是已经就业，他们所受教育的第一影响，就是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水平。这是我在我的著作《印度的文明》（The Civilisations of India）中充分强调过的一个事实，所有探访过这个大半岛的作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一事实。
⑥ 泰纳：《现代政体》（Le Regime moderne），第二卷，1894年。这些段落差不多是泰纳所写下的最后的文字。它们极好地总结了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漫长的人生经验。不幸的是，在我看来，我们那些没有在国外生活过的大学教授完全不理解这些。教育是我们可以支配的、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一个民族的心智的唯一手段。但法国几乎没有任何人能懂得，我们当前的教育制度是国家迅速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它非但没有提升我们的年轻人，反而使他们更低劣，更堕落。每念及此，令人痛心疾首。我们不妨把泰纳的这些文字与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最近在他的杰作《海外》（Outre-Mer）中对美国教育所作的观察进行一下比较。他也指出，我们的教育只培养心胸狭窄、缺乏主动性和意志力的资产阶级或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是两种类型的同样有害的文明人，只会陷入无能的陈词滥调或疯狂的破坏中。”然后，他也在法国公立学校（制造退化的工厂）与美国的学校（它们是为了生活而培养人）之间进行了一番比较，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再多都不为过。真正的民主国家与那些嘴上民主、思想糊涂的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在这样的比较中被清晰地揭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