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群体的观念
我们在上一部作品中研究观念在民族演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曾经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少数基本观念的结果，这些观念很少被更新。我们证明了这些观念如何被灌输进群体的头脑中，实现这个过程多么困难，以及这些观念一旦实现时所拥有的力量。最后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大动荡通常是这些基本观念变革的结果。
我们已经用足够长的篇幅论述过这一课题，眼下我不想旧话重提，而只限于用寥寥数语，讨论一下那些容易被群体接受的观念，以及他们抱持这些观念的方式。
这些观念可以分为两类。我们将把瞬间影响所创造的、偶然而稍纵即逝的观念归为一类，例如，对某个人或某个信条的痴迷；我们把一些基本观念归到另一类，环境、继承法和公共舆论赋予这些观念以极大的稳定性，比如过去的宗教信仰，以及今天的社会和民主观念。
这些基本观念类似于一条缓慢流动的河流的水体；转瞬即逝的观念就像微波细浪，它们瞬息万变，使得水表动荡不宁，比河流本身的行进更加明显，尽管并没有真正的重要性。
如今，作为我们父辈的主要支柱的那些伟大的基本观念正摇摇欲坠。它们失去了所有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些观念上的制度受到了严重的动摇。每天都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转瞬即逝的次要观念在形成，但其中很少看上去被赋予了稳定性，并注定要获得压倒性的影响力。
无论向群体提出什么样的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无条件的、不妥协的和简单的形式时，才能发挥影响。于是，它们都披着形象的外衣出现，只有在这样的形式下，才容易被民众所理解。这些形象化的观念，并没有被任何类推或连续的逻辑关联性连结起来，它们可以互相取代，就像放映者从叠放幻灯片的槽轨里抽出来的一张张幻灯片一样，这解释了最矛盾的观念为何在群体中同时流行。依据时机的不同，一个群体会受到其理解力之内所储存的众多观念之一的影响，结果，它能够干出大相径庭的勾当。由于它完全缺乏批评精神，因此察觉不到这些矛盾。
这一现象并非群体所独有。它在很多孤立的个体身上也能看到，不仅在原始生命中，而且在所有那些其智力的某个方面类似于原始生命的人身上，都能看到，例如某个宗教信仰的狂热信徒。我曾注意到，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他们在欧洲的大学里接受培养并取得了学位，这种现象在他们身上达到了古怪的程度。很多西方的观念被叠加在他们不可改变的、基本的遗传观念或社会观念之上。依据时机的不同，一套或另一套观念伴随着它们特有的行为或言语显露出来，同一个人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最显著的矛盾。这些矛盾与其说是实际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因为，只有遗传的观念，才能对孤立的个人发挥足够大的影响，成为其行为的动机。只有当一个人由于不同种族的通婚而被置于不同的遗传趋势之间时，他在不同时间的行为才会真正表现得完全矛盾。在这里强调这些现象毫无价值，尽管它们在心理学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我的看法是，要想理解它们，至少需要十年的旅行和观察。
任何观念，只有采取非常简单的形式，才能被群体所接受，常常必须经历最彻底的改变才能流行起来。尤其是当我们处理有些高深的哲学或科学观念时，我们看到，为了把它们降低到符合群体智力的水平，需要对它们作出多么深远的修改。这些修改取决于群体的性质，或者群体所属种族的性质，但修改的趋势始终是降低，是沿着简化的方向。这解释了下面这个事实：从社会的观点看，实际上几乎不存在观念等级这么回事——也就是说，观念不存在高下之分。一种观念，不管它刚开始的时候多么伟大或纯正，只要它进入了群体的智力范围之内并对它们产生影响，构成其高深或伟大的那些成分就几乎被剥夺殆尽。
此外，从社会的观点看，一种观念的等级价值，也就是它的内在价值，并不重要。需要考虑的是它所产生的效果。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上个世纪的民主观念，或者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观念，无疑并不十分高深。从哲学上考量，它们只能被看做是有点令人遗憾的谬误，然而，它们的力量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巨大的，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们将属于决定政府行为的最基本的因素。
即使当一种观念经历了使之能被群体所理解的那种转变，也只有当它通过各种不同的过程（对此我们将另行考察），进入了无意识的领域，当它实际上成为一种情绪（这需要很长时间）时，它才能发挥影响。
千万不要认为，仅仅因为一种观念的正当，就足以证明它能够产生有益的作用，哪怕是对有教养的人。只要注意一下，最清晰的证明过程对大多数人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一事实。证据，如果非常清楚的话，或许会被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接受，但宗教信徒很快就会被他的无意识自我带回到他最初的想法。几天之后再看到他，他会只字不差地旧调重弹。实际上他一直处在先前观念的影响之下，这些观念已经变成了情感，只有这样的观念，影响着我们言行的更深刻的动机。在群体身上，情况并无不同。
当一种观念通过各种不同的过程最终进入了群体的头脑时，它就拥有了不可抵抗的力量，引发一连串的后果，跟这一力量作对是徒劳的。引发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哲学观念，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灌输进了群体的头脑。一旦它们扎下了根基，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就会被人们所认识。整个民族争取赢得社会平等、实现抽象权利和理想自由的斗争，导致所有王座都摇摇欲坠，使西方世界陷入深刻的动荡。在20年的时间里，各国卷入了互相残杀的冲突，欧洲目睹了就连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看了也要心惊肉跳的大屠杀。这个世界还从未在这样一种规模上见识过由于一种观念的传播而导致的可怕后果。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让观念在群体的头脑中牢固地确立下来，但要根除它们，同样需要很长的时间。由于这个原因，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饱学之士和圣哲贤人好几代人。今天的所有政治家都清楚地知道，我不久之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观念中包含了错误的混合物，但是，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非常强大，他们不得不按照他们其实已经不再相信的那些原则来统治。
2．群体的推理能力
我们不能绝对地说，群体不会推理，也不受推理的影响。
然而，从逻辑的观点来看，他们所使用的论证，以及能够影响他们的论证，都属于很低级的那一类，把这样的论证看做是推理，只能算做是一种比喻。
正如高级的推理一样，群体的拙劣推理也是建立在观念联想的基础上，但是，被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各种观念之间，只有表面上的类似或连续的关联。群体的推理方式，类似于爱斯基摩人的方式，爱斯基摩人从经验中知道，冰（一个透明体）含在嘴里会融化，于是得出结论：玻璃（也是一个透明体）放在嘴里应该也会融化；或者类似于野蛮人的方式，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吃下一位勇猛敌人的心脏，就会获得他的勇敢；或者类似于工人的方式，他的劳动被一位雇主所剥削，于是马上得出结论：天下所有的雇主都剥削他们的工人。
群体推理的典型特征，就是把那些彼此之间只有表面关联的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并马上对特例进行一般化。那些懂得如何操纵群体的人，总是向他们提出这种论证。它们是唯一能够影响群体的论证。一条完整的逻辑论证链，对群体来说完全是不可理解的，由于这个原因，倒是可以说他们不会推理，或者说他们只会错误地推理，而且不受推理的影响。在读到某些演说的时候，你会惊讶于它们的漏洞百出，然而，它们对聆听演说的人群却有着巨大影响力。你忘了，它们原本就是打算用来说服集体，而不是让哲学家阅读的。一个跟群众交往密切的演说家，能够激发出使群体受到诱惑的形象。如果他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目标，20本皇皇巨著——它们始终是深刻思考的结果——还抵不上能够对想要说服的头脑产生吸引力的寥寥数语。
几乎用不着补充说，群体没有正确推理的能力，这使得它们不能表现出丝毫批评精神，也就是说，使它们不能辨别真理与谬误，不能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只能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决不是经过讨论之后采纳的判断。就这件事情而言，那些不比群体水平高出多少的个人也为数众多。某些观点很容易获得普遍赞同，这更多的是由于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不可能在正确推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有的观点。
3．群体的想象力
正如那些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样，群体的形象化想象力非常强大，非常活跃，非常容易受到强烈印象的影响。一个名人、一件大事、一次意外在他们的头脑里唤起的想象，几乎像真实的事物一样生动逼真。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就像睡着了的人，他的理性暂停了，任由自己的头脑里唤起极其强烈的想象，而只要他能够接受思考的作用，这些想象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的能力，因而不认为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应该指出的是，一般而言，最不可能的事也是最惊人的事。
这就是为什会出现下面这样的情况：给群体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始终是事情的不可思议的、传奇性的一面。当我们分析一种文明的时候，便会看到，它真正的支撑，实际上正是那些不可思议的、传奇性的东西。在历史上，表象总是扮演了比真实更重要的角色，不真实的总是比真实的更重要。
群体只能用形象来思考，只会被形象所打动。只有形象才能恐吓或吸引它们，并成为它们的行为动机。
因此，以最生动的形式展示形象的戏剧表演，对群体总是有着巨大的影响。面包和场面壮观的表演构成了古罗马平民阶层的幸福理想，除此之外，别无所求。连续几个时代，这一理想几乎没有改变过。对各类群体的想象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戏剧表演。全体观众同时体验着同样的情绪感受，就算这些情感没有立即转变为行动，那也只是因为，最无意识的观众也不可能不意识到，自己是幻觉的受害者，而且，他是在为那想象中的奇遇而喜笑歌哭。然而，有时候，形象所暗示的情绪感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们像惯常的暗示一样，会转变为行动。我们常常听说这样的故事，说是一家大众剧院的经理，仅仅因为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压抑的戏剧，而不得不在那个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剧院时请人保护他，以免他受到观众的暴力攻击，这些观众对叛徒所犯下的罪行（尽管是想象中的）义愤填膺。在我看来，我们这里有了一个最显著的指征，从中可以看出群体的精神状态，尤其是看出它们接受暗示的能力。不真实的事物对它们的影响力几乎像真实的事物一样大。它们有一个明显的倾向，这就是：不辨真假。
征服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力量都是建立在公众想象力的基础之上。要想领导群体，尤其要在这种想象力上下工夫。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社会主义的威胁，都是针对群体想象力所产生的强烈印象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此外，每个时代和每个国家的所有伟大的政治家，包括最独裁的暴君，都把公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在统治国家的时候从不试图跟它作对。拿破仑在国务委员会说：“正是通过成为一个天主教徒，我结束了旺代战争；通过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徒，我在埃及获得了立足之地；通过成为一个教皇至上主义者，我赢得了意大利牧师们的支持；假如我要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就会重修所罗门神庙。”自亚历山大和恺撒以来，大概没有一个伟大人物比他更懂得如何影响群体的想象力。他持续不断地关注的事情，就是要给公众的想象力留下强烈的印象。在他旗开得胜时，在他高谈阔论时，在他的演说中，在他的所有行为中，他始终都把公众的想象力牢记在心。在临终之时，他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如何给群体的想象力留下深刻印象呢？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眼下，我们只说：这项绝技决不是通过致力于智力或推理能力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不是通过论证的方式来实现的。安东尼并不是通过花言巧语，成功地使得罗马的平民百姓群起而反对刺杀恺撒的凶犯，而是通过对民众宣读恺撒的遗嘱，并指着他的尸体。
不管是什么给群体的想象力留下深刻的印象，它所采取的形式都是惊人而清晰的形象，免去了一切多余的解释，或者仅仅伴随着少数离奇或神秘的事实，恰当的例子有：一场巨大的胜利，一件伟大的奇迹，一宗大罪行，或一个大希望。事情必须作为整体呈现在群体的面前，千万不要指出它们的缘起。一百桩轻微犯罪或细小事件不会给群体的想象力留下丝毫的印象，而一桩大罪或一件大事却会使他们为之动容，即使其破坏性远不如一百桩小事加在一起的后果那么糟糕。流感的蔓延，几年前仅在巴黎就导致了5000人死亡，给公众的想象力留下的印象微乎其微。这场名副其实的大屠杀并没有具体化为任何看得见的形象，而只是从每周提供的统计资料上得知抽象的数字。相反，如果有一次事件，仅仅导致500人而不是5000人死亡，但是在一天之内，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作为一次强烈吸引眼球的意外事故——比方说埃菲尔铁塔倒塌——的结果，那么，它就会给群体的想象力留下强烈的印象。一艘可能失踪的大西洋班轮，在音讯全无的情况下，人们猜测它大概已经葬身鱼腹，此事会在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里给民众的想象力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官方统计显示，仅1894年，就有850艘帆船和203艘蒸汽船失踪。然而，群众片刻也不曾操心这些连续的失踪，尽管它们所涉及到的生命财产损失远远大于那艘疑似失踪的大西洋班轮可能造成的损失。
那么，给公众的想象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赖以发生并引起关注的方式。如果允许我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它们才会产生令人挥之不去的醒目形象。掌握了影响民众想象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