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般性地展示了群体的主要特征之后，还要详细地研究这些特征。
我们会注意到，在群体的专有特征当中，有几种特征，比如冲动、急躁、没有理性能力、缺乏判断力和批评精神、夸大情绪以及诸如此类，几乎总是在属于低等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比方说，在妇女、野蛮人和孩子身上。然而，我只是顺便指出这种类比，对它的证明不在的范围之内。而且，这样做对那些熟悉原始人心理的人来说毫无用处，而且几乎不会让那些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信服。
接下来我将依次考量在大多数群体中可以观察到的不同特征。
1．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急躁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时曾宣称，它几乎完全是被无意识的动机所支配。群体的行为更多地是受脊髓神经，而不是受大脑的影响。就这方面而言，群体非常类似于十分原始的生命。仅就其手法而言，群体的行为可以执行得相当完美，但这些行为不受大脑的控制，个人是根据他们碰巧受到的刺激因素而决定自己的行为的。一个群体总是任由一切外在的刺激因素摆布，并对它们持续不断的变化作出反应。群体是它所接受到的刺激的奴隶。孤立的个人可能像群体中的人一样受到同一刺激因素的影响，但是，当他的大脑告诉他，任由这些刺激因素摆布实属失策的时候，他就会克制自己，不受摆布。这个真理在心理学上可以这样表述：孤立的个体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反射行为，而群体则缺乏这样的能力。
群体可能服从的刺激，视诱因的不同而异，或慷慨或残忍，或英勇或怯懦，但它们总是如此专横，以至于个人利益，哪怕是自我保护的本能，都无法控制它们。可能对群体产生作用的刺激因素的花样是如此繁多，而群体总是对它们俯首帖耳，其结果便是，群体极其易变。这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总是看到，它们转瞬之间可以从最嗜血的残暴转向最极端的宽宏大度和英雄主义。一个群体可以轻而易举地扮演刽子手的角色，同样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扮演烈士的角色。正是群体，为了赢得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要想见识见识群体在这方面的作为，大可不必追溯到英雄时代。在叛乱中他们决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之前，一位将军①突然受到民众的拥戴，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十万之众，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随时准备为了他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因此，群体不可能显示出任何预谋。它们可能依次被截然相反的情绪所鼓动，但它们总会受到瞬间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漫天飞舞，四散飘零，然后才落到地上。稍后研究革命群体的时候，我们将给出它们情绪易变的实例。
群体的易变性使得它们很难统治，尤其是当权力落入它们手里的时候。倘若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不再构成生活中的隐形管理者，民主就几乎不可能持续。而且，群体的愿望尽管狂热，但它们并不持久，群体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作长时间的思考。
一个群体不仅冲动而且多变。像一个野蛮人一样，它不愿意承认在它的愿望产生与愿望实现之间会出现任何障碍。由于它觉得人多势众赋予了它不可抗拒的力量，因此它理解不了这样的障碍。对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一个孤立的个体清楚地知道，他独自一人不可能火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便有这样做的诱惑，他也会轻而易举地抵制这种诱惑。一旦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就会意识到人多势众所赋予的力量，让他萌生杀人越货的念头就足以使他立即屈从于这样的诱惑。意料之外的障碍将被疯狂的愤怒所摧毁。人的有机体可以被疯狂的激情所占据，可以说，一个愿望受阻的群体，其常态刚好就是这种疯狂激情的状态。
种族的基本特征，构成了我们全部情感亘古不变的来源，始终对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产生着影响，正如影响着我们将要研究的所有大众情绪一样。毫无疑问，一切群体总是急躁而冲动的，但程度各不相同。例如，拉丁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群体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法国历史上最近的一些事实，让我们生动地看清了这一点。25年前，仅仅公布一份据说使某位大使受辱的电报，就足以激发众怒，并立即引发一场可怕的战争。电告谅山的一次无足轻重的失败，再一次激起众怒，导致政府的立即垮台。然而，英国人远征喀土穆的一次远为严重得多的惨败，在英国却只激起一点微不足道的情绪反应，甚至没有一个大臣倒台。任何地方的群体都带有女性特征，但拉丁裔的群体是最女人气的，无论是谁，只要赢得它们的信任，立马就鸿运高照，但这样做无异于临深履薄，总有一天跌入深渊，万劫不复。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我们在定义群体的时候说过，它们有一个一般特征，就是极其容易接受暗示，我们还揭示了暗示在每一个聚集起来的人群当中多么容易传染。这一事实，解释了群体的情绪为什么总是迅速转向某个明确的方向。无论它被想象得多么漠不关心，一个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翘首期盼的状态，这使得暗示很容易乘虚而入。最早出现的暗示，通过一个传染的过程，立即把自己灌输进所有集会者的头脑中，群体情绪的相同倾向立刻被转变为既成事实。
正如所有人都受到暗示影响的情形那样，进入头脑中的观念往往会转变为事实。不管这个事实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要求自我牺牲，群体都会同样轻而易举地参与其中。一切都取决于诱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个体的情形那样，取决于暗示的行为与反对实施这一行为的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
结果，群体永远徘徊于无意识的边缘，随时准备屈服于一切暗示，拥有不受理性影响的生命所特有的一切狂暴情绪，它们丧失了一切批评能力，除了极度轻信之外，别无其他可能。对群体来说，不存在不可能的事情，记住了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一些荒诞不经的传说和故事为什么那么容易编造和传播。②
一些很容易在群体当中散播的传说之所以得以产生，并不仅仅是群体极端轻信的结果，它还是事件在群体的想象中所经历的极大扭曲的结果。在一个群体眼皮底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件，很快就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总是用形象来思考，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即唤醒一连串其他的形象，与最初的形象不存在逻辑联系。我们不难设想这种状态，只要我们回想一下，有时候我们头脑中唤醒的任何事实，都会牵出一连串稀奇古怪的念头。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这些想象毫无逻辑可言，但群体几乎总是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把真实的事件与在其想象力的变形作用下形成的东西混为一谈。一个群体几乎从不区分主观与客观，它把头脑中唤起的想象当做事实而予以接受，虽说这些想象与观察到的事实有非常遥远的关系。
说到群体歪曲它亲眼目睹的事实，其方式看上去似乎数不胜数，而且互不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性情气质迥异。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互相传染的结果，歪曲都属于同一类型，在所有聚集起来的个体身上表现出同样的形式。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的出发点。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战士面前之前，肯定是在场的某个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借助暗示和传染，这个由一个人构想出来的奇迹，立刻被所有人接受。
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这种集体幻觉，其机制莫不如此——这种幻觉似乎具备真实性的一切公认特征，因为它们是成千上万的人所观察到的现象。
要想阻止上述情况出现，大可不必考虑组成群体的个人的精神品质，这种品质无关紧要。从他们成为群体组成部分的那一刻起，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与目不识丁的傻瓜笨蛋一样没有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貌似荒谬，要证明它确凿无疑，必须调查大量的历史事实，就算洋洋洒洒写下几大也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不过，由于我不想给读者留下信口开河的印象，因此，我还是要从可资引用的无数实例当中信手举出几例。
下面这件事是最典型的实例之一，因为它源自那种使一个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在这个群体中，你可以找到各种类型的个体，从最无知的，到受过最高教育的。此事是海军上尉朱利安·费里克斯在他的《海流》（Sea Currents）一偶然讲述的，先前曾被《科学杂志》（Revue Scientifique）引用过。
护卫舰“花魁”号在公海上巡航，为的是寻找在一场强风暴中跟它失去联系的巡洋舰“摇篮”号。那是个阳光灿烂的大白天，突然间，值勤船员发出信号，报告发现了一艘失事的船只，船员们全都顺着信号的方向望去，每一个官兵都清清楚楚地看到，发出遇难信号的小船拖着一个载满了人的木筏。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福斯将军放下一艘小艇，前去救援失事的船员。在靠近他们所看到的目标时，小艇上的官兵们看到了“移动的人群，纷纷伸出他们的手，听到了很多沉闷而杂乱的声音”。当他们到达目标的时候，小艇上的人发现他们面前只有几根树枝，覆盖着从邻近海岸吹落的树叶。在如此明显的证据面前，幻觉消失了。
我们前面解释过的那种集体幻觉的机制，在这个实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运转。一方面，有一个处在翘首关注状态的群体；另一方面，有值勤船员发现海上一艘失事船只的信号所提供的暗示，通过一个传染过程，这一暗示被在场官兵接受。
一个群体经常眼睁睁地看着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被歪曲，真正的事实被一些跟事实毫无关系的幻觉所取代，群体的这种能力未必要人数众多。几个人一旦聚到一起，他们便立即构成了一个群体，就算他们都是些受人尊敬的饱学之士，在他们专业之外的事情上，他们也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征。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所具备的观察能力和批评精神，立即消失不见了。一位独具匠心的心理学家戴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古怪但却恰当的实例，最近的《心理科学年鉴》（Les 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上引用过这一实例，值得在这里重新讲述一下。戴维先生召集一帮声名显赫的观察者，其中包括杰出的英国科学家华莱士先生。戴维先生让他们检查了目标物，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做上记号，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演示了各种程式化的招魂术现象，显灵、在石板上写字等等。后来，这些深受尊敬的观察者给出的书面报告都承认，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只能通过超自然手段来实现。在得到这些报告之后，戴维先生向他们透露，它们全都是非常简单的骗术所带来的结果。这篇报道的作者写道：“戴维先生的调查当中，最令人吃惊的特征，不是骗术本身的神奇，而是外行目击者所出具的关于它们的报告极端无力。”他说：“很显然，即便是为数众多的目击者，也可能给出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他们的结论是，如果承认他们的描述是准确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就无法用骗术来解释。戴维先生所发明的方法是如此简单，以至于你对他竟敢大胆地使用这些方法不免感到吃惊；但他就是有这样的力量，能够控制这群人的头脑，使他们相信自己看到了他们其实并没有看见的东西。”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依旧是催眠师控制被催眠者的能力，当你看到这一能力作用于那些超群出众，事先就抱怀疑态度的头脑时，那么，它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欺骗普通群体也就不难理解了。
类似的例子多不胜数，就在我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报纸上连篇累牍充斥着两个小女孩被发现淹死在塞纳河的故事。有半打目击者言之凿凿地声称他们认识这两个孩子，所有证词都完全一致，这使得预审法官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进行这两个孩子的葬礼的时候，人们碰巧发现，那两个被怀疑是受害者的孩子依然活着，而且，她们跟溺水而亡的两个小姑娘也没有多少相似之处。正如在前面引用的几个实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自己就是错觉的受害者，他的证词足以影响其他的目击者。
在类似的事例中，暗示的起始点总是从某个多少有些模糊记忆的个人身上所产生的幻觉，这一最初的幻觉如果得到肯定的话，接下来的结果就是传染。如果第一位观察者很容易受到影响，他相信自己认识的那具尸体就会呈现出——除了所有真实的相似之处以外——某些特征，比如一块疤痕或某个装束打扮的细节，这常常足以引起他人产生同样的想法。这种被唤起的想法接下来可能成为一个具体化过程的核心，它会干扰理解力并使所有批评能力瘫痪。观察者接下来所看到的东西就不再是目标物本身，而是他的头脑里所唤起的想象。这种方式也可以解释下面这个已是陈年旧事，但最近被报纸重新提起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孩子的尸体被他们的母亲错认。从这个案例中，可以追踪到我们刚刚指出其作用机制的那两种暗示。
另一个孩子认出了这孩子，但他弄错了。接下来，开始了一连串毫无根据的辨认。
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在一个学生认出这具尸体之后的第二天，一个女人惊叫道：“天啊，那是我的孩子！”
她被人带到尸体的跟前，她检查了衣服，注意到前额上的一块疤痕。“肯定是他！”她说，“我儿子去年7月失踪了，有人把他从我这里偷去了并杀害了他。”
这个女人是富尔街上的看门人，叫夏凡德雷。人们叫来了她的小叔子，当问到他的时候，他说：“那就是小费里伯特。”几个住在富尔街上的人都认出了拉维莱特公园里发现的那个孩子是费里伯特·夏凡德雷，他们当中包括孩子的老师，他们的观点是基于孩子所佩戴的一枚奖章。
然而，邻居、小叔子、老师和母亲都搞错了。六个礼拜之后，孩子的身份得以确认。那孩子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并被一家运输公司带到了巴黎。③
值得注意的是，作出这些错误辨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孩子——也就是说，恰好是最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与此同时，他们向我们显示了，这样的目击证人在法庭上究竟有何价值。就孩子而言，尤其不应该援引他们的陈述。地方法官习惯于重复这样一句老生常谈：孩子不会撒谎。假如他们具有少许基本的心理学素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正好相反，孩子总是撒谎，这种撒谎无疑是清白无辜的，但它依然是谎言。决定被告的命运与其凭借孩子的证词（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倒不如丢硬币更靠谱一些。
回到群体的观察能力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最有可能出错，这些观察经常只不过代表了某个个人的幻觉，这个人通过传染的过程，暗示了他的同伙。事实证明，绝对不信任群体的证词是明智的，到任何程度都不为过。25年前，在色当战役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了那场著名的骑兵进攻，然而，面对矛盾百出的目击证词，根本不可能确定是谁在指挥这场进攻。英国将军沃尔斯利勋爵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的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还有人在犯最严重的事实错误——然而有数以百计的目击者证明这样的事实。④
这样的事实让我们看到，群体的证词究竟价值几何。论述逻辑的著作包含了众多目击者的一致意见，属于最强有力的证据，可以援引它们来支持一件事实的准确性。然而，我们从群体心理学中所了解到的东西表明，在这一点上，论述逻辑的著作需要重写。存在最大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最多的事件。说一件事情同时被成千上万的目击者所证实，通常就是说，真正的事实与关于它的公认描述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我们很清楚地得出结论：历史作品必须被认为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一些观察得很不准确的事实所作的凭空想象的记述，同时伴随着一些解释，作为思考的结果，写这样的书完全是浪费时间。倘若过去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纪念碑式的作品，我们对过去时代的真实情况将一无所知。那些在人类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伟大人物，比如赫拉克勒斯、佛陀或穆罕默德，关于他们的生平，我们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十之八九一句都没有。而且，事实上他们的真实生活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想知道的是，通俗传说如何表现我们的伟大人物。在群体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正是传说中的英雄而不是实际上的英雄。
很不幸，传说——即便被明确地记录在——本身并没有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由于种族的原因，群体的想象不断改变着它们。《旧约》中那个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笔下“爱的上帝”，这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在中国受到崇拜的佛陀，与印度所敬奉的佛陀没有多少共同特征。
甚至无需数百年的时光把英雄与我们分隔开来，因为他们的传说将被群体的想象所改变。有时候，变化是在几年之内发生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已经看到，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他的传说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多次被修改。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拿破仑成了一种田园诗般的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位卑微者的朋友，据诗人们说，他注定要长时间留在乡村平民的记忆里。30年之后，这位随和的英雄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在篡夺权力并摧毁自由之后，他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而导致300万人被屠杀。眼下，我们正目睹这个传说又一次发生新的变化。当它经历了千百年的影响之后，未来的饱学之士，面对这些互相矛盾的记述，大概会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么一位英雄，就像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如今怀疑佛陀的存在一样，他们在他身上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太阳神话，或者是赫拉克勒斯传说的发展。对这种不确定性，他们无疑很容易自我安慰，因为他们比今天的我们更了解群体的特征和心理，他们会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几乎保存不了任何别的记忆。
3．群体情绪的夸张和天真
一个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情绪，不管是好是坏，都表现出非常简单、非常夸张的双重特征。在这一点上，正如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体类似于原始生命。他分辨不出细微的差别，只能看到事物的整体，无视它们的中间状态。群体情绪的夸张由于下面这个事实而变本加厉：任何情绪，一旦表现出通过暗示和传染的过程迅速传播自己的倾向，对它的明确认可就会极大地增强它的力量。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导致的结果是：一群人既不知怀疑，也不知不确定性。像女人一样，它立即会走极端。怀疑甫一出口，立马便转变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反感或不赞成的苗头在孤立个体的身上不会获得力量，在群体中的个体身上立即会成为怒火中烧的仇恨。
群体情绪的狂暴程度，还会因为责任感的缺席而得到增强，尤其是在鱼龙混杂的异质群体中。确信不会受到惩罚——人数越多，这种确信就越强大——以及人多势众的观念，使得一些在孤立个体身上不可能出现的情绪和行为在群体身上成为可能。在群体中，愚蠢、无知和心怀嫉妒的人完全感觉不到他们的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而是一门心思地认为自己拥有了残酷苦情、转瞬即逝但巨大无比的力量。
很不幸，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被应用于有害的情绪上。这些情绪是原始人本能的返祖性残留物，对惩罚的恐惧迫使孤立而负责的个人克制这种本能，因此，群体总是很容易被引向最糟糕的过激行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影响的作用下，表现出英雄主义、奉献精神和高尚的美德，它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有能力显示这些品质。当我们着手研究群体道德的时候，我们将有机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由于喜欢夸大自己的感觉，群体只能被夸张的情绪所打动。一个希望打动一群人的演说家，必须利用情绪强烈的主张，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决不试图用说理的方式来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共聚会上的演说家们十分熟悉的伎俩。
此外，一个群体同样会夸大对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的感情。他们表面上的品质和优点始终必须放大。有人公正地指出，在舞台上，群体总是要求戏中的英雄具有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出的那种程度的勇气、道德和优点。
早就有人十分公正地赋予在剧院里看待事物的特殊立场以重要性。这样一种立场无疑是存在的，但就大部分情况而言，它的规则跟常识与逻辑毫无关系。吸引人群的艺术无疑档次较低，但它需要十分独特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它们的成功常常是不可能的事。剧院经理在同意一部戏上演的时候，对于它是否成功，他们自己通常也没有多大把握，因为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他们就必须有本事把自己转变为一大群观众。
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够作出更广泛的解释，我们应该显示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一出在某个国家激发群体热情的戏剧，有时候在另一个国家并不成功，或者只取得部分的平常的成功，因为它没有产生能够作用于另一批公众的影响力。
我大概用不着补充说明，群体中的夸大倾向只存在于情绪方面，而在智力方面根本不会出现。我前面已经指出，个人一旦成为一个群体的组成部分，他的智力水平便立即出现相当程度的下降。一位学识渊博的地方法官塔尔德先生在他对群体犯罪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事实。那么，仅仅对于情绪，群体就能够把它抬升到很高的水平，或者相反，把它降低到很低的水平。
4．群体的褊狭、专横与保守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绪，向他们提出的意见、观念和信仰，他们要么通盘接受，要么整体拒绝，要么认为是绝对真理，要么认为是绝对错误。那些通过暗示的过程诱发的，而不是通过说理的促使产生的信仰，一直就是这样的情形。每个人都知道那种与宗教信仰相伴而生的褊狭，以及这些褊狭对人们的头脑所行使的专制统治。
一方面，对于何为真理何为谬误，总是心存怀疑，另一方面，对自身的力量始终有着清楚的认识，一个群体往往会赋予它的奇思妙想以权威的效果，就像它往往会褊狭一样。一个个体可能会接受反对，并展开讨论，而一个群体绝对不会这样做。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所提出的最轻微的反对，也立即会招来愤怒的吼叫和粗暴的辱骂，紧接着，演说者就会被轰下台。事实上，如果现场没有当局代表之类遏制力量的存在，反对者常常会被打死。
专横与褊狭是各种类型的群体所共有的，只不过强弱程度有所不同。在这里，支配着人们的一切情感和思想的基本种族观念再一次表现出来。尤其是在拉丁人的群体中，专横与褊狭发展到了最高的程度。事实上，它们的发展在拉丁血统的群体中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彻底摧毁了那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十分强大的个人独立的情感。拉丁人的群体只关注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的独立观念，其典型的特征就是他们觉得，必须立即用暴力迫使那些跟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臣服于他们的信仰。在拉丁种族中，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从来都没有能力获得不同的自由观念。
专横与褊狭是这样一种情绪，群体对它们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情绪，而且一旦被这样的情绪所影响，他们同样很容易将它们付诸实践。群体对强权表现得俯首帖耳，毕恭毕敬，但很少被仁慈所打动，在他们看来，仁慈通常只不过是一种软弱的形式。他们的同情从不施予宽松随和的主人，而只献给那些干劲十足地欺压他们的暴君。他们总是给后者竖起最高的雕像。有一点倒是真的，他们很乐意作践那个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暴君，但这只是因为他失去了力量，重新回到了弱者的行列，他之所以遭到鄙视，是因为他们不再怕他。群体所青睐的那类英雄，总是有着恺撒的外表。他的徽章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震慑着他们，他的利剑不断向他们灌输恐惧。
群体随时准备反叛软弱的权威，而在强权的面前，总是卑躬屈膝，俯首帖耳。如果权威的力量时强时弱，群体总是听任极端情绪的摆布，交替地从动乱到奴役，再从奴役到动乱。
然而，相信革命本能在群体当中处于主导地位，就完全误解了群体的心理。在这一点上欺骗了我们的，不过是它们的暴力倾向。它们的反叛和破坏性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的。它们过于受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过多地受到长期的遗传影响，难免极端保守。倘若听之任之，他们很快就厌倦动乱，本能地转向奴役。当拿破仑压制一切自由、让人强烈地感觉到他的铁腕统治时，正是最狂妄自傲、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最起劲地向他欢呼致敬。
如果不充分考虑群体深刻的保守本能，你就很难理解历史，特别是大众革命。诚然，它们或许渴望改变制度的名号，为了实现这些变革，他们有时候甚至不惜诉诸暴力革命，但这些制度的本质，太多地表达了种族的遗传需要，以至于它们不得不始终遵守。它们永不停息的活动性，仅仅只对十分肤浅的事物发挥影响。事实上，它们所拥有的保守本能，像一切原始生命的本能一样牢不可破。它们对一切传统奉若神明，这种尊崇是无条件的；它们对一切能够改变其基本生存条件的新鲜事物感到恐惧，这种下意识的恐惧根深蒂固。倘若在纺织机、蒸汽机或铁路发明的那个时代，民主就拥有了它们今天所发挥的那种力量的话，这些发明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要在付出革命和反复杀戮的代价之后才得以实现。对于文明的进步来说，幸运的是，只有当伟大的科学和工业发现已经实现之后，群氓的威力才开始存在。
5．群体的道德
如果“道德”这个词指的是始终如一地尊重某些社会习俗，坚持不懈地抑制自私的冲动，那么很显然，群体太冲动，太易变，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在道德这个词中包含某些品质的持续彰显，比如克己、牺牲、无私、奉献以及对公平的诉求，我们可以说，群体有时候可能表现出很高的道德。
少数心理学家在研究群体的时候，仅仅从犯罪行为的角度来考虑它们，并注意到这些行为如何平凡，于是他们得出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很低。
毫无疑问，情况经常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仅仅因为我们野蛮的破坏性的本能，它是原始时代留给我们所有人的潜在遗产。在孤立个人的生活中，放纵这些本能对他来说是危险的，而一旦他加入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他就确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这使他有了充分的自由，可以放开手脚听从这些本能的指引。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能对自己的同胞发泄这些破坏性的本能，于是就只好把它们发泄在动物身上。那种如此普遍的捕猎激情，以及群体的残忍行为，产生自同一个来源。一个缓慢地杀戮某个毫无防备能力的受害者的群体，表现出一种非常怯懦的凶残，但在哲学家看来，这种凶残非常接近于几十个猎人聚集在一起兴高采烈地通过他们的猎犬去追捕和杀死一只倒霉的雄鹿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凶残。
一个群体可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它也能够做出奉献、牺牲和无私的高尚行为，做出一些远比孤立的个人所能做出的更加高尚的行为。诉诸光荣、名誉和爱国主义之类的情感，尤其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常常达到让他甘愿牺牲生命的程度。类似十字军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样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只有集体才能表现出伟大的无私和奉献，无数的群体为了信仰、观念以及他们几乎不理解的口号而慷慨赴死。那些举行罢工的群体更多的是为了服从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勉强糊口的微薄薪水。在群体那里，个人利益很少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力，而对孤立个人的行为来说，它几乎是唯一的动力。在它们的智力所不能理解的这么多战争当中，引导群体的的确不是自私自利——在这样的战争中，他们听任自己被人轻而易举地屠杀，就像被猎人用镜子施行了催眠的百灵鸟一样。
即便是在彻头彻尾的恶棍身上，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仅仅因为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就足以让他们暂时恪守严格的道德准则。泰纳曾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九月大屠杀”的凶犯把他们在受害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珠宝都放在了委员会的桌子上，而他们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拿走这些东西。在1848年的革命期间，占领杜伊勒里宫的那群鬼哭狼嚎、蜂拥成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却没有染指那些让他们惊得目瞪口呆的贵重物品，而其中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好多天的生计。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教化，肯定不是始终不变的规则，但它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的规则。即使在远没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也能看到这样的现象。我说过，在剧院里，观众群体总是要求剧中的英雄人物具有言过其实的美德，人们还注意到一个稀松平常的现象，一帮参与集会的人，即使是由品质低劣的成员所构成，通常也会表现得一本正经。浪荡子、皮条客和粗人莽汉，常常会突然抱怨某个略显伤风败俗的场景或言辞，尽管跟他们惯常的谈话比起来，这些根本算不上什么。
如果说，群体常常放纵自己的低级本能，那么，它们有时候也是树立高尚道德行为的榜样；如果无私、服从、无条件地献身于真实或虚妄的理想都是美德的话，那么可以说，群体常常拥有的这些美德，到了最贤明的哲人都很难达到的程度。毫无疑问，他们是无意识地践行这些美德，但这并不重要。我们不应该过多地抱怨，群体特别容易被无意识因素左右，不善于理性思考。在某些情况下，假如他们真的理性起来，并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那很可能，文明就不会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生长发展，人类也就不会有它的历史了。
——【注释】
① 布朗热将军。
② 经历过巴黎围城的人都见识过这种群体轻信的无数实例。顶楼的一缕烛光立即被看作是发给围城者的信号，尽管只需片刻思考就能知道，几英里之外的地方根本看不到这烛光。
③ 《闪电报》（L'lair），1895年4月21日。
④ 仅就一场战役而言，我们知道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吗？对此我很怀疑。我们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大概仅此而已。德·阿尔古先生关于他亲自参加、亲眼目睹过的索尔弗利诺战役所说的那番话，适用于所有战役：“将军们（当然是得到数以百计目击者的证词之后）递交了他们的官方报告；值班指挥官修改了这些文件，起草了明确的叙述；参谋长提出反对，并在新的基础上整个推倒重写。它被带给了元帅，他叫了起来‘你们完全错了，’他替换了一个新的版本。几乎没有留下最初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德·阿尔古讲述此事是为了证明，即使是最引人注目、被观察得最真切的事件，要确立它们的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事。
⑤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偶尔有一些被所有剧院经理拒绝的剧目，在它们终于有机会被搬上舞台的时候却大获成功。弗朗索瓦·戈贝的《为了王冠》（Pour la Couronne）最近所获得的成功众所周知，然而，尽管作者很有名，但这部剧作在10年的时间里被巴黎主要剧院的经理拒绝。《查理的姑妈》（Charley's Aunt）在所有剧院均遭拒绝，最后由一位股票经纪人掏腰包才得以搬上舞台，在法国演出了200场，在伦敦演出超过1000场。如果没有上面的解释，即剧院经理不可能在自己的想象中代替一大群观众，我们就很难理解，那些具有专业能力、同时又小心翼翼地避免犯下这种严重错误的人，何以会作出这样的误判。但在这里，我不能处理这个主题，不过，对一个熟悉戏剧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细致入微的心理学家的作者——比如像朗西斯克·萨尔塞这样的作者——来说，它可能是一个颇为诱人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