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物质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而改变自身习惯，而生物脑体之中遍布神经系统，它们遭受外部干扰而发生异化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对于这个问题，造物主其实很早就做出了英明的决策：生物脑体都被封存在了严丝合缝的骨骼之中，普通的外力作用并不能轻而易举地攻入脑神经或脊髓体。这样一种亿万年进化形成的防护体系，能帮助生物的核心意识不会随意更改、紊乱。不过，还是有一些渠道，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物脑体，那就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神经路径”命题。
要想对生物脑体神经系统构成影响，有两种渠道可以选择，其一是血液循环系统，其二就是神经根集群。在这里，我们重点探讨游走于神经根体系之中的神经流以及它们对于生物脑体构造的改变作用。
如果我们将动物大脑比喻成一个平整、规则的河滩，上面分布着数条河渠，那么，神经流就像是河渠之中的细流，神经根就是河道。当外部信号被感官系统采集并形成神经流之后，这些意识信息就会通过神经根的上传下达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动作”。而在神经流的传递过程中，它们必然会在“河道”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所以，一些寻常可见的动作之中，比如“吸鼻子”“手插兜”“咬指甲”等，其实都遵循了不同的神经流流动规律。一些简单的习惯会在简易的神经根之中流通，而更为复杂化的习惯动作，则是锁联着多个神经系统，同时由众多彼此关联的神经中枢共同作用、共同协调。当神经流通过一条路径之后，这条道路就会成为它下一次通行的优先选择。与此同时，神经流对于路径的开拓也是悄无声息的，就像是一条细流在长年累月的作用下，将自己通行的那条路径冲刷、整合，直到适合自己流通一样。
我们将上述神经流打磨通道的过程再度抽象、剥离出来，就会得出新的结论和发现。业界有一种观点，那就是流经“河渠”的神经流其实是一种可以在物质内部构造中变换列阵的波形。当波形的列阵分布发生变化时，相关神经流也随之出现异动。
不过，这些存在于神经流内部的波形组合在变动的时候，也会遇到来自旧有稳定结构的阻力。在正常状态下，既定结构都是附带惰性的，它们会对即将或者已然发生变异的事实发起反抗。所以，如果神经流内部的波形组合想要做出调整，就必须面对旧有势力的抗争，惟有完成这一转变，一个新的路径才会产生。如果我们将负载神经流的“路径”叫做“器官”，将神经流内部的波形列阵称为“功能”，那么，不同的列阵组合喻指不同的功能，这也恰好与那句著名的法国谚语“功能造就器官”相印证。
确定了神经流习惯于选取熟悉的路径、它的内部波形通过变换列阵来造就不同功能之后，另一个新的问题也就产生：在尚未发生第一次选择的时候，神经流是如何抉择的呢？
要想探明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对神经系统进行更深入的审视。一般认为，神经系统是一个带有集团化属性的物质。在这个集团当中，不同阶层的神经紧张状态也是各有差异的。但是为了保证整个集体处于均衡、稳定的状态，神经系统内部必须要有一种使各个部分“复归均势”的整体氛围。
按照正常理念，集团内部不同神经层之间的均等化作用，都会通过最佳路径完成。但是在这一过程的具体生发时刻，两点之间路径的多元化以及外力因素的推动，使得关联神经层在均等化过程中充满了变数。就是说，神经流第一次开辟路径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偶然”与一个“非偶然”共同作用的结果。
比如，按照正常构造，神经流会选择路径a，但是由于营养作用，它偶然性地通过了路径b，这个异常的结果b就是新创造出的路径。当我们再进一步假设路径b后来屡次被相关神经流穿过，那么它就会形成新的反射弧。
值得一提的是，在物质内构造的改变上，无生物质的可造性远远低于活着的物质。比如一块石头和一只小狗，狗的可造性就远超石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活着的物质能够不断地接受、吸纳外界营养，然后使得内部改造得以支持和强化。
例如，我们通过一套训练来锻炼自己的肌肉和大脑，一直到，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才选择终止。但是在休息一小段时间之后，我们如果继续之前的练习，就会发现自己“突然间地”学到了某些技能。实际上，对于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一位德国作曲家就曾经“一本正经”地调侃过，他说：“在冬天学习滑冰的时候，我们学会了游泳；当夏天最宜游泳的时候，我们学会了滑冰。”
威廉姆·本杰明·卡朋特在他的论著《心理的生理》当中曾经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神经系统的生长规律。他指出，对于相关技能的训练，如果施加于正在成长的生物，那么结果往往是可喜的；如果被培育目标属于“成熟品”，结果往往事倍功半。
为了佐证这一论断，卡朋特还举出了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人们在孩童时期就开始锻炼，那么长大之后，接受锻炼的肌肉和关节就会异常坚韧有力。而假如这个练习是从成年之后开始的，受到锻炼的部位就会出现反复——一旦长时间缺乏练习，它们又会萎缩、弱化。
这就是说，关于神经系统的训练，未成熟的以及正在高速发育的部分是最容易接受改造的。当外力作用于那些柔嫩的构造时，它们的部分结构会遭到入侵甚至是破坏，而当破坏发生之后，生物体原有的自愈功能又会发挥作用，不断地平复受损层。蒲朗·瑟加就此做过一个脊髓实验，他用刀将实验脊髓完全切断，但是随后这个被破坏了的样本又重新长好了——只不过这次并不单纯是沿着被割裂的切口部位重新愈合，连被截断的那部分都自发性地长出了新的组织。
这就是说，神经系统是能够不断地通过多方努力来完成自我修复和改造的。但是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那就是根植于物种基因内部的先天性征。就像是瑟加做的那个实验一样，断开的脊髓会重新长好，并且回归到以往没有受损时的状态。
然而，肌理修复的过程同时也是复杂的，它存在一定的变数，那就是来自父系或母系的表征，会限制物种的神经系统改造，但是这些表征在相关生物的幼弱时期，同样也是非常容易受到外因侵扰的。在这一时期内，以大脑为主的神经系统发育非常迅速，而这种高频率的开阖，自然也附带来大量的变更机遇。最后的结果就是，在这个易变的时期，生物神经系统得到了次生化，同时得到了属于个体独有的动作和知觉。当该生物发育成熟之后，这些神经系统就外化为关联生物的独有习惯。
可以说，单一生物的神经系统养成，一方面是受制于物种遗传因素的，它必须在特定的范围内发育扩散——就像是瑟加的脊髓实验那样，断开的脊髓不会异化为水，也不会变成岩石，而只会按照固定范式重新生长；另一方面，外力因素对于神经系统的作用，也会帮助该生物催生出独有的行为习惯，而相关神经系统在受外力施压时越是稚拙，其获取新习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相同的理论还可以应用于生物的心理学研究，幼时的大脑记忆和心理暗示，都会在无意之间给一个生物留下更为深刻的意识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先入为主”。
实际上，在生物发育的早期阶段，大脑的成长是最容易受到引导势力干扰的。很多发育期经历过的事情、产生过的意愿，往往都会不自觉地在生物大脑皮层内部留下印记，即使后来这些意象再也不会被回想起，它们遗留在脑体当中的痕迹也不会消失。这是因为，在成长期，神经系统受迫异化之后，结构上的改变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新的常态组织，在营养代谢的作用之下，这种新形成的“烙印”得到了强化和加固，到了最后，这些“烙印”就帮助个体在余生中表现出特殊的独有属性来。
文章末尾，卡朋特做出了总结陈词：“生物神经系统会沿着它们接受练习的方向成长。”对于这一句话，我是深表赞同的。它言辞简短，却将生物习惯与神经系统可变性之间的关联描述得淋漓尽致，而在论证出这一系列理念之后，我们再来探究相关远离人类生活的实际应用，也就是非常容易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