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的学识浅薄,但据我所知,席勒应该是第一个对心理类型进行最大限度区分的伟人。1795年,他发表了自己的作品《美育书简》,该书的主要内容是他与奥古斯丁贝格公爵来往的信件,在这本,席勒对现存的两大对立的心理机制的融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席勒的文章包含有深刻的理论,他对找寻到的素材进行了透彻的心理分析,并利用心理学的方法进行了一定的理论调和。这促使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很庆幸自己能成为第一个对他的理论进行系统归纳的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席勒先生的功绩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而对于这些理论的理解,席勒先生显然已经超出了同时代所有的心理学家。
当然,我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我很可能会因为在席勒的文章里加入难以理解的注释而受到责备,或者还有人认为我曲解了席勒的意思。虽然我会尽最大努力引用他的原文,但要把他的思想引入现在的一些话题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加上主观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尽可能地实现与作者的意愿相符合。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席勒先生本人也属于一种特定的心理类型,他的文章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特色。现在,我可以这样说,我和席勒在心理分析和认知上的局限是最主要的问题。
从许多表象上看,席勒先生基本属于内倾型,而歌德虽然和席勒是好朋友,但我凭直觉判断出他是外倾型。在席勒关于人格类型的描述中,我可以非常轻松地看到他对自己的描述与认知,但如果想要更加全面地了解他,我就不能忽视一个问题,也就是席勒先生对自己的认同使其理论带有一种片面性,这种片面性造成了席勒对一种类型的描述过于详细,而对另一种类型的描述却过于稀少。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对席勒的理论进行纠正,而且,席勒的局限性使他的思想失去了普遍的适用性。
席勒的内倾型人格使他对于观念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与他客观世界的联系,人与观念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感性还是理性,其断定标准就在于个体倾向于情感型还是理智型。在此,我要让大家明确一点,那就是不要将情感与外倾、思维与内倾认为是一样的。我先前把人格分为外倾和内倾两种普通的类型只是一个起点,我后来又进一步将它们细化为思维型、直觉型、感觉型和情感型。也就是说,一个内倾型人格的人有可能是情感型也有可能是思维型,因为思维和情感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也同时受到观念的束缚。
因此,如果仅仅考虑席勒先生的性格,并且把他同歌德的性格做一些对比,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内倾型的人,但问题的重点不在这里,而在于席勒究竟属于内倾的哪一种具体类型。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他的诗人身份,他对直觉有很强的依赖性,我们可以暂时将他归类为直觉型。但从他的作品《美育书简》透露的信息来看,他还是一位思想家和心理学家,除了这,我们根据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可以知道身上散发着浓厚的思辨气息。因此,我们必须将直觉的因素和思维的因素结合到一起,才能够从内倾思维型的立场上对席勒进行钻研。我希望我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假设。
在席勒先生的作品中,我可以找到很多支持我的理论的叙述。席勒分析问题时,总是以自己内在的经验为基础,这就决定了他对理论的概括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偏见。但是,这种看法并不一定是准确的。我偶尔会提到席勒先生理论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但这不代表我是在故意贬低他所提问题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我只是想将他的理论进行最客观的论述,并将其融入通俗易懂的语言环境,以缓解席勒先生著作中的局限。总体来说,我与席勒先生的论点是非常相近的。
席勒先生最关心的问题是两种类型分化的根源是什么,他说过:“造成现代人性这一创伤的就是文化本身。”这显示出他对这个根源的深刻理解。在人的本能中,各种心理力量的分裂是永远无法修复的损伤,将人的心理功能不断细化,只会使其他功能逐渐衰竭,失去完整性。
席勒认为,如果将理性作为一切事物的标尺,那么与原始人相比,现在的文明人具有显著的优越性,甚至会远远超过古代的伟人和先知。这个对比将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但是现代人在人性的价值方面降低了,与古时候的雅典人差太多。在这里,我们无须考虑具体情况,而是要搞清楚人性的种种不利是如何产生的。
在席勒的理论中,造成现代人人性价值降低的原罪是文化,或者说是学科的细分,导致知识体系中的艺术和科学中的直觉和思辨思维越来越少。当我们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划定出界限时,我们就将自己的思想禁锢起来了,至此,人们其他方面的素质越来越低。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抽象思维将刚刚建立起来的想象力消磨殆尽。我们先来看看席勒文章中的一段话:
如果社会在衡量人的价值时,以公民的各项职务为标准,只重视每一位公民的记忆力、反应力或操作机械的熟练程度,或者只追求知识,而从来不管群众的情感需求,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争名逐利的机器。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席勒的这些预测非常有深度,与席勒先生同一时期的学者因为对希腊文化了解不多,只能通过收集那个时代的图文和典籍来对他进行评判。实际上,古希腊艺术的伟大在于它的成就远远超越了周围的其他艺术,与现代艺术相比,它们的优势就是学科分化少。可惜的是,人们历来把分化看成是一种进步。其实,人类的分化并不是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
如果一个对雅典古城非常向往的现代人终于有机会化身为雅典奴隶到达那个时代时,他的心境一定非常复杂。早在人们没有信仰的时期,原始的生存环境就已经可以让雅典人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本质,但是,要想成就这种伟大,就必须牺牲无数的同胞,或者使大批人接受被奴役的命运。古代社会中的确存在出类拔萃的伟人,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却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状态。
因此,创造集体信仰的任务必须由经院哲学来完成。从根本上说,现代人在认知方面不输希腊人,而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希腊人的文化水平都远远落后于现代人。所以,席勒认为的“我们的个体还没有和集体文化的发展协调一致”是完全正确的。可惜的是,席勒在发表这个理论后的一个多世纪内都没有得到后人的普遍认同,甚至还遭到遗弃。如果我们没有被局限于这种阻碍个体发展的泥潭中,社会就不会是现在的景象。因此,席勒的理论指导在今天仍然是非常先进且符合时代特征的。
古代的人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通常会通过压迫平民来达到满足阶级需求的目的,后来的各种经院哲学家也在想办法把集体意识转化到个体心理领域。但是,这种为了使少数人获得幸福与自由而压迫大多数下层人的行为也被经院哲学合理化,即这种行为被说成是个体价值服从集体价值。在这种逐渐的筛选中,个体中更具有价值的功能逐渐取代较弱的功能。随着中心被转移,很多功能被直接抹杀,这使心理学上代表着古代文明的那种形式被隐藏到了主体中。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占绝对优势的功能为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丢弃了大部分的劣势功能。这时候,集体文化占据主要地位,“人权”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但它仍然存在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对根植于人们心中的奴隶文化的依赖,这是一种心灵的枷锁。也就是说,这是古代奴隶制文化内化为现代人心理的现象。因此,提高集体文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削弱了个体文化。如果对古代人来说,奴役群众是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那对现代人来说,对于灵魂的奴役也是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席勒曾经说:“片面地训练个体能力很容易使人陷入迷茫。”也就是说,占据优势的功能取代劣势功能看上去是进步的,实际上对个体的发展有很大的危害,而这种危害的严重程度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社会的文化进程其实就是以抵制和扼杀个体文化为前提,其根源就在于对个体中的优势功能进行科学化的运用。这种单一的运用直接分裂了完整的个人,因此,“人”在现代文化中已经不能再称为“人”,而是一种功能的象征。而且,劣势的功能被盲目排斥,因为纯粹的功能代表了集体文化和价值。
在这一点上,席勒先生又一次和我的理论保持了一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发展人的多项能力的唯一办法就是使他们组成一个整体,并且各司其职,但各种能力的矛盾也仅仅体现在文化方面,只要有矛盾存在,人就只能在原地踏步,而很难向前一步。”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我们就不能将功能的矛盾称为文化,它只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小阶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