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来说，政府是一个很有利的发明。虽然说人们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需要政府，也不是离开了政府就无法生存，但是就政府对维持社会安定、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贡献来看，没有任何机构能与之相媲美。政府的建立可以带来众多好处，但是这并不是说，离开了政府，社会就无法组织、建立。我认为，政府的诞生与不同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争论有关，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争论，政府才得以建立。
人与人之间的争论和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性的弱点所致。我们说过，人们往往只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这既是人类的自然倾向，又是人性的弱点之一。这一弱点常会使人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即尽管人们清楚某种做法可能会给未来带来灾难，但仍然无法抵制眼前利益的诱惑。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建立政府，那么一旦外界发生战争，这个社会必定会发生内战。因为外界战争打响后，人们会将财物用于某一部分人群，比如武装军队、救济民众。而在动乱的条件下，分配不公是时常发生的事情，由于这个原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便迅速被激起，争吵和纠纷也不断产生。在人人自顾不暇的环境中，法律的效力被大大消解，这时候就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强制维护法律的权威，而这个机构就是政府。
人类虽然可以暂时建立起一个小规模的无政府社会，但如果缺少了以下三种法则，这样的社会就很难维持下去。其实，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反复提及了这些法则，即正义的法则、产物稳定占有的法则以及履行承诺的法则。事实上，在人们建立政府之前，这三种法则就已经存在。同样，在我们还没有对政府表示忠诚之前，我们就已经对爱人、父母、朋友、社会等表现出了应有的忠诚。所以，对于忠诚，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下属对长官的忠诚、平民对政府的忠诚等。我认为，忠诚最早诞生于人们履行承诺的义务之上，后者为前者提供支撑，是前者诞生的基础。但是，随着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忠诚脱离了履行承诺的范畴，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成长。渐渐地，忠诚产生出自己的原始约束力和权威，不需要再依赖任何协议或承诺。
我认为，承诺的义务与忠诚的义务最初都建立在人类协议的基础之上，同样，它们的发明与道德约束力也都源于人类的协议。如果一个人不约束自身的欲望，那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交往就会很难维持。而如果他借助正义的法则、产物稳定占有的法则以及履行承诺的法则来约束自身，他就能完美地避免这种的人际交往中的遗憾。无论是这三种法则还是承诺和忠诚的义务，都是人们为了便利性而设计和发明的。人类的自私使自身陷入了麻烦，为了摆脱这些麻烦，正义的法则诞生了。然而，正义法则的诞生并不足以使人类一劳永逸，人性的弱点在新的法则下暴露无遗。我们虽然清楚遵循正义的法则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很少会真正主动去遵守它。为了达成维护社会的稳定的目的，人们又发明并建立了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义务是为自然义务服务的，我们建立政府、发明政治义务的最初目的就是使我们遵从自然义务。无论是履行政治义务的最初动机，还是执行自然义务的最初动机，都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随着社会关系复杂化程度的加深，履行承诺和忠于政府有了新的意义，它们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利益，也会带来不同的义务。为维护社会稳定，服从政府的权威是必要的；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信，履行承诺是必需的。
人类的利益对承诺和忠诚的自然约束力是相互区别的，荣耀与良心对承诺和忠诚的约束力也是相互区别的，并且，前者的善恶好坏并不会影响后者的善恶好坏。人们对国家和政府的忠诚是有益的，只有出于对现实中更大利益的考虑，人们才会发生叛乱，同心协力去推翻政府，并且前提条件必须是政府是腐败且毫无作为的。虽然现实利益会使人盲目做出某些行为，但是，如果缺乏了对该种利益的考虑，人们就无法将个人利益隐藏起来。那些不忠诚的行为往往会使我们感到不快，对此，我们会在道德上予以谴责，并将之称为不义行为、邪恶行为。我们同样也会谴责私人的不义行为，比如违背誓约的行为。我们的道德观念告诉我们，人类交际的自由和维持是建立在履行诺言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会谴责那些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样，我们也谴责那些对他人和政府不忠诚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会破坏正义法则、产物稳定占有法则以及履行承诺法则的有效实行。
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众生活在专制的政府的统治之下，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再履行对政府忠诚的义务。这是因为，一个不负责任、无法履行自身义务、只会欺压民众的政府是不值得人民尊重的。既然政府无法履行对我们的义务，我们自然也不需要对政府履行忠诚的义务。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前进和发展的。由此可见，人类是否忠诚不仅仅取决于当事者，还取决于受忠诚的对象。一个人带领民众发动了叛乱，但是发动叛乱这一行为却并不一定会影响他的忠诚度。因为大部分民众既然心甘情愿随他发动叛乱，那必定是由于他们的政府首先出现了问题，所以，归根结底，是这一问题导致了他们发动叛乱，而不是他们的不忠诚导致了这一结果。从表面上看，这个人的行为是非忠诚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忠诚于人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