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行为环境与地理环境之间有着某种一致性，那么为什么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地理环境中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呢？这就要从行为环境与自我之间的交互作用上谈起了。
不妨先来看一个具体的情境：一天夜晚，两个行人遇到了一个流氓，其中一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作家，另一人则是久经锻炼的职业拳击手。对于作家而言，他的心物场呈现出的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行为环境，以及令其生畏的对象，同时，在他的自我系统中，对自己的软弱性具有充分的认知，由于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作家产生一种“如果进行抵抗就免不了吃亏”的想法，并产生回避的意向，最终选择逃走；对于职业拳击手而言，他的自我系统对其魁梧的身材与强大的力量有着足够的认识，所以他的心物场呈现出的是一个平淡无奇的行为环境和一个不堪一击的对象，在二者交互作用的影响下，拳击手更倾向于大步走上前去给流氓重重一击，而非掉头逃走。
在上述情境中，文弱的作家和强大的拳击手都处于同一个地理环境当中，面对的也是同一个对象，但他们最终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行为，究其原因，是因为作家的行为环境与其自我的交互作用对他产生了消极的诱导力，而对于职业拳击手来说则恰恰相反。
美国的认知心理学先驱爱德华·切斯·托尔曼曾这样说道：“被我们称之为害怕的那种不安状态，并不仅仅是一种被具有危险性的刺激所引起的结果，并且还取决于原本就存在于个体当中的内部生理状态，为了区别于‘害怕’或者‘不安’这种说法，我们采取一种相近但依然存在区别的命名——胆怯，它必然存在于初始的个体内部。”
托尔曼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理论，就是因为同样的物体可能引发有机体不同的情绪，以及随之产生的不同反应。在他的著作中，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虽然恐惧和斗争都是一种应对激发性干扰情境的脱逃，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脱逃的方式明显不同。当处于同一个环境的时候，恐惧和斗争之间的特征差异尤其突出……它引起一个个体的恐惧，而引起另一个个体的斗争……一方面，假设他们以往习得的经验是相等或者相似的，并且都拥有我们称之为胆怯的起始生理状态，那么恐惧的冲动就会被引起；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拥有的是好斗的起始状态，就会产生斗争的心理冲动。”
这就与我们在开头所创设的情境不谋而合了。但是我认为，托尔曼的研究基础略微显得有些狭隘，有机体行为的复杂性要远远超过他的这种描述。
依然以这位不幸遇到流氓的文弱作家为例。在我看来，人类的一切活动都首先倾向于保证自己不受到人身伤害，这应该是所有人的共同认知，所以作家选择逃跑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他做出这个选择之后，他的自我与行为环境之间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应力，使得一种名为“羞愧感”的情绪涌上他的心头，如果这种应力足够强大，这位作家就很可能不会继续脱逃，而是直面危险，即使他清楚自己可能只会得到一顿痛打，甚至比这还要凄惨。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托尔曼所说的“个体内部的初始生理状态”尚无法确切地解释行为的复杂性，斗争也许未必源自于起始的好斗状态，胆怯也未必终会导致脱逃。它只是一个单一的元素，而我们要考虑的是行为环境与自我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不过，这种存在于个体内部的初始生理状态可以被理解为自我系统当中的一部分，而它在不同个体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性，能够对行为环境与自我之间的交互作用产生某些直接的影响，但这只是直接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对此采取更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将会发现，自我-场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同理，自我与行为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自我本身也会变得不平衡。此时，物体-自我之间产生的应力会倾向于使自我重新得到平衡，它作为一种间接的隐性影响，参与控制了有机体行为发生的变化。
当然，上述情境中的故事还可以有更多版本的演绎，假设在遇到流氓的时候，作家一开始就没有选择转头逃走，而是投入了与流氓的战斗之中，结果被重重地打了一顿，留下了惨痛的教训；而拳击手没有大步流星地走上前去把流氓打退，取而代之的是轻蔑地耸耸肩，然后不屑地翻了个白眼转身离开。个体行为的复杂性从来就不是能够用三言两语一概而论的，想要解释清楚个体为什么会做出一定的行为，就必须要在具体情境中分析其行为环境与自我的交互作用，否则就是纸上谈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