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为止，我们所提到的一切物体的特征，都与我们自己的活动有关。试想一下，对于一个从未踏出国境的人而言，外国大街上的邮筒只不过是一个漆成绿色的柱状物；一直生活在丛林之间的土著人有可能会把充斥着钢筋水泥的大都市认作蛮荒地带；而在抽象派艺术家的眼里，一顶帽子就是一个圆锥体，一栋房子就是一个立方体。
但是，正是这些绿色柱状物的用途使它们成为邮箱，钢筋水泥塑造出的楼房和机器各派用场，才能够组合成我们所定义的城市。如若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能在圆锥体上看到帽子，而将立方体认作房屋。让它们“成为”它们的，正是它们所具备的功能特征。
功能特征，也是物体-自我关系的产物，但并不是这种关系的主要结果，而是特定物体在个体的行为活动中发挥作用时才会显现出来的特征。与需求特征相似，功能特征也建立在个体的需要这一基础之上，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需求特征随着个体需要的产生与消亡，被我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功能特征不同，它是永久性的，只有当某种特殊的力量打破或无视了物体-自我关系，它才会消失，就像抽象派艺术家对待帽子和房屋的态度一样。
有的观点认为，一切需求特征都是功能特征的前提，我对此持肯定意见。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拿着信件或明信片走向街角的绿色柱状物，是邮箱使我这么做；我也会用眼前的T形物体将钉子砸进木桌，是榔头让我产生这样的行为。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功能特征与个体需要之间的关系。只要个体不产生对于一把榔头的需要，就不会有任何榔头的存在，无论有多少刚好合适的T形物体。不过换一种说法，榔头就是榔头，即使在我们不需要它的时候，这一点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此时，它并不会以它作为榔头的特性来改变或者决定我们的行为，然而一旦它进入了我们的行为，就可以凭此发挥作用，诸如敲击钉子，又或者可以用来砸开锁头，甚至能暂时充作镇纸，此类的角色都可以由这把榔头来扮演，而且它还会扮演得相当成功。由此可以看出，榔头的需求特征一直在发生变化，而它的功能特征却保持不变。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首先，通过个体对某个特定物体的使用，该物体发生了一种持久性的变化，它不再是独立于自我之外的东西，而是与自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稳定的关系。其次，如果这种关系要得到下一次的重新组建，可能需要经历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
在德国符茨堡学派杰出心理学家纳齐斯·阿赫的实验之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支持功能特征理论的依据。1930年，阿赫挑选了一部分被试者，让他们学习三组无意义音节，每组又由八个无意义音节组成。第一组是正常组合的音节，第二组中的第二个音节是将第一个音节颠倒过来，如“toi—iot”，第三组中的第二个音节则与第一个音节押韵，如“zup—tup”。被试者共有七天的时间来学习这三个系列的无意义音节，每一个系列重复八次。而后，实验者按照配对联想的方式将这三组无意义音节呈现给被试者，让被试者反复阅读，再用不同的方法加以测试。譬如，最简单的测试方法是实验者展示给被试者一个音节，要求被试者再现出联想配对中的另一个音节；此外，实验者还可以要求被试者用颠倒或押韵的方式对展示出的音节作出反应。
通过这种要求被试者对无意义音节的刺激作出反应的方式，阿赫建立起了无意义音节的功能特征。实验的结果与我们刚才探讨的理论完全一致。不过，这个实验建立在一种过于人为化的条件之上，作为实验材料的无意义音节与其展现出来的功能特征之间的关系也显得有些任意化，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对该实验进行审视，则未免显得不够严谨。
所幸的是，自从德国的著名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创始人沃尔夫冈·苛勒教授使用黑猩猩作为被试者进行了经典的实验研究以来，动物类的实验便开始在界内普及起来。此外，在动物心理学的研究当中，实验人员们也能够让动物给予其熟悉的物体新的使用方法。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通过类推得出，在动物的行为环境中，新的功能特征已经产生。不过遗憾的是，这种推论虽然有根有据，但目前却无法得到直接的实验证明，即便有些研究人员能够凭借自己天才的头脑发明出一些间接证明它的方法并予以实施，也终究无法为我们的推论提供足够强大的说服力。
我期待研究人员们将来能在人类身上展开更成功的实验，因为与动物相比较，人类作为被试者有以下两大不可取代的优势：其一是人类能够主动对实验进程和实验结果进行详细报告，其二是人类本身就有诸多需要，并且能够创造新的需要，这样就可以随之创造出更多与需要相一致的功能特征，满足研究人员对实验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