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上文种种还不过是一面的理论。女子加入工业生活，并且加入后所处的环境又和男子大同小异，这其间也就无疑引起了另一派的严重的问题。文化的一般的倾向是要叫女子经济独立，也要叫她负道德的责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是男子所有的职业以及种种业余职务，女子都得参加，都得引为己任，而后不但女子自身可得充分发展之益，而社会全般亦可收十足生产之功，我们却还不能绝对地看个清楚。但有两点事实是很清楚。第一，社会现有的种种职业与业余职务既一向为男子所专擅，则可知它们的内容和设备的发展是在以男子的品格与兴趣做参考，而与女子太不相谋。第二，种族绵延的任务与此种任务所唤起的性的作用，在女子方面所要求的时间与精力，不知要比男子的大上多少。有此两点的限制，至少我们可以了解，女子之于工业生活，绝不能像男子一样可以全神贯注，而无遗憾。有几位生物学家甚至于以为除了家庭与学校的场合以外，女子便根本不应该有什么工作。赫金孙（Woods Hutchinson）说：“任何叫女子做工业劳作的国家是要入地狱的。” 这见解是走了极端的。但是从经济的眼光来看，学者也未尝没有过类似的见解，蒿布孙（Hobson）曾经讨论到这问题，在总结的时候，他说：此种机械工业把女子从家里驱逐出来的倾向，是“一个和文明作对的倾向”。又说：家庭的忽略，“就大体而论，是现代工业对于我们的生命所下的最惨痛的毒手；我们的物质的生产品是增加了，但我看不出来，无论它增加到什么程度，它对于这种创伤会有什么抵补的力量。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女子加入工厂生活以后，一个家庭在生理与道德的健康上，是没有不受剥削的。在工厂生活的急迫、扰攘与危险之下，要做一个良妻、贤母和家庭的主妇，是不可能的。除了在最特殊的情形之下，无论我们把工资提得多高，我们绝不能弥补这种种损失，因为它们的价值要更高一级，不是金钱可以换取”。 这些话是不错的。我们到了今日，才渐渐地明白，以前“妇女运动”的许多先进，一面努力于打破女子的受制于人的地位，一面却对于“受制于人”的诠释，始终非常陈旧。他们以为男子的地位与作业总是优越的，男子是胜利所属的一性，所以只要取得他们的地位与作业，比而同之，不就等于脱去了桎梏而不再“受制于人”了么？旧的“妇女运动”中一切偏激与不稳健的事物，有时候可以叫人伤心，觉得无理，便全都可以推源到这个谬误的见解。在旧的“妇女运动”里，她们就根本没有看见，一样讲权利，第一个权利便是做女子的权利，做母亲的权利；唯其有这种权利，所以她们是种族的泉源，是性生活的立法的人，其势力所及，不但为性生活的本身，亦且为与性生活有联带关系的种种生活。总之，女子的地位特殊，一种经济状况的重新安排，使可以满足此种特殊地位的要求，似乎是不可少的，前途也是必得成为事实的，但重新安排的结果，对于女子的独立性与责任心，大约也不会发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就已往、目前与未来的形势而论，我们便可以得像法国女作家亚当夫人（Madame Juliette Adam）所说的一个综合的观察，就是，已往是男子的权利牺牲了女子，目前是女子的权利牺牲了小孩，未来呢，我们总得指望小孩的权利重新把家庭奠定起来。这一点精意我以前在《母与子》的一文里，已经提到过，将来讨论到优生问题的时候，自然还不免续有论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