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南非战争 在1899年爆发的时候，我母亲19岁，她也活着看到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她常常告诉我，对南非战争期间英国社会状况的记忆，让她容易理解越南战争对美国的影响。对于英国，南非战争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灾难，它更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坍塌。对母亲和她那一代的人来说，他们在自由帝国主义传统的濡染下长大，南非战争所带来的最深的心理创伤，并非因为看到大英帝国被两个微不足道的布尔人（Boers）的共和国以智力打败，而是因为看到大英帝国居然通过烧焦布尔人的土地和将他们的妇女和儿童圈进集中营来让布尔人挨饿并屈服。母亲的一些朋友是布尔人的秘密支持者——公开地支持布尔人，需要像1965年在美国公开支持胡志明那样拥有足够的勇气。战争分裂了家庭，使得忠诚成了一个问题。在维多利亚时代进步与繁荣的长夏之末，战争突然闯来，犹如晴天霹雳。
1901年是最糟糕的一年。年迈的女王在1月份去世了。她的死象征着她在位63年期间那种人们已经熟稔并接受的舒适的确定感也就此逝去。整个1901年，战争还在拖延之中，就像在越南的战争那样丑陋和没个结局。英国走过了1901年，进入1902年，而布尔人仍然在战斗，他们的家人仍然在集中营中死于痢疾。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乐观主义一去不返，厄运和无望之感在空气中弥漫。
在那个时刻，1902年1月24日，一个星期五，在写下《莫洛博士岛》之后六年，H．G．威尔斯在伦敦的皇家研究所以“未来的发现”为题做了一次讲演。既然他的同胞的肤浅的乐观主义现在被同样肤浅的绝望所取代，威尔斯觉得是时候给他们讲一个和《莫洛博士岛》不同的故事了——只要能够想象到。他的讲演的结尾部分如下：
当我讲到人类的命运之伟大的时候，千万不要误解我。如果我说得太坦白，我会为之忏悔——作为一种最终产品，我认为自己以及我的人类同胞（恕我冒昧），实在没什么了不起。我认为，我不可能带着庄严和真诚加入对人性顶礼膜拜的行列。想想看吧。想想那些积极的事实。如果我们能像斯威夫特那样惊愕，觉得人类这样一种生物居然也敢自命不凡，我们自会百感交集；如果我们能像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那样大笑，我们也会心有所悟。若非人类的小小奇迹如此大受痛苦的袭扰，这些感受会更多地光顾我们。然而并非只有痛苦会袭扰这个世界——期许也常驾临。我们的虚荣和肉欲，使我们如此渺小，但过往已有过更加渺小之物。过去那漫长的上升之路，点破了我们的绝望。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生命的全部鲜血和激情，都曾被石炭纪的某种生物代表过——某种生物，也许是冷血的，具有黏湿的皮肤，它潜伏在空气和水之间，从彼时庞大的两栖类动物面前逃走。纵然有生命的全部愚蠢、盲目和痛苦，我们也已经稍有起色。我们已然走过的路程，给了我们一种对我们行将迈往的道路的虔诚。
我们或可相信，过去的一切，不过是开始的开始，那些如此并已然如此的事物，也不过是黎明之前的微光。我们可以相信，所有人类思想迄已完成的，也不过是苏醒前的梦境。我们不能看见——也无须看见，当日子完全到来之时，世界会是什么模样。我们是黎明中的生物。从我们的种族和世系之中，会涌现出新的思想，它会回溯至我们的渺小，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它也会勇敢无畏地向前，理解这个击败了我们眼睛的未来。整个世界承载着对更为伟大事物的期许之重，有一天会到来，日复一日的序列中的一日会到来，那一日，现在还潜伏在我们的思想和躯体之中的新人类，会以地球为凳，他们站立其上，他们会大笑，会在星辰中伸出他们的手。
45年之后，在一场更大甚至也更野蛮的战争的末尾，诗人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 ）非常简洁地反对威尔斯对未来的看法：
声名在夸耀中变得污秽
我注意到，人类必定要玷污
一切他们能到达或命名之物，他们会在辰星上拉屎
如果他们能够到达……
抚养星辰的可怕力量，已经被拐骗进
声名狼藉的妓院和屠宰场……
终有一日，地球会抓挠一下自己，微笑着将人性轻轻抹去
威尔斯和杰弗斯都是对的。人性是短暂而可鄙的，大有希望也大有祸害。我们通往未来的道路并不简单和容易。威尔斯从来也没有说过它会。人是丑陋的这一事实也并不意味着宇宙是丑陋的。杰弗斯从来也没说过它是。
对于我们所从事的任何事情，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太空中，我们都有两种风格可选。我把它们分别称为灰色的和绿色的。灰与绿之间的差别并不尖锐。只是在色谱的极端位置，我们才可以不受限制地说，这是绿的，那是灰的。要解释绿与灰的区别，用例子要比用定义好。工厂是灰色的，花园是绿色的。物理学是灰色的，生物学是绿色的。钚是灰色的，马粪肥是绿色的。官僚机构是灰色的，先锋群落 是绿色的。自我繁衍的机器是灰色的，树木和孩童是绿色的。人类的技术是灰色的，上帝的技术是绿色的。克隆是灰色的，进化枝是绿色的。战场手册是灰色的，诗歌是绿色的。
我们为什么不简单说，灰色是坏的，绿色是好的，然后通过拥抱绿色技术禁止一切灰色技术找到一条救赎之路？为了回应世界的物质需求，技术不仅得是美丽的，也得是廉价的。如果我们以为在将来，相比于过往的其他意识形态，“绿色即美”这种意识形态能让我们更好地免于作艰难的抉择，那不过是我们自欺的想法。
在地球上，太阳能是人类的最大需求之一。每一个国家，无论富庶还是贫穷，都沐浴在大量的太阳能之中，但是我们还没有廉价而广泛可得的途径去将这种能量转化为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燃料和电力。将太阳光转化为燃料或者电力，在科学上是个平凡的问题。原则上，许多不同的技术都可以实现这一转变。但是所有的现存技术都是昂贵的。要将我们的能源消费的主要部分从正迅速减少的天然气和石油储备转移开去，就需要在足够大的范围内部署这类技术，但是我们还负担不起。
泰德·泰勒，在完成了他在核窃取和核安保方面的工作后，决定将他余生里的工作时间都投入到太阳能的问题上。他弄出了一个太阳池系统的设计，如果一切顺畅，它或许会比现有的任何太阳能技术都更根本性地廉价。泰德的想法是，挖一些大的池子，将它们用堤坝围起来，池子上覆盖透明的空气垫，这样池子里的水就会被日光加热，同时空气垫也可以阻止冷风和蒸发。无论夏天还是冬天，水都保持是热的。它的热能可以用于家用制热，或者通过商业上可以得到的简单热机转化成电力和化学燃料的能量。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运作，整个系统就会把照在池子上的太阳光转化成燃料或者电能，转化的效率是5％，其成本之低是可以与煤或石油一争高下的。
我并非在预言泰德的方案最后真的会有用。抛开经济和法律上的问题不谈，在能够知道这个方案理论上的许诺能否兑现之前，有不可计数的工程问题需要解决。我只是做了一个假设性的陈述：如果所有东西都按预期的那样有效，这些池子就会将世界的能源经济整个地翻转过来。日照及水源充沛的国家，特别是湿热的热带地区的国家，就会适时地变得像今天的石油输出国那样富庶。他们的财富是可以自我维持的，而不是基于某种不可替代的能源。
幸运的是，世界的这种经济转变并不依赖于泰德的计划的成功。泰德的特殊想法有没有用并不那么重要。泰德只是拥有太阳能系统设计方案的某一个人而已。在世界范围内，有数百个其他小组拥有其他的想法和设计方案。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便宜而成功的系统而已，它不必非得是泰德的那个不可。我们只需要小心地给带着点子过来的小组一个机会，让他们展示他们能做些什么。他们哪一个都不应该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遭致挫败和拒斥。
泰德的技术是灰色而非绿色的，它只是为实用设计的，而不是为了漂亮。如果泰德的太阳能系统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且在大范围内得到发展，想象一下它会如何改变我们星球的物理外观，倒也不失趣味。作为一种极端而不太可能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想象，整个世界会决定建造足够多的太阳能池子，它们产生的能量，可以完全取代我们现如今对于石油、天然气、煤和铀的消费。这可能要求我们将我们星球1％的陆地覆盖上池子和塑料。这个比例大约相当于美国国土上的高速公路覆盖的比例。整个太阳能系统的资金成本，可能与铺设同样面积的高速公路的成本相当。换言之，要为整个世界提供永久的可再生能源，只需在世界范围内复制美国为汽车而付出的环境和财政代价。美国人认为汽车的成本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不是冒险要猜他们是不是也会考虑为一种干净而不竭的能源支付同样的成本。许多较为贫穷的国家，他们的能源消耗也比较小，其他能源供应也得不到，他们可能会把泰德的池子看成是一笔好买卖。有些人甚至会喜欢塑料池子甚于高速公路——起码你在池子之间走路要比穿越高速公路容易。
所以，灰色技术并非没有价值，也并非没有前景。对于加勒比海和印度洋附近的热带国家来说，它提供了摆脱贫穷的希望。可以想象，在25年之内，它会实现美国能源消费从化石燃料到太阳能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所用的时间，大致相当于我们建成国家高速公路系统所用的时间。在世界的石油供应枯竭之前，有许多原因使得迅速实现这种转变变得极为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比25年或者50年看得更长远一些，绿色技术就会有更好的前景。特别是在太阳能领域，灰色技术能做的每一件事情，绿色技术最后都能做得更好。许久以前，上帝发明了树木，一种将空气、水和太阳光转化成燃料和其他有用化学物质的装置。一棵树，比灰色技术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装置都更功能强大和更经济。树木作为太阳能系统的主要缺陷是，不把它们毁掉，不破坏掉它们生长其间的风景，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收获它们。收获的过程，在经济上是低效的，在美学上则令人不快。对于一个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体来说，树木自然生产的化学物品是不容易适应其使用和分配模式的。
想象一种基于绿色技术的太阳能系统。当我们学会了用DNA的语言进行阅读和书写以后，我们就可以改变一棵树的生长和新陈代谢的程序。大地之上，举目可见的，将是长满红木树的峡谷，它就像加利福尼亚州塔马尔帕斯山（Mount Tamalpais）下的缪尔森林（Muir Woods）一样寂静和绿树成荫。这些树并不会像天然红木那样快速生长。和天然红木合成纤维不同，它们的细胞可以制造纯的酒精、辛烷或者任何我们觉得方便的化学物质。当它们的树液沿着一组导管上升的时候，它们合成的燃料沿着另一组导管流入根部。在地下，树木的根系组成一个将燃料运入峡谷的活的管道网络。在分开很远的点上，这种活的管道和无生命的管道连接起来，后者将燃料带出峡谷，输往任何需要燃料的地方。当我们掌握了为树木重新编程的技术以后，我们就能在任何足以支撑天然森林的土地上种植这种林场。从加利福尼亚的红木、新泽西的枫树、佐治亚的梧桐到加拿大的松树，这些燃料我们都可以种出来。一旦这样的植被生长起来，它们可能就变成永久性的了，而且还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它们或许只需要护林人的日常照料，好让它们保持健康。如果我们假定日光变为化学燃料的效率总体上有0.5％那么多——和天然森林的效率差不多，那么整个世界的现有能源消费，就可以通过在大约10％的陆地面积上种植燃料林场来供应。在潮湿的热带，同样的燃料输出，将只需要更少的土地。
泰德·泰勒提出了一个建造太阳池系统的计划，它将为100套公寓提供家用制热、热水、电力和空气调节。这100套公寓，是提供给前来高等研究院工作的访问学者安置家人的。他期望建造这样一个系统的总成本是户均5000美元。现存的制热系统可以保留，那样当太阳池的运行出现问题的时候，研究院成员就不会冻着。这100户的示范计划，并非仅仅是一个缩小了比例的试验工厂。它是太阳池系统的全尺度试验。泰德的点子的一个美妙之处是，在100户这种范围内，它是划算的。建设更大的中心化单元没有什么好处。即使全世界的燃料都由太阳池供应，整个系统将仍然是去中心化的，单个单元的尺度会和我们期望在普林斯顿建设的差不多。
我们现在不是在构思一个计划，一个将我们研究院的树林变成人工树林并借以供应研究院所需燃料的计划。那要很久以后才会出现，如果它真的会出现的话。我们大多数人，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更喜欢在树木之间散步，而不是在塑料池子中间。但是发展人工树木的技术会需要很长时间。它也许是50年，也许是一两百年。这将是一种困难和充满争议的发展，会有许多错误、许多失败。许多实验一开始会运转良好，然后就掉进模糊而复杂的困难里。掌握单个物种的基因编码过程不过是第一步。要让人工树木在自然环境中存活和繁盛起来，编码者需要理解它们与数以千计的其他物种的生物学联系——这些物种可能靠这些树的叶和枝为生，或者在树木根系之间的土壤中过活。也许编码和种植人工树木将保持为一种艺术，而非一种科学。也许在DNA知识和计算机编程之外，还需要有特殊的园艺才能。那是绿色技术的另一个好处。但是人类对于太阳能的需求是紧迫的。我们等不了一百年了。如果塑料池子做这个事情更快，我们就必须挖塑料池子，而把树木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当人类从地球进入太空的时候，问题也会与我们结伴而行。太阳能的使用仍然会是我们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太空正如在地球上一样，如果技术要不只是富人们的玩物，它就必须是廉价的。在太空正如在地球上一样，我们将面临技术选择，灰色还是绿色？而在地球上限制我们的选择的经济约束，在太空中也会类似地出现。
我们现有的在太空中利用太阳能的技术，基于用硅做成的光电池。对于给科学仪器提供动力来说它们是非常卓越的，但是对于人的日常所需来说它们太过昂贵了。也许在地球上，太阳池是廉价而有效的，但是对于太空中的应用，它就不是什么合适的技术了。太阳系恰好极为悬殊地分为两个区域：靠近太阳的内部区域，那里日光充足但是水源稀缺；远离太阳的外部区域，那里水源充足，但是日光稀缺。地球就在这两个区域的边缘上，就我们迄今所知，它也是唯一一个水源和日光都很充足的地方。那大概也是生命为什么会在地球上崛起的原因；那也是为什么相比于太阳系的其他地方，太阳池在地球上可能会更加有用的原因。
我们必须持续寻找能够根本地改变进入太空的经济学的新技术。在人类大范围向太阳系扩展以前，我们需要把进行太空操作的成本削减下来，其幅度不是5或10个数量级，而是上百或者上千个。对于内部区域和外部区域来说，合适的技术似乎是不相同的。在内部区域有大量的光，但水很少，它就必定是一个灰色技术区。庞大的机器和政府企业最适合在太阳系那些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繁荣发展。由铁、铝和硅制成的可以进行自我繁衍的机器人不需要水。它们可以在月球或者水星（或者其间的空间）增殖，进行庞大的工业项目，但却不会给地球的生态环境带来危险。它们将以日光和岩石为食，而不需要其他的原材料。它们将在太空为人类定居建造自由浮动的城市。它们将从外部区域（那里有大量的水）——行星的卫星上把大量的水运入内部区域（那里需要水）。
灰色技术在太阳系内部区域的增殖，可以从许多方面缓解地球上人类的经济问题。在内部区域可以得到的物质和日光资源，相对于地球表面可以得到的，要超出许多个数量级。也许地球将直接由外太空提供稀有矿产和工业产品，甚至是食物和燃料。也许地球将被珍视并留存为一个适于居住的公用场地，或者就辟成一个荒野保护区，而大范围的矿业开采和工业制造，将被驱逐到月球或者小行星上去。从地球移民本身不会解决地球上的人口问题。地球上的人口问题必须在地球上解决，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而不论有无移民。但是移民的可能性，会间接使地球上的问题变得可以处理。如果对于有不可抑制的情感责任想抚养大家庭的那些人来说，他们有其他地方可去，那么对于留在地球上接受对人口发展的严格限制的人来说，在心理上和政治上，这都要更容易些。
移民们将去往何方？对这个问题，灰色技术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灰色技术可以用奥尼尔的“岛屿一号”的方式建立太空殖民点，这是一些用金属和玻璃造成的罐子，在其中，与地球及太空的荒凉相隔绝，人们过着一种卫生并受到保护的生活。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金属玻璃罐子里的人没有变得越来越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的人，我们就幸运了。人性需要更大和更自由的居所。我们并非仅仅靠面包过活。人类未来的最基本问题，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精神性的，那就是多样性的问题。在我们拥挤的地球上，或者在我们现有的空间技术提供来作为生存空间的金属玻璃罐子里，我们如何为多样性找到空间？
在社会层面的多样性意味着，在面对现代通讯和大众媒体同一化的影响时，要保存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并给新的语言和文化预留发展空间。在生物学层面上的多样性，意味着给予父母一种权利，即允许他们使用基因操作的技术去抚育更健康、更长寿，甚至比他们更有天赋的孩子。允许父母有基因多样化的自由，其后果可能是一种分化，人类进入了一种异种不能杂交的进化枝。很难想象，任何现存的社会制度会强大到足以抵挡这种分化所带来的紧张。这种紧张，会类似于人类肤色多样性所引起的紧张，只是要更糟糕一百倍。只要人类依然受限于这颗星球，人类手足之情的伦理必须位于我们对于多样性的渴求之上。文化多样性会无情地减少，而生物多样性则会太危险，不能被轻易宽宥。
长远来看，我觉得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唯一解答就是，人类应该通过绿色技术向太空扩张。绿色技术在正确的方向上推动着我们，从太阳而外，向着小行星，向着大的行星，向着更远处——那里空间不受限制，而前沿则永远向我们开放。绿色技术意味着，我们不住在罐子里，而是让我们的植物、动物以及我们自己适应在宇宙荒野中生存。蒙古的游牧民们进化出了结实的皮肤和裂缝状的眼睛，这让他们能够抵挡亚洲的寒风。如果我们的某些后世子孙一出生就能拥有更结实的皮肤和更狭窄的眼睛，他们或许就能直接面对火星上的寒风。决定我们目的的问题，并非我们要不要向太空扩展。它是：我们应该只有一个物种还是100万个？100万个物种是不会耗尽那些等待智能生命到来的生态位的。
如果我们用的是绿色技术，我们向宇宙空间的扩展就不仅仅是人和机器的扩展。它是所有生命的扩展。这种扩展不过是使用了人的头脑来服务于她自己的目的而已。如果生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定居地，她不会只带着一种物种。她会带着种类繁多的物种到来，而一旦她安顿下来，她的物种们就会进一步四处蔓延并更加多样化。我们在银河系中的扩展将追随她古老的模式。
在小行星的无大气环境中，要使用遥远的日光让植物生长，我们需要重新设计它的叶子的表皮。在每一个有机体中，皮肤都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必须精心设计以满足环境的需要。这倒也不是什么新思想。
我和当地人的对话：
“你们从哪儿来？”我问他们。“我们是从另一个行星移民过来的。”“那你们怎么刚好到了这儿来呢，又怎么活在真空里的呢？你们的躯体可是为在大气中生活而设计的啊。”“我不能解释我们是怎么到这儿的，那太复杂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躯体慢慢改变并适应了真空中的生活，就像你们的水生动物慢慢变成了陆生动物，陆生动物又慢慢飞起来了。在行星上，水生动物一般最先出现，呼吸空气的动物随后，而真空动物则最后出现。”“你们吃什么？”“我们像植物那样吃东西和生长，我们使用太阳光。”“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植物从土壤中吸吮汁液，从空气中吸收气体，而太阳光只是把这些东西转变成了活的组织。”“你看看在我们身上的这些绿色附属物，像不像翠绿色的翅膀？它们充满了叶绿体，就像那些使你们的植物成为绿色的东西一样。你们的少数动物也有这些东西。我们的翅膀有透明的皮肤，它是密闭的，可以防止空气和水分进入，但是却允许日光进入。日光分解了溶解在血液里并传输到翅膀的二氧化碳，它还催化了上千种其他化学过程，而它们就供给了我们需要的全部物质……”
上述引文出自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的《地球与天空之梦》（Dreams of Earth and Sky ），该书于1895年在莫斯科出版，比威尔斯的关于未来的发现的讲演要早七年。
我们还不知道小行星是什么组成的。它们中的很多在颜色上是极端灰暗的，在光学特征上，它们像一种叫碳质球粒陨石的流星。碳质球粒陨石是由很像陆地土壤的东西组成的，其中包含相当比例的水和碳以及其他对生命而言必不可少的化学物质。有可能我们会很幸运地发现，那些黑色小行星是由碳质球粒陨石材料构成的。毫无疑问，太阳系的某处必定是这些碳质球粒陨石的来源。如果最终表明，这些小行星就是这种来源，那么我们就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小小世界，从地球出发可以很方便就到达它们，而恰当编程过的树木能在那儿的土壤里扎根并茁壮成长。随着这些树到来的，是其他植物、动物和人类，以及无穷多样的生态系统。每一个小世界都自由地面向试验，向着多样化的道路发展——只要它发现合适。
人类的灰色技术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对于从地面跃入太空来说，它过去是并且还将是必不可少的。灰色技术是自然的小伎俩，她将它发明出来是为了让生命能够逃出地球。基因操作的绿色技术，是自然的另一种小伎俩，她将它发明出来，是为了生命迅速和有目的性地适应她的新家园，而不是缓慢和随机地，那样她就不仅能逃出地球，而且能够在宇宙中扩展、多样化和不羁地奔跑。我们所有的技巧，都是自然的计划的一部分，都被她出于自己的目的而使用。
在跨越小行星之后，我们下一步应该去哪呢？木星和土星的卫星上富含冰和有机营养。它们是寒冷的，而且离太阳很远，但是植物还是可以在它们上面生长，只要我们教会了植物在上面就像在温室中生长一样。并没有植物不能长出它们自己的温室的理由——龟和牡蛎都能长出自己的壳。走出木星和土星，我们又来到彗星的王国。太阳系附近很可能有数目巨大的彗星，这些是一些直径几英里的小世界，几乎完全由冰和其他对生命很本质的化学物质组成。要能看到它们中的一个，它的轨道必须受到某种使之靠近太阳的扰动。大致上，每年有一颗彗星会被靠近太阳的区域俘获，它最终会蒸发和分解掉。如果我们假定在太阳系存在的数十亿年的时间里，彗星的总数多到足够维持这一过程，那么附属于太阳系的彗星，在总数上粗略就该有数十亿之多。这些彗星的表面积加起来，至少就是地球表面积的几千倍。也许彗星——而非行星，才是太阳系中生命主要的潜在定居点。
其他恒星会有像太阳一样多的彗星，这或者是真的，或者不是。哪方面我们都没有证据。在这方面，如果太阳不是个例外，那么彗星会弥漫整个银河系，而银河系对于星际旅行者就会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加温和。在空间的海洋之中，适宜居住的孤岛之间的平均距离，将不会是用光年来衡量的，而是用光日 的数量级或者更少。
无论彗星能否为生命在整个银河系的迁徙提供方便的中间站，对于生命的扩展来说，星际距离不可能成为一个永久的障碍。一旦生命学会了封装自己以抵御太空的寒冷和真空，她就能从星际航行中存活下来，然后她就可以在任何可以找到星光、水及必不可少的营养的地方生根发芽。无论生命走向何处，我们的后代将追随她的脚步，帮助她，指导她，使她适应。要将自己调适得适应各种尺寸的行星以及星际间的尘云，生命还有许多问题要去解决。我们的后代或许会学着在恒星风（stellar winds）和超新星（supernova）残余物上种植物。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后代做不到的：生命一旦有了良好的开端，我们的后代就不能阻止她的扩张。控制这种扩张的力量，在短时间内会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最终，生命会找到她自己的扩张之路——无论有没有我们的帮助。银河系的绿化将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当我们成了在银河系中扩张的100万个物种的时候，“人能扮演上帝又能同时保持理智么？”这一问题就会失去它的部分恐惧之处。我们会扮演上帝，但那只是一种地方性的神明，而不是全宇宙的神。数目大了就保险。我们中的某一些会变得精神错乱，他们会统治一个像莫洛博士岛那样疯狂的帝国。我们中的某一些会在辰星上拉屎。会有冲突和悲剧。但是长远看，理智会比精神错乱更好地调适和存活下来。自然对于不适者的修剪，会限制精神错乱在银河系物种间的蔓延，正如她在地球上对单个个体们所做的那样。理智，就其本质来说，也不过是与自然规律和谐相处的能力。
我讲述了这个银河系绿化的故事，就好像我们命中注定就该是自然对智能生物的首次尝试似的。如果在更大范围内银河系中已经存在其他智能生物，那么故事就大不相同了。银河系会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上更加丰富多彩。我们必须不让我们自己的扩张浪潮淹没和打断我们邻居的生态平衡。在我们跨出银河系进行扩张以前，我们必须用望远镜仔细搜索整个星系，我们必须对我们的邻居了解得足够多，好使我们以朋友的身份与他们相见，而不是入侵者。宇宙足够广大到能够为我们彼此都提供充分的生存空间。但是如果——似乎是同等可能的——我们在银河系中是孤独的，没有什么智能的邻居，那么地球的生命，在填充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和空隙上，就仍然有充足的可能性。
生命在宇宙的展开只是一个开始，而非终结。生命在数量上扩展她的定居点的同时，在性质上也会改变和进化，思想和精神会进入我们还难以想象的维度。熟悉新的领域是重要的，不是因为它是一种终结，而是因为它是让生命能够以数以百万计的不同形式对智能进行试验的途径。
1929年，晶体学家戴斯蒙德·博尔纳尔（Desmond Bernal）写了一本小书，《世界、肉体及恶魔》（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 ）。在这本，他将生命向太空的扩展描述成等待人类去完成的主要任务。像我一样，当他试图想象什么会最终到来时，他也困惑了。他的书以一个问题结束——任何对未来的探询必定都如此结束：
我们希望未来是神秘和充满超自然力量的；这些如今被完全从物理世界清除出去的抱负，创造了这个物质文明，它们还将继续创造其未来——只要抱负和行动之间还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能依赖这个吗？或者毋宁说，我们没有判断人类发展方向的标准吗？我们正站在一个节点上，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行为的效应和它们在未来的可能后果。我们仍然羞答答地手握未来，但是我们第一次把它作为我们行为的一个函数来理解。有鉴于此，我们是不是要从某种冒犯了我们初衷之本性的东西上走开呢，或者，对于我们的新力量的认可，就足以让那些初衷改变得可为未来——它们必须带来的未来——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