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时候，我和剑桥大学登山俱乐部的一群学生在仲冬来到威尔士。我们住在靠近克瑞格教堂村的赫勒格小屋里，在纷飞的薄雾和雨以及偶尔的雪花中，我们在特瑞凡峰的扶壁上攀爬。那个时候，没人会想到戴安全帽爬山。如果你位于绳索上的第三个，你应该小心被前面的登山者踩下的石头。我一没注意，一块又小又尖的石头割破了我头皮上的一根小动脉。伤口很小，但是血流很猛。我松开了自己的绳子，朝着上面的薄雾喊道，我受够攀岩了，我要回家去了。
我走到最近的路上，盼望着能搭车返回克瑞格教堂村。我做好了要走一长段路的准备，因为当时是战时，汽油只提供给公务在身的人。极少有车从山路这边过，而且12月间短暂的日光已经开始褪去。让我吃惊的是，在我已经沿路向下走了十分钟后，一辆公交车经过，它为我停了下来。我上了车，我问司机他多久从这里走一趟。司机看着我浸血的头发和衣服，明显不以为然。“哦，我们只在星期二走一趟。”他说道。所以我乘单程车到了贝茨瓦考德（Betws-y-Coed），然后从那里继续走下山谷到达兰达诺（Llandudno）。在兰达诺有一个医院，对于给受伤的攀岩者缝合伤口，他们特别有经验。
我在兰达诺医院待了两天，和另外九个病人被安排在一个病房里。我被擦洗过了，也吃过了东西；我的头发被剪过了，头皮也被缝好了。但是我想和护士以及病人进行友好交谈的尝试却彻底失败了。除了给我缝伤的医生，没人在我面前说过一个英文单词。其他所有人，病人、护士和来访者，一律说的都是威尔士语，而我说英语的时候他们就假装听不懂。威尔士的语言是美妙的，我喜欢听带着他们音色的音乐。不过，他们给我的信息也是明确无误的：我是一个外国人，我越快坐火车回英格兰越好。
对一个习惯于将“英语”和“不列颠语”作为同义词的英国男孩来讲，这是一段醍醐灌顶的经历。威尔士人已经被征服了六百年，他们又被强制使用征服者的语言进行了70年的教育，但威尔士的兰达诺用的却仍然是威尔士语。当压迫者的一员无助地落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他们照料了他的伤口，却给他上了此生难忘的一课。
后来，我还见识过相同的待人方式被许多人精明地使用过。瑞士的德国人对在苏黎世（Zurich）的高地德国人（High German）用过，罗曼什（Romansh）的瑞士人对在蓬特雷西纳（Pontresina）的德国瑞士人用过，阿米尼亚人（Armenians）对在埃里温（Yerevan）的俄国人用过，还有普韦布洛（Pueblo）的印第安人对在新墨西哥的赫梅斯普韦布洛（Jemez pueblo）的盎格鲁美国人使用过。人口越少越容易消逝的少数民族，其古语也就越珍贵，因为语言成了他们唯一的武器——它折服了征服者们的骄傲，并保持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全世界只有两万人讲赫梅斯普韦布洛语言。如果你是一个赫梅斯印第安人，你或许会开着雪佛兰（Chevrolet）去阿尔伯克基工作，必须全天使用英语或者西班牙语谈论工作。当你在傍晚回到普韦布洛的家里，听到你的孩子们说着赫梅斯语时，你的感觉会很好，哪怕他们只是在讨论摇滚音乐和棒球。你教导他们，不要为了旅游者的钱出卖自己的尊严。赫梅斯普韦布洛不是一个旅游景点。它不是博物馆。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社区，在调整自己适应征服者的方式但又不抛弃自己的文化遗产和自尊方面，社区里的人们比大部分被征服民族做得都好。和在兰达诺的威尔士人一样，他们仍然拥有自己的语言。只要他们的语言还在，他们就具有一个征服者无法穿透的内在堡垒。
定居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语言作为人类事务中的一个推动力的力量。当我作为访问者到达以色列的时候，我所见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景象——比博物馆、大学、城市和农场都更让人印象深刻——是在海法（Haifa）的一个公共园地里，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在用希伯来语互相交谈，那是一门一百年前差不多就消失了的语言。希伯来语的复苏，是犹太复国运动 的先驱者们一个最主要的成就，它是使得其他所有成就变得有可能的成就。
人类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品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样，就是对于实现语言的迅速变化和分化来说，我们可能带着某种天生的能力——或许还有某种天生的需求——在进行进化。这不是谁能天真地想象出来的。人们能天真地想象出来的是，当智能物种进化了对语言的使用的时候，只有一种语言会剩下来。人们可能会想，会说话的第一个动物，将进化出词汇及其含义的一种固定结构，它就像30亿年前进化出的基因密码一样不可改变。编写《圣经》的那些聪明人，明白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他们创造出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的传说 来解释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语言。他们很明显认为——今天的许多人也认为，如果我们都说同一种语言，生活会更简单，人际关系也会更容易。
对官僚阶层和管理者来说，一个具有统一语言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可以更简单地进行管理的世界。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在史前时期，以及在当代，有强烈的证据支持下面的假设，那就是语言的可塑性和多样性在人类的进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拥有多样化的语言，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不甚方便的历史意外。它是自然让我们的迅速进化成为可能的方法。人类能力的快速进化要求社会和生物一起发展。生物的进步来自随机的基因变异，那只在小而且基因孤立的团体中是重要的。为了保持一个小团体在基因上孤立，为了让它能够进化出新的社会制度，至关重要的是，应当有语言壁垒，使得团体的成员们可以迅速与其邻居彼此分开。我们之所以能作为智能物种脱颖而出，可能特别依赖于我们具有这种在几代之内从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转换到赫梯语（Hittite），再转换到希伯来语，然后转到拉丁语和英语，最后又回到希伯来语的令人吃惊的能力。在未来，很可能发生的是，我们的生存和我们将来的发展，会同等关键地依赖于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在未来，与过去一样，如果我们讲许多语言，并且当文化差异产生的时候能迅速发明新语言，我们就会更健康。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保护濒危物种的法律。我们为什么没有同样强力的法律来保护濒危的语言呢？
物种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只是自然在生物进化以及智能在文化进化上所使用的工具之间的深层次相似性的一个方面。我很清楚，作这种类比，我是在将自己推入危险之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政治滥觞，对于把整个生物学概念推广到人类社会领域，已经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然而，对政治滥用的审慎顾虑，并不足以让我们否认生物和文化进化之间的这种相似性的存在。我所想到的相似性如下：在从大概三十亿年前到五亿年前的巨大时间跨度里，生命体作了从原始单细胞生物到具有多种复杂结构的多细胞物种的转变。我们不知道这个巨大转变发生的细节，但是我们知道三个关键的生物发明是紧密地结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三个基本的发明，在高等有机体的进化之前就由生命体创造了出来，它们是死亡、性行为和物种形成。死亡，使得未来可以跟过去不同；性行为，使得基因特征可以迅速融合和被分享；而物种形成，即通过基因壁垒形成相互隔离的物种，使得多样性的进化成为可能。在生物有足够空间从外形和行为上调适自己并填上种类丰富的生态位 （ecological niche）（这些生态位由生物自身的多样化发展逐渐提供）之前，这三个发明都是必需的。
每种生物学发明，在人类文化的进化中都有其类似物。死亡的类似物是灾难。在每个人类文化中，智力和想象都已经接受了死亡这个事实，而且把它变成了仪式、戏剧和诗歌的中心主题。伟大的文化已经从死亡中提炼出了悲剧文学的伟大作品。性行为的类似物是浪漫。在每个文化中，智力已经将性行为变成了美丽而具有神秘感的东西。从性行为中，我们创造了伟大的舞蹈作品、浪漫的故事和抒情的诗歌。最后，我们有第三个也是最伟大的生物学发明——物种形成。智力也已经将物种形成转变成了一种新的创造性原则，那就是人类语言的可塑性和多样性。正如物种形成赋予了生物试验形式与功能多样性的自由，语言的变异也赋予了人类试验社会及文化传统多样性的自由。我们的社会制度的灵活性，从我们的多语言传统中发展起来。如果威尔士人停止说威尔士语，或者赫梅斯的印第安人停止说赫梅斯印第安语，所有的人性就会更加贫乏，正如人类杀死最后一只恐鸟或者最后一只斯特拉海牛的那天，所有的生物就会更加贫乏一样。
物种和语言之间的类比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将新物种和新语言诞生的过程包括进来。存在一些证据表明，物种通常发源于一种叫作进化枝（Clade）的群体。Clade是一个希腊词，意思是树的一个分支——在此处树就是进化树，而嫩芽则代表着各个物种。某些气候或者地理上的进化发生时，它就会破坏自然既有的平衡，然后不仅仅是一个物种，整个进化枝都会在一个很短的地质时期内出现。物种的一个进化枝似乎是如下情节的结果：在一个新的或者被扰动的栖息地，一小群物种快速繁衍和分化。主要的进化发生在新进化枝形成的时候，而不是已有物种改变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欧洲发生的事情极其相似。一个由拉丁语统一起来的伟大文化陷落了。在那个地方出现了新的拉丁语系的语言——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的进化枝，每种语言最终都产生了一个新的具有自己的文学和传统的文明。这个进化枝也包括了一些其他的语言，如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普罗旺斯语（Provencal）和罗曼什语等——它们可能还必须要为存活下来而与它们的兄弟抗争。另外的古老的语言类别——包含威尔士语的凯尔特语和包含俄语的斯拉夫语——可能以类似的方式产生于同一起源。只有在罗曼语的例子里，进化枝形成的过程发生在历史上著名的时刻——那是有案可考的。罗曼语的成长和分化令人吃惊地迅速。最多20代人的时间里，它就把统一的罗曼欧洲从具有稳固的地方语言的欧洲中分离了出来。
在生物学中，克隆是进化枝的对立面。一个进化枝是一群具有相同起源的物种，但是它们表现出了如此广泛的基因多样性，它们甚至不再能进行异种交配。而一个克隆是一个单一物种，所有个体在基因上都是相同的。进化枝是构成进化中的巨大飞越的东西。而克隆是进化的终结，它的适应很缓慢，它的进化也同样缓慢。进化枝只能发生在通过性行为繁衍的生物身上。而自然中的克隆往往是无性的。
所有这些，在语言学的领域也有着自己的类似物。一个语言学上的克隆是一种只使用单一语言的文化，是一个具有排斥外语词汇和外国思想的单一语言的族群。它的语言继承，一代代地进行着无性传播，趋向于变得逐渐贫瘠。这种贫瘠的过程，从伟大的英语作家莎士比亚到狄更斯——更不用说福克纳（Faulkner）和海明威（Hemingway）了——所使用的词汇量的缓慢退化中，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来。随着世纪的更迭，词汇变得越来越少，而文学巨著变得越来越罕见。语言的返老还童需要有性繁殖的类似物，也就是语言的融合和词汇的杂交。英语文化的巨大繁荣，是随着诺曼英国的法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通婚而到来的 。罗曼语的进化枝，并不是单纯地从拉丁语发展而来的，它是随着帝国解体，从拉丁语和当地未开化部落的语言的杂交中产生的。在人类文化中，和在生物学中一样，一个克隆是一个终结，而一个进化枝则是不朽的保证。
我们会成为进化枝还是克隆呢？这或许正是人类未来的中心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如何让我们的社会制度足够灵活，从而保存我们宝贵的生物和文化多样性呢？有一些积极的信号表明，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比它原来更加灵活。许多三四十年前被禁止的行为方式现在被允许了。在少数民族语言曾经被压制的国家，现在它们也被容忍甚至被鼓励了。在我访问兰达诺35年后，我待在加的夫（Cardiff）的一个朋友的家里，那里是英格兰征服者在威尔士的首府，我很高兴地看到，我那说孟加拉语的朋友的孩子们正在加的夫市的学校里学习威尔士语。因为他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孟加拉语和阿拉伯语，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威尔士语，没有任何难度。这些孩子们正在用激动人心的方式展示着自然赋予我们的文化和语言可塑性的能力。只要我们继续养育这样的孩子，我们是不会面临成为克隆的危险的。
奥拉夫·斯塔普雷顿在1930年写了《最后和最先的人》（Last and First Men ），那是从最宽广的视角想象人类未来历史的一个尝试。在他看来，人类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一种被他称为“对幻灭的狂热崇拜”的哲学态度。对幻灭的狂热崇拜，并非新鲜事物。它在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 ）和希伯来语《圣经》中的伪书《德训篇》（Ecclesiasticus ）中表现得很强烈。它的本质，是对生命短暂的生物之高贵与美丽的一种深刻领悟，一种被他们逐渐幻灭的事实所强化的美感。这种狂热的崇拜，是由欢乐和悲痛无法摆脱地混合在一起组成的。在斯塔普雷顿想象的未来景象中，对幻灭的狂热崇拜使得人类保持平衡，并与自然界保持接触。它限制住了我们想利用技术将自然的多样性进行统一、同化和抹杀的趋势，它限制住了我们想统一和同化我们自身的趋势，它使得我们在宇宙的慷慨面前永远保持谦卑。
对幻灭的狂热崇拜，在许多种语言的诗歌中都被歌颂过，特别是在杰拉尔德·霍普金斯和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诗歌中。霍普金斯是一个英格兰人，他在威尔士找到了自己诗歌的灵感：
物皆有其反面，有其最初，都会不足，都很奇妙；
无常之物，都生了斑点（其妙谁知？）
跟快一起的，有慢；甜，酸；耀眼的，昏暗的；
他创造了这些永恒不变的美丽：
请赞颂他。
霍普金斯是我们的英语诗人里唯一一个不怕麻烦学了威尔士语的人。他从古典的威尔士诗歌中借鉴到了他最杰出的韵律和音步工具，他甚至用威尔士语写了一些诗歌。不幸的是，我的威尔士朋友告诉我，霍普金斯用威尔士语写诗没有狄兰·托马斯好。后者是一个威尔士人，用英语写诗。我们英格兰人已经从威尔士那里获得的，比我们能够回馈的多得多。狄兰· 托马斯的诗随着青春和幻灭的旋律流动，不过在表层的旋律下面，一种更深刻的主题偶或可以被听到，那是被困在一种外国文化和外国语言中的灵魂的骄傲：
啊，在我受他恩惠，年轻而悠哉的时候，
时间让我苍白、垂死，
尽管我身披锁链却像海洋一样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