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四足行走；这是法律。
我们不是人么？
禁止吸吮饮水；这是法律。
我们不是人么？
禁止吃生肉或鱼；这是法律。
我们不是人么？
禁止剥抓树皮；这是法律。
难道我们不是人么？
禁止追逐他人；这是法律。
难道我们不是人么？
物种的可变异性是19世纪生物学的巨大发现。达尔文确立了如下事实：所有物种，包括人类，都在随时间改变。达尔文清楚地知道他的发现会给有良知的人们带来何种不幸，所以他将他的发现耽搁了20年才发表。他并不想强调物种可变异性的想法和通常的人类价值及情感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深度，最先由G．H．威尔斯（G．H．Wells）以一种恐怖的想象力在他的两部作品——《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 ）和《莫洛博士岛》（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 ）中探索过。威尔斯是个天才作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生物学家。他比我们大多数人都了解单个人身上的喜剧性，但他也从未忽视他的生物学背景，以及从可疑的起点出现又向着更可疑的终点摸索的人类。他在1896年出版了《莫洛博士岛》，那是《时间机器》让他声名鹊起之后不久。这两里的故事都和维多利亚晚期流行的乐观主义氛围深深抵触。只是因为后来悲观主义变成了时尚，威尔斯才变成了乐观主义者——他总是喜欢逆流而上。潮流莫衷一是，它刚开始为威尔斯的乐观主义作品喝彩，之后又排斥它。但在潮流摇摆很久之后，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仍然是经典之作。野兽之岛遭到一个疯了的生理学家的屠杀，变成了一个具有人性外表的地方，这是文学中有关科学之恐怖的最为持久的梦魇之一。
莫洛博士不仅通过外科整形手术将野兽塑造成了人的模样，通过不断重复他的法律，他迫使它们的思想也调整成了人的模式。聚在肮脏的小屋里面，它们一起颂扬：“禁止四足行走；这是法律。我们不是人么？”但那还不是最坏的。在对法律的颂扬之后，是对他们的创造者的赞美诗：
他是痛苦的屋宇，
他的手创造万物，
他的手割开皮肉，
他的手治愈伤口，
他是耀眼的闪电，
他是渊深的盐海，
他是穹宇的星辰……
伴随着这种赞美诗，威尔斯提出了那个每个信仰科学进步的人最终必须面对的问题。人能够扮演了上帝之后还能保持理智么？威尔斯没有明确地问或者回答这个问题。他首先是一个小说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所以他让他的故事代他发了问。莫洛博士这个人物形象响亮地作出了“不”的回答。
从岛上的恐怖逃脱以后，威尔斯的主人公回到了文明世界，就像斯威夫特 的格列佛那样。但是他曾经看到的东西仍然对他纠缠不休，他因此疏远了他的人类同胞：
如今的很多年里，一种不得安宁的恐惧时常萦绕在我的头脑里，这种不得安宁的恐惧感，就像一只半驯化的小狮子所能感受到的。我的困扰的形式最为奇特。我不能说服我自己我所遇到的男男女女并不也是另一些以假乱真的人——兽人（Beast people），他们不过是部分地被锻造成具有人类灵魂外在形象的动物；他们或许不久就要原形毕露地表现出这种或那种兽性……甚至我自己似乎也不再是个合情合理的生物，而只是被某种头脑中的混乱折磨的动物——这种混乱搅得他只能独自徘徊，就像一只犯了眩晕病的绵羊。
这段表白标志着威尔斯作为作家的个人风格，我们借此表达了每个人在他的想象中面对现代生物学的暗示时所产生的苦恼。一般而言，生物学的进展——尤以物种的变异为甚，将会剥夺人类的两只心理之锚：我们的自我认同感，我们彼此之间的手足情义，即人类的唯一性以及人类之间的同胞之情。对我们的理智来说，这两只锚可能是本质的。无论是谁，只要他造访过莫洛博士岛，都会丢掉这些锚。他再也吃不准他是怎样一种生物了。
从1896年起，我们已经走了很远。DNA分子中包含了书写生物复制指令的语言，我们对这种语言的理解，其程度之深，即使在威尔斯最疯狂的梦想里，他都从未想象过。我们的理解仍然是支离破碎和残缺不全的。但是，几乎不会用几十年，或者至多一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辨读DNA语言的全部细节。很快，我们就不仅能理解那个语言的字母表和词汇，我们还会理解它的语法和段落，我们会理解那种模式，那种使少数DNA分子指挥未分化的卵细胞分裂并发育成人体组织的完整模式。到那个时候，威尔斯老旧的梦魇会重新搅得我们不得安宁。当我们对生物如何被复制有了完整细节的了解，我们也就了解了生命是如何被创造的。无论谁能读懂DNA的语言，他也就能学会去书写这种语言。无论谁学会了用这种语言去书写，他马上就会学着按照自己的怪念头去设计生命。那时，上帝创造生命的技术就将握在我们手中。和19世纪那个手持手术刀的粗糙的莫洛博士不同，我们会看到一个更精细的21世纪的类似形象——坐在计算机控制台前编写创造新物种的基因指令的年轻动物学家。那些指令，甚至可能是用来创造某种拟人类的物种的。那时，威尔斯的问题就需要得到回答，不过不是在一个科幻故事中，而是在我们人类和政府组成的真实世界中。人能扮演上帝的角色却仍然保持理智么？在我们的真实世界里，一如在莫洛博士岛上，答案都必定无可避免是否定的。
在看到人类理智和生存的长远威胁来自生物学而非物理学方面，威尔斯是正确的。氢弹可以简简单单就摧毁我们的文明，但是它很难将我们这个物种消灭。与蓄意扭曲或变异我们人类基因的问题相比，氢弹几乎就是个简单问题。核战争并非我们能想象到的最大恐怖。莫洛博士岛会更糟。
威尔斯之后凝望未来并看到事物模样的生物学家是J．B．S．霍尔丹（J．B．S．Haldane）。霍尔丹在1924年出版了一本小书，《代达罗斯，或者科学及未来》（Daedalus ，or Science and Future ）。关于生物学进展可能带来的人道后果，在许多方面，这是曾经出现过的最好的书。在风格上，霍尔丹要更明亮和幽默一些，但是他的结论和威尔斯的一样令人不寒而栗。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几年之后发表了小说《美丽新世界》，小说用作背景的大部分生物学发明都来自霍尔丹的《代达罗斯》。通过赫胥黎卓越的戏剧化，霍尔丹对未来社会的想象——普遍避孕、试管婴儿、精神药物的随意使用，都成了我们这个世纪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赫胥黎往霍尔丹的图景里加入了一个重要而新颖的改变：通过克隆大批量制造全同的人类个体。但是在本质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只是扩大的和通过加入现代技术而时髦化了的莫洛博士岛。药物取代了鞭打，基因编程取代了外科手术。赫胥黎的主人公，正如威尔斯的，是自然人类，他发现他试图与之建立人类间关系的生物同伴并非完全的人。这让他彻底迷失了。对一个有着真实的人类情感的人来说，赫胥黎的人工合成的欢乐世界，和威尔斯的痛苦与堕落的岛屿一样让人难以接受。
霍尔丹绝不仅仅是往威尔斯的噩梦里加入了技术的精密性，他也展现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的角色的新洞见。莫洛博士是一个简单类型的病态角色：他智力发达，被受挫的野心驱动得发了疯。霍尔丹的实验生物学家的原型取自神话人物代达罗斯（Daedalus）。按照传说，代达罗斯监督女人和公牛杂交并成功创造出了米诺陶洛斯 （Minotaur）。
化学或者物理发明家总会是一个普罗米修斯。没有一项伟大的发明——从火的使用到飞行——不被欢呼为对某一个神祇的冒犯。但是如果每一项物理或化学的发明都是在亵渎神明，那么每一项生物学的发明都是一种堕落。……我幻想，和普罗米修斯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多愁善感的兴趣，不恰当地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更为有趣的人物代达罗斯身上转移开了。是他第一个展示了科学劳动者并不关心神祇。早期希腊人，在这一神奇形象中专注于克里特（Minoan）科学的晦暗传统，但在潜意识里，他们想来已经清楚这一事实。人类故事中最荒诞和最不自然的行为，在这个或下一个世界没有受到惩戒。苏格拉底骄傲地宣称他是一个始祖……
我们现在对生物学仍然近乎完全无知，这是一个常被生物学家忽视的事实，它使得他们在估量他们学科的当前地位时肆无忌惮，却对其未来可能严重估计不足。……保守主义者无须惧怕那些理性成为激情的奴仆的人，但是他们该提防那些理性已经蜕变为最大和最恐怖的激情的人。他们是旧帝国和旧文明的破坏者，他们是怀疑者、分裂者和弑神者……我并不是说，生物学家一般会在什么细节上去想象他们的学科的未来用途。但是他们不把自己视为阴险的或者具有革命性的人物。他们没有时间去做梦。但是我怀疑他们中更多的人会梦寐甚于会忏悔……
当未来的科学劳动者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恐怖使命并以此为傲的时候，他们会越来越贴合代达罗斯的孤独形象。
他的长袍从头到脚一色黑，
里面的肉体温热而白皙，
他平静的血脉里自由流淌着
饥饿、干渴和性欲，
他策马奔驰，
但他眼里仍闪烁着小小的火焰，
犹如他所由而来的第一个细胞，
燃烧起来，放出光亮，
口中唱着我的弑神者之歌。
霍尔丹显然自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古典学者、一个诗人，还是一个生物学家。从某个角度看，他的代达罗斯的肖像和歌德的浮士德的肖像同样使人印象深刻。但是所有这些诗歌意象是否真的和现实有关联？我们今天的生物学教授们是否在围绕着实验室高唱弑神者之歌？在字面上当然不是。从外在形象看，生物学家极少类似代达罗斯，正如物理学家和浮士德殊少共同之处。但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传说道尽其中曲直。特勒，不屈不挠试图点燃世上的第一次热核之火，他追随着浮士德的脚步。达尔文，默默搜集事实，直到有一天他永远地毁坏了有着维多利亚式虔敬的舒适宇宙，他和代达罗斯一样是个无情的弑神者。如今在学习阅读和书写基因语言的分子生物学家们，最终——无论他们有意与否——会摧毁另一个舒适的世界：在那里，物种之间界限分明，人类和非人类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藩篱。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代达罗斯的精神都在徘徊。
从威尔斯和霍尔丹那里，我们学到两样东西。人不能扮演上帝的角色却能仍然保持理智。另外，生物学的进展无可避免地要将扮演上帝的能力放到人的手中。但是从这两个事实并不能就得出我们别无希望的结论。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做我们自己命运的主宰。拒绝赋予任何人扮演上帝的权力，并不意味着要禁止他进行实验和探索。要做的只是，在公众的控制下，对知识的应用施加严格的法律约束。这种法律在许多国家已经存在，它们限制危险的医疗程序、药物和爆炸物的使用。在未来，应达到一种合理的政治妥协，我们应给生物学家以自由，让他们探索生命世界的基因编码奇迹，但是要严厉限制任何人编制新物种并将它们释放出来的权利，以免打乱自然界或者我们社会的平衡。这样一种政治妥协，应该并非没有可能维持。生物学家们已经开了个好头。
在处理生物武器的问题方面，生物学家们表现出了出类拔萃的智慧。对于管控其他可能的对生物学的滥用，他们的智慧极大提高了我们找到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途径的机会。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顺便提到了炭疽炸弹。在“世界控制者”确立起他们仁慈的独裁统治之前的“九年战争”中，由于炭疽炸弹，世界人口灭绝了。炭疽炸弹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它可以是廉价而易于制造的，对于毫无防备的人群，它也是极端致命的。炭疽细菌是特别不讨人喜欢的，因为它会形成孢子并存活下来，直到许多年以后仍然会有传染性。生物武器的设计者们一般更喜欢使用其他类型的病菌，它们和炭疽病一样致命，但是不那么具有持久性。如果任何这类武器被大范围使用，它们可能会引起的死亡和人类灾难，恐怕会和打一场使用氢弹的战争一样多。
生物学家们——绝少例外——从未推动过生物武器的发展，这是国际生物学家共同体的持久声誉。另外，生物学家还劝告那些已经开始认真的生物武器项目的国家放弃他们的计划并毁弃他们的武器库存。要衡量生物学家们的伟大成就，我们只要想象一下，如果物理学家们最初拒绝推动核武器发展并且在后来劝告他们的政府销毁核武器库存，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和物理学家们不一样，在历史审判庭的围栏里，生物学家们清清白白地通过了首轮审判。
在排除生物武器方面比其他任何单个人都出力更多的，是马修·梅塞尔森，哈佛大学的一个生物学教授。和我一样，他在1963年夏天来到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看看能为和平做点什么。和我不同的是，他没有允许自己被禁止核试验谈判的喧嚣分心，他固守自己当做之事——他当做之事是有关生物武器的。
梅塞尔森初来ACDA的时候对生物武器知之甚少。像其他的生物学者一样，和发展生物武器及计划其使用的自成体系的军方世界，他几乎没有任何接触。通过ACDA，他获得了能够进入那个世界的渠道。他和专门从事生物战的军队官员谈话，阅读他们写下的东西。他顺利进入了生物试剂及其分配的体系。他在那里看到的东西让他心惊胆战。
梅塞尔森夏天在ACDA发现的最令人惊恐的东西是陆军战场手册（Army Field Manual）3-10。这是个发放到战斗单位用于指导生物战细节的小册子。小册子里有一系列图，告诉在给定条件——白天或者黑夜下——针对各种各样的地形或人类目标，为了覆盖一片区域，一架飞机应该投下多少生物炸弹。小册子的行文风格，和用来介绍挖厕所的正确方法的战场手册一样平实。它没有密级。1963年，在美国军队中，它被广泛散发，也很容易被外国情报机构获得。对于任何碰巧读到它的外国总参谋部官员来说，它携带的信息是清晰的。它说美国为生物战进行了装备和准备，它说一个现代军队应该如此训练，它还说每一个想要赶上美国的国家都应该拥有自己的生物试剂和炸弹。
在读完战场手册3-10之后，梅塞尔森发誓要和这种胡扯战斗，不把它消灭誓不罢休。在私人和公开场合，他不屈不挠地揭露美国生物战政策的愚蠢。他的论证依赖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对于小而贫穷的国家甚至一小群恐怖主义分子来说，就提供对美国这样的国家进行大规模攻击的机会，生物武器的危险独一无二。第二，增加其他国家获得和使用生物武器的风险的主要因素，是我们自己对生物试剂的发展和以战场手册3-10为代表的那种宣传。第三，生物武器是特别不可靠的，因而对于美国决议要完成的任何理性的军事任务——甚至包括报复那些针对我们人民的生物战袭击——使用它都是不合适的。
梅塞尔森发现，要说服军方和政治领导人赞同他的头两点并非难事。要害的问题是第三个。对于美国来说，存在现实的对生物武器的军事需要吗？这也就是生物战将领们和军事系统的其他人之间的分歧所在。生物战将领们真诚地相信，我们需要生物武器，借助施加报复的威胁来阻止其他人使用生物武器。梅塞尔森得指出他们的信念立足在一种幻觉之上。他似乎是在他们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为他们的项目争辩的时候面对他们的。他问他们，声音安静而有礼：“将军，我们想知道，如果美国遭到生物武器的攻击，而总统也下达了进行报复的命令，那么你们会做什么？你们会在哪儿使用我们的武器，怎么使用，用来对付谁？”将军们永远也不可能给他一个清楚的答案。这些问题事实上没有答案。生物武器是非常不确定的，它们的效果是不可预测和难以控制的，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军人会愿意使用它们——要是他们有其他方案可选的话。如果发生了蓄意的大规模生物战袭击，作为报复性回应，选择核武器是可行的，也会被优先考虑。在听完了梅塞尔森的问题和将军们的答复之后，议员们开始相信梅塞尔森的第三点意见是正确的。即使从最狭隘的军事视角看，我们的生物武器政策也没有意义。
1968年，命运将一次重大的机会交到了梅塞尔森手里。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曾在哈佛做过许多年的教授，他在其中工作的建筑就在梅塞尔森的实验室旁边，他也追随了梅塞尔森反对生物武器的运动。1968年，基辛格成了尼克松总统的得力助手。梅塞尔森催促基辛格迅速行动。有国会的支持作保障，生物武器是一个尼克松可以采取单边行动中止军备竞赛的领域。基辛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的其他成员向尼克松表达了赞成和反对生物武器的意见。1969年11月，履职不到一年，尼克松就宣布美国单方面放弃发展任何生物武器，现有武器库存会被销毁，而生物战实验室会转向公开的医疗研究项目。
这是尼克松最光辉的时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行动，一个具有政治家风范的举措。幸运的是，此事在水门事件 的阴云向尼克松围拢之前就完成了。单边采取重大裁军行动，这是大胆的一步。政府里的许多人都在说：“让我们尽一切努力清除生物武器，但是我们别单边采取行动。让我们和俄国人谈判，我们得保留我们现有的，直到他们同意摧毁他们的为止。”梅塞尔森坚持单边行动是当务之急，其次才是谈判。如果尼克松以谈判开始，那么关于如何监管违背协议的技术问题，就会有无休无止的讨论，甚至有不能达成任何协议的可能。最好的情况下，得有些年头才能谈判出一个条约来，但与此同时，生物武器项目可能会获得政治支持，那会使批准条约变得困难起来。尼克松的单边行动直接清除了这些困难。在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的决定后，尼克松邀请苏联共同协商出一个约定，以使这一行动变成多边的。谈判开始了，而美国“处在一个弱势的位置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拿来和苏联讨价还价的了。按照正统的外交思路，处在一个弱势位置上进行谈判是错误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这个战术是成功的。苏联政治领导人显然信服了尼克松的做法，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生物武器和我们的一样无用却又危险。勃列日涅夫 （Brezhnev）签署了这一条约，同意取消他的项目——此时是1972年夏，梅塞尔森来到ACDA并开始阅读战场手册 3-10之后仅仅九年。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一个人，仅仅凭借理性声音的武装，就能如此彻底地打赢一仗。
只要化学武器还没有被宣布为不合法乃至被放弃，梅塞尔森就不会把他的胜利视为彻底的。他继续进行反对化学战的斗争。1970年，他前往越南调查和记录了化学试剂的使用。他对化学战的反对，基于翔实的军事历史和军事思想的知识。他对化学试剂的反对是强有力的，正如他对生物试剂的反对一样。但是要赢得这第二仗，他需要多花些时间。
可以想象，梅塞尔森的战术也可以用来成功地反对其他种类的危险武器，特别是战术核武器。或许我们可以像梅塞尔森熟练地敲打生物战的将领们那样熟练地敲打战术核战争的将领们，问他们：“将军，你能否好心告诉我，假如北朝鲜蹂躏了首尔，同时南朝鲜在撤退，那么你们具体会做些什么？你会将我们的核武器用在哪里，怎么使用，用来对付谁？”也许对这样的问题，将军们是不会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的。也许听到他们的答复后，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说，单边取消战术核武器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利。
对梅塞尔森来说，将世界从生物战中拯救出来，只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那些年头，在生物学研究的职业生涯里，他也颇有建树。在哈佛，他运作着一个研究基因结构的实验室。在他的基因学研究中，他运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包括通过人工重组的方式克隆DNA分子的技术。这种“DNA重组”的技术，将一个DNA片段从我们想要研究的任何基因中取出并放入一个合适的细菌中，而细菌在增殖过程中就会制造出该基因的克隆版本。因为在哈佛基因重组工作方面的领导地位，梅塞尔森发现自己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在少数几个生物学家和剑桥学术圈激进分子的支持下，坎布里奇市长试图禁止在坎布里奇进行DNA重组实验。梅塞尔森和他的同事对市长说，他们没有做任何危及坎布里奇公众健康的事情。于是市议会任命了一个八人组成的公民委员会。这些人和生物学研究没有关联，他们将就是否允许DNA重组的工作进行下去向市议会提供建议。在公民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期间，禁止进行相关实验研究。这项临时禁令持续了七个月。
坎布里奇公民委员会兢兢业业，他们听取了围绕DNA重组的各方争议。梅塞尔森及其同事向委员会成员陈述了继续进行DNA重组实验的提案。梅塞尔森不厌其烦地向委员会解释他们应当考虑的种种技术和道德问题。委员会成员听了他的发言，他们信任他安静的不确定感甚于那些高声反对他的声音。最后，委员会投票一致同意在坎布里奇继续进行DNA重组实验，但是它必须受到合理限制以及必须在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监督下进行。市议会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梅塞尔森又可以回到实验室的工作中去了。
紧张的公众为什么会因为DNA重组而骚动不安呢？公众之所以顾虑，是因为两个彼此分离的问题被混淆在了一起。一方面，如果某些种类的重组DNA在实验室里长成并被不负责任地释放到周围环境中去，它马上就会对公众健康产生威胁。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长远的恐惧，它从莫洛博士开始，以克隆人类结束——只要生物学知识被滥用就可能发生。开始进行DNA重组实验的生物学家们清楚对公众健康马上产生威胁的可能性。分子生物学家马克辛·辛格（Maxine Singer），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总顾问丹尼尔·辛格的妻子，早在第一批此类实验做出不久后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呼吁人们注意这种危险。1975年，一次细胞生物学家的国际会议自发起草了一组指导原则，禁止他们视为不负责任的实验，也给获得许可的实验推荐抑制程序。和他们的指导原则类似的原则，已经被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学家和政府接受下来。这些指导原则已经使得由DNA实验带来的即时的公共健康危害变得不太可能了。你不能说这种即时危害不存在，但是它比和检验科及医院里处理病菌的标准程序联系在一起的危害要小。所以，从公共卫生部门的观点看，DNA重组实验带来的风险是得到充分控制的。那么，为什么公众仍然会感到害怕呢？公众会害怕，是因为公众看到了将来，他们在担心比即时健康危害更大的问题。公众知道，DNA重组实验最终会给生物学家带来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的遗传设计的知识。公众在恰如其分地担心这种知识的滥用。当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在华盛顿组织一场会议，让DNA重组大辩论各方的观点都有机会被人听到的时候，公众以一群举着标语的年轻人的身份出现了，他们朗声高喊：“我们不会被克隆。”在马修·梅塞尔森和马克辛·辛格诚实的面孔后面，公众看到了莫洛博士和代达罗斯的凶险形象。
在许多地方，DNA重组实验仍然在取得巨大成功。对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的危害，还没有被探测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物知识的长远危害已经消失了。DNA重组只是生物学广泛进步之中的众多技术之一。无论有无DNA重组技术，生物学的进步都将继续。是生物学自身，而不是任何特殊的技术，将我们迅速引入了莫洛博士岛所处的那片未知海洋。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以及一个公民，马修·梅塞尔森的目的是，“为将来建立一种思潮：唯有能够强化我们人之为人的本质，有关生命过程的深入知识才能够被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