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1日早晨6点23分，我被一声巨大的响声吵醒，随后就听到“救命啊”的叫喊。我以为一定是有人以7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开车撞到了教授俱乐部。那时我发现，我终究只是个懦夫。我没有立刻跑出去参与救援，而是犹豫不决了大概一分钟，想尽力做好准备，面对一切可能要面对的。那一分钟我完全瘫痪了。而在那一分钟里，德福·夏普被烧死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之后许多年，我都会反复做一个噩梦。在梦中，我看到一架飞机从空中掉下来。飞机会坠毁，在我站立的地方附近熊熊燃烧。我惊恐地站着，挪不了脚，只能看着飞机里的人们被火焚烧。我一次又一次地用尽全力，想迈开脚步，直到我从床上惊醒，浑身虚汗，无法呼吸。德福·夏普在圣芭芭拉被杀的那个早上之后，噩梦却再也没有回来过。
终于，我跑出了我的房间，跑到楼下的教授俱乐部露台。我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撞车。两个学生正抬着德福·夏普跑进一个装饰性水池，水池的水把他衣服上的火扑灭了。他坐在水池里，看起来并不是太糟。他的腿是黑色的，一只手在流血。我给医院的救护队打电话，但是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报告过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
几分钟后救护车来了。学生们把德福·夏普抬到担架上，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把他带走了。一辆救火车随后也赶到了，带着灭火器的消防员迅速把饭厅的火扑灭了。那个时候我们以为德福·夏普会没事的。在学生们把他放进救护车的时候，他还很快活地跟他们说着话。但是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听说，因为烧伤太严重，他不太可能活下来了。两天之后他在医院死去。
教授俱乐部只有六间卧室。德福·夏普是大楼的看门人，住在其中的一间卧室里。我是以访问讲师身份来到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住在另一间卧室里。在爆炸发生的时候，大楼里没有其他人。德福·夏普早上走下楼来，开门时他发现门前放着一个大硬纸板盒子。那是一个陷阱，在他打开盒子的时候盒子就会爆炸。盒子里放着装有半加仑汽油的酒壶，一节填满高爆炸药的六英寸长管子和一个电池驱动的导火索。没有任何信息表明这盒子是谁放在那里的，或者为什么放在那里。
负责调查谋杀案的警官把我叫到警局问话。我没能告诉他们任何有用的线索。他们没有问我，在学生们从圣拉菲（San Rafael）宿舍楼跑去救援的那一分钟时间里，为什么我在屋子里犹豫不决？对警察局来说，那一分钟的拖延对案子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于德福·夏普来说，那一分钟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而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我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只能尽力带着它继续活下去。
心理学家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写过一，《虽生犹死》（Death in Life ），书是关于广岛原子弹爆炸中的幸存者的。在，他描述了在爆炸发生17年后幸存者们在采访中告诉他的他们的感受。贯穿他们的全部故事的，是那种其他人都死了而他们却继续活着的罪恶感。利夫顿引用了艾尔伯特·加缪 （Albert Camus）的话，后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个幸存者：
在革命过程中，死掉的人是最幸运的。牺牲定律导致的结果就是，最终总是懦夫和谨慎的那些人有机会述说，因为其他人已经奉献出了他们自己而失去了这个机会。述说总是意味着背叛。
弗兰克·汤姆森死后留下了一本诗信集。而德福·夏普留下的只有一个名字。德福·夏普。至少我会记住这个。我忘记了他的模样，忘记了他的声音，忘记了我在教授俱乐部下楼吃早饭时他说了什么打招呼的话。其实我在那里的时候一直没怎么跟他说过话。我从没有私下跟他打过交道。我对待他就像他是家具的一部分。许多教授把看门人当作家具看待，这是一种很坏的习惯。这个坏习惯是德福·夏普的死因之一。如果有机会将他作为朋友和一个人来认识，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救他。
对全美国的大学来说，那个春天，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在圣芭芭拉，在教授俱乐部附近的学生中心，有一些学生激进派组织了一个“自由大学”。我曾听到流言说，自由大学正在提供游击队员战争课程和自制武器的制作课程。一些教授也在说，教授俱乐部因为它砖坯式的建筑和具有特权的住客，已经被激进派选作发泄怨恨的合适目标。但当我走进自由大学，在那里给他们讲防御的伦理的时候，那里的学生似乎跟外面那些正式大学里的学生一样平和友好。墙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有德福·夏普死讯的新闻报道和用大字号印在上面的单独一个词“WHY？”没人发现有任何证据可以将这宗谋杀案和这些激进派学生联系起来。
在德福·夏普死后的那个星期天，我从教授俱乐部的房间的窗户往外看。那是个晴天，很暖和。德福·夏普坐进去过的那个装饰性水池旁的血迹和灰烬，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一群孩子正在水池里跑着，扑水嬉戏着，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的父母在露台上晒太阳，讨论着世界形势。“驾着你的马车，拉着你的铁犁，碾过死人的尸骨。”威廉·布莱克 （William Blake）说道。这句话说得很残酷，但是其中有很多智慧。我听着孩子们快乐的喧闹声，盼望着我的孩子们也能在那里。我在想，我们所有人是多么幸运——除了德福·夏普，因为这次只是一个汽油炸弹而不是钚弹。下一次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下楼去坐在露台上，那样我就可以跟孩子们挨得更近点了。
自从我在圣地亚哥的小红房子第一次见到泰德·泰勒之后，他一直为核武器会掌握在恐怖分子手中的前景担忧。当我们一起为奥利安计划工作时，当我们最近几年偶尔碰面时，每次他有机会和我私下聊天时，他都会把我当成他的担忧的共鸣板。十年来，世界上没有别人担心核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但他是担心的。从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经历中，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如果有几磅的钚，那么建造一颗可以杀死上千人或者让一个城市变得无法居住的核弹，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他担心犯罪分子偷窃已经造好的武器，担心他们偷窃钚来制造他们自己的武器。在红军派（Baader-Meinh of Gang）和红色旅 （Red Brigades）变得活跃起来之前，他就在担心国际恐怖组织了。我是他能与之畅所欲言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我们会坐在一起，成小时地验证问题的每个细节，讨论钚是如何以及在哪里可能被偷，讨论一小群人如何及在哪里可以从化学上处理钚并制造出炸弹，讨论这样造出的炸弹会有多厉害和多可靠，讨论恐怖分子可能如何利用它进行核勒索，讨论一个守法的社会可以如何组织它的核活动以避免所有这些恐怖。我检查了数字，泰德的论证说服了我：在私人车库里，只需要利用洛斯阿拉莫斯第一次核爆试验所需资源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一两个人就可以制造出一枚核弹。当我坐在圣芭芭拉的露台上，看着金褐色头发的孩子们在水池里玩耍的时候，我想起了泰德和他的担忧。如果硬纸板盒子有钚，那么血迹和灰烬可能就不会这么快被洗净了。
泰德对核恐怖主义的警醒让他痛苦得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想提醒当局和守法的公众这个风险的严肃性。这样，就可以采用简单的预防措施，钚也就不那么容易被犯罪分子得到。另一方面，如果他要让公众注意到这个问题，就存在另一个风险：那些自己并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的恐怖分子知道了这个想法。他知道，如果他发布一个足够醒目的公开警告以引起大家注意，而随后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发生了一次核恐怖活动，他都会觉得自己要承担责任。无论如何，不管是保持沉默还是讲出来，他都担负着巨大的责任。就保持沉默和讲出来这两种结论，泰德和我反复讨论了不下一百次。我们从没有走出过这个困境。泰德保持沉默了许多年。然后他决定开始利用私人途径的交流来劝说我们政府里有责任的官员和外国政府更好地看管他们的钚。在那之后，如果他还不能私下里成功地提醒政府，他会再考虑是否是时候将他的信息公之于众。
1963年，当禁止核试验协定签订的时候，泰德将奥利安计划的技术指挥权传给了他的继任者，吉姆·南希（Jim Nance），后者勇敢地带领这艘正在沉没的船走过了最后两年。泰德也作为防御原子支持局（Defense Atomic Support Agency）的副局长开始了他的新事业。这个局是国防部的一个分支，对管理好核物资负有直接责任。在这个职位上，他有了很好的机会来研究美国政府是如何处理钚的，还可以发现系统里最有可能使盗贼们轻易乘虚而入的弱点。他也有了去和原子能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及国会里的重要人物进行私人聊天的机会。他和那些人交谈，告诉他们，对他们来说开始弥补防御上的漏洞是一件多么要紧的事情。他向他们讲述钚被随意存储和运输的骇人听闻的案例史——那些都是他自己默默发掘出来的。很大程度上，他的努力是徒劳的。有两个因素对他不利。首先，有责任的官员被他们自己的专家告知，没人可以简单地像泰德想象的那样自己手工制造核弹。其次，要建立一个保护钚的统一标准，会有复杂的司法障碍。军事用钚、平民政府用钚和工业用钚由三个不同的机构管辖，没人拥有在全部三个机构中强加标准的权力。过了一段时间，泰德得到结论，在内部悄悄做事，劝说政府当局采取有效措施，是不可能的。哪怕要说服他们承认他们自己有严重的问题，都是不可能的。
虽然提醒美国政府的尝试失败了，泰德仍然没有准备好承担公之于众的风险。他决定必须在私下劝说方面进行最后一次努力，这次是在国际层面上。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简称“IAEA”）是联合国的一个组织，总部设在维也纳，它有建立保护民用核活动的国际标准和规则的责任。IAEA的标准很低，而且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但是至少他们代表了阻止核武器技术进一步扩散的国际努力。所以泰德搬到了奥地利。他辞掉了在美国政府的工作，和妻子及五个孩子定居在了维也纳。他简单地计划着待在奥地利，看看能做些什么，直到把钱花光。
他在奥地利待了两年，和许多IAEA的技术人员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其中有印度人、俄罗斯人、南斯拉夫人和西欧人。关于更严格地防止核盗窃的安保措施的重要性，他成功说服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技术人员们非常了解IAEA的标准中有多少漏洞可钻。但是在尝试和IAEA管理层的更高级行政人员说话时，泰德就没有那么成功了。行政人员告诉他，没有成员国的批准，IAEA什么也做不了。而成员国政府根本无意授予IAEA任何比现在更强的权力。在感到前来维也纳的任务失败了之后，泰德回到了美国。IAEA似乎和美国政府一样，不愿意尝试任何政治上可能不受欢迎的激烈行动。不过事实上，他在奥地利的这些年并没有白费。他在那里建立的广泛而热情的国际联系，在后面会被证明对他具有极大的帮助。
德福·夏普的遇害，发生在泰德从奥地利回来之后几个月。泰德到圣芭芭拉来，和我待了一天。我们都很沮丧。我因德福·夏普而哀伤，而泰德在华盛顿和维也纳花了四年好时光为核安全奋斗，却没有任何可观的成果。我们环顾全世界，看到的只是随意的暴力恐怖事件正到处变得更加频繁起来。我们忧郁地断定，这个世界太愚蠢了，根本不知道从这些小灾难中吸取教训。发生大的灾难似乎只是时间问题，那将会是一次类似在圣芭芭拉发生的无目的的暴力事件，但却是核武力的级别。
但是泰德是固执的。他在美国继续静悄悄地进行自己的核安全运动。这一次他是通过在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工作来做的。基金会出资让他进行一次彻底的核盗窃问题研究。他和梅森·威尔里奇（Mason Willrich）合作。威尔里奇是我在武器控制与裁军署时的同事。就职业而言，他是律师。在安全问题的正确处理上，法律细节和核物理一样重要。威尔里奇和泰勒是一对很好的搭档。他们在一起写了一，《核盗窃：风险和防护》（Nuclear Theft ：Risks and Safeguards ），该书由福特基金会于1974年发表。
当泰德决定写福特基金会那的时候，他终于决定要告诉公众他所知道的事情。《核盗窃》一书将会是关于核恐怖主义的危险的一个详细的公开声明。他希望这有意而为的平淡及低调的风格，会降低犯罪分子从中找到提示的风险。他希望他对公众的警告可以越不追求轰动越好。然而，一个偶然的遭遇使得整个事情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梅森·威尔里奇有一天和作家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一起打网球。约翰·麦克菲正为他在《纽约客》上的系列文章“随笔记者”寻找下一个主题。威尔里奇说道：“核恐怖主义怎么样？”然后麦克菲就着手写文章了。这篇文章最终成了泰德的深刻的肖像画，它后来又以“束缚能曲线”（The Curve of Binding Energy）为题成书发表了。在书皮上，出版商加上了一个副标题，“走进泰德·泰勒奇幻而警醒的个人世界”。
麦克菲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书会引起轰动。他打算吓吓公众，他真这么干了。麦克菲以他一贯的一丝不苟的精确性写作了，他注意细节，其中就包括泰德关于恐怖分子如何容易制造炸弹这个想法的细节。他和泰德一连谈了几天。他也与威尔里奇和我聊了很多。麦克菲和泰德再一次面对了进退维谷的处境——泰德和我在圣地亚哥的那些日子里一再讨论过的那种。我们敢承担起将这些事情告诉公众的责任吗？我们又反复多次推敲了以前的论证。最后，麦克菲说：“看吧。无论我们做什么，这东西都不会保密太久的。与其等一个二道贩子弄出个混乱的说法把人弄得稀里糊涂，还不如由你第一次公开地做一个精确的陈述。”所以泰德就同意对麦克菲言无不尽了，而麦克菲也接受了将泰德的话用最能产生公众影响的方式展现出来的任务。
麦克菲的书在福特基金会的书之前一年问世。麦克菲的书使得泰德立即出了名。从重要的方面来说，它为福特基金会的书准备好了基础，创造了读者群。没有麦克菲，威尔里奇和泰勒可能不会吸引任何明显的注意。麦克菲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公众对他的信息进行了反馈，而恐怖主义者没有。至少到目前还没有。
《核盗窃》是一本学术书籍，它细致而有深度，它涵盖了麦克菲的戏剧性声明中给公众开启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从法律上的到技术上的。如果一表述清晰客观，而且丝毫不尝试掩盖或夸大危险，它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非常惹人注目了。不仅仅在美国，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威尔里奇和泰德改变了政府考虑核扩散问题的方式。被人当作思想奇怪的人无视了十年之后，泰德发现自己收到了许多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和给外国政府提建议的邀请。每到一处，政治当局都把泰德看成是能告诉他们从理想和实际上在防护上应该做些什么的最佳人选。虽然拖延了，但是慢慢地，事情最终还是做成了。现在的核盗窃不像以前那么简单了——虽然不可避免，它仍然还是比理应的情况要简单。
威尔里奇和泰勒成功地为核防护的政治讨论提供了一个真实信息的基础。他们的主要结论，仍然没有受到支持或反对核力量的人士的严重挑战。因为他们的书的存在，在就核盗窃的防护措施进行讨论的双方中，就可以保持一种理性的开放性。双方都或多或少同意一些事实，这样就可以理性地就补救措施进行辩论。不幸的是，在核争议的另外两个领域，核反应堆事故和核废料丢弃方面，还没有相对客观的书籍出版。在关于核事故和废料丢弃的讨论中，并没有被双方都赞成的威尔里奇—泰勒式的事实声明；充满争议的声明到处存在，理性的公开性确实难能一见。
1976年，另一个武器控制与裁军署的老同事，哈罗德·费福森（Harold Feiveson），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教公共关系452这门课。课程的题目叫作“核武器、战略和武器控制”。修这门课的是十二个本科生：十个是政治学专业，两个是物理学专业。两个物理学专业的学生中有一个叫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班上的学生们被要求广泛阅读武器控制方面的文献，然后自己选择题目写论文。在课堂上，他们要作一个关于他们所写内容的口头报告，并跟费福森和其他人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费福森邀请我加入班级做一个观察员。我愉快地答应了。看着学生们的知识和理解程度一周一周地增长，是件让人兴奋的事。我批阅学生们的论文，也加入了他们的辩论。在课程的最后两周，学生们被分为美国一方和苏联一方，进行裁军协定的谈判。看到他们那么好地把握住了他们角色的精髓，我感到很惊奇。苏联一方变得像保卫苏联安全的苏联外交官那样热情。
约翰·麦克菲的书和威尔里奇—泰勒的书都在这门课的阅读书单上。在选择最后论文的课题时，约翰·菲利普斯说他想写一篇关于核恐怖主义的论文。他认为自己作为物理学专业的学生，是对泰德·泰勒的想法进行仔细研究的最佳人选。他打算亲自看一下是不是像泰勒所宣称的那样，一个心意坚决的恐怖分子团伙利用偷来的钚就可以制造一颗原子弹。他邀请我做这个研究的指导者。我答应指导他，不过我也告诉他，在技术细节方面我不会给他任何帮助。我批准了他的课题，因为它很贴合这门课的总体目标。他的练习的目的，主要是在核防护问题的严重性方面教育一下班上的其他学生。我们在课上已经讨论过核恐怖，不过其他学生没有足够的科学背景来自己判断，恐怖主义核弹的危险到底是不是真的。约翰·菲利普斯会帮助他们作判断。我给了他一份在普林斯顿大学可以找到的参考书的书单，跟他就他的总体计划谈了两次。其余时间，他都是自己一个人。
六周之后，他向全班作了口头报告。当我听到他所做的工作时，我大吃一惊。他没有把他的问题作为一种学术上的锻炼，相反地，他自己主动走进真实世界里。他去了华盛顿，拿到了已解密的洛斯阿拉莫斯的报告，其中包括了比我推荐给他的那些参考书多得多的信息。他拿起电话，打给那些制造真实炸弹的工厂的炸药部门的负责人。诸如此类。他所到之处，人们都很高兴和他合作，给了他很多信息。听到他的故事的整个班级，被震惊得鸦雀无声。当他讲完时，他们的反应被一个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潘姆·菲尔兹（Pam Fields）概括了。他悄悄说：“好吧，约翰，恐怕我们要把你关起来了。”
约翰写好的论文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他对获得的信息和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总结。另一部分是对于炸弹设计的粗略描述和对于它是如何工作的一个解释。第二部分并不是特别让人震惊。他很快且胜任地掌握了冲击波动力学的原理。不过对于回答“它真的能够爆炸吗？”这个问题来说，他对核弹的描述太粗略了，所以没有任何意义。对我来说，他的论文中让人印象深刻和害怕的是第一部分。一个20岁的孩子，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不费多大力气就收集到这么多信息，这个事实让我胆战心惊。我通读了他的论文，给了他一个“A”，然后告诉他要烧毁它。让我放心的是，学期在6月就结束了，而这篇论文并没有得到任何公众关注。
不过，在10月份，一场公众关注的风暴非常突然地吞没了我们。约翰并不对引起这场公众关注负责。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兼职《特伦顿时报》（Trenton Times ）通讯员的本科生和选过公共关系452这门课的一个学生聊过天。几天之内，关于约翰的炸弹的过度夸大的故事出现在了全世界的报纸和杂志上。约翰的头像出现在了从费城到约翰内斯堡的周日增刊上，甚至一本正经的《纽约时报》也用头条“全国争相采访普林斯顿大四学生的原子弹设计”。在处理这件事上，约翰表现出了非常好的责任感。刚开始的时候，他拒绝接受电视采访。随后不久，当整个事件已经扩大到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时，他同意在电视上露面，尽力向公众解释核盗窃的危险。作为一个有天分的演员，他喜欢电视节目、名声和粉丝来信。他喜欢被邀请去巴黎，在全国范围播放的法国电视台与法国政府和工业界官员就核扩散问题进行辩论。不过他并没有丧失理智。对他来说，做一个世界名人只是他的教育的另一部分。
我内心的一半也是享受这种公众关注的。我特别喜欢在电视上看到约翰，看他如何能够很好地让听众理解他在公共关系452上学到的知识。不过，我内心的另一半却是充满了恐惧和厌恶。媒体在抓住约翰的故事之后，进行了罔顾事实、绝对不考虑公众安全的挖掘。他们强调约翰的年轻和魅力，强调他从默默无闻到名声和财富上的迅速攀升。他们正向公众透露的信息似乎是：“你只要在自家后院造个原子弹，然后你也就可以变得富有而出名了。”约翰自己也被包围着他的这种不负责任的大声叫卖吓到了。那么多年，泰德犹豫要不要将他对核恐怖主义的警告公布于世，他当时担心的，正是这种公众关注，它会赋予暴力和恐怖行为一种错误的光辉。
1976年秋天的好几个星期，我的电话频繁响起，都是记者和电视台的人因为约翰·菲利普斯的故事而打搅我。我试着恨这些人，恨他们追逐有关炸弹和恐怖分子的故事时所带的那种病态的痴迷。后来，在风波过去之后，我开始明白，媒体这种对于暴力行为的迷恋，并不只是媒体人的错。在对炸弹和血腥恐怖的追逐中，媒体只是在反映公众的病态品位。一种对暴力的痴迷，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本质上讲，我们并不比1900年前经常到罗马斗兽场观看角斗士将对手砍成碎片的那些人好多少。
不管是好是坏，泰德·泰勒对于核恐怖主义危险的警告，如今在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向全世界播报。似乎还没有任何恐怖主义帮派或者疯狂的痴迷者拥有核武器，但这不应该让我们自鸣得意。我们这些成年人，只是仍然还喜欢玩危险玩具的孩子，我们只是过度成长了。德福·夏普案的凶手还在我们中间逍遥法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