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耶稣、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所宣扬和践行的非暴力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氢弹的疯狂和我们今天要与之忐忑相处的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主义。如果要去选择，任何神志正常的人怎么会不去选择非暴力的道路呢？当我15岁的时候，也就是我的宇宙统一体时期，我做过一次这样的选择。那时选择似乎是简单的。我宁可为甘地而死，也不会为了丘吉尔而战。自那以后，事情就再也不简单了。1940年，法国合作者们选择了非暴力的道路，他们与希特勒讲和。数年之后，欧洲的犹太人在奥斯维辛（Auschwitz）平静地走向死亡。看到了在法国发生的事，我认定，为英国而战终究是更好的；看到了在奥斯维辛发生的事，幸存的犹太人认定，为以色列而战是更好的。非暴力常常是智慧之路，但并不总是。仁爱与消极抵抗对于应对某些种类的暴政是有效的武器，但并不是对所有暴政都有用。当部落的生存受到威胁，一种自我保存的使命迫使我们使用子弹和炸弹来反对部落的敌人。如果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作为一种武器，消极抵抗就太慢和太具有不确定性了。
假如部落使命允许其成员出于自卫需要而配备武器，这是否就使得相互保证毁灭的逻辑变得可以接受了呢？相互保证毁灭的战略引导美国和苏联生产了大量攻击性的核弹和导弹——其数量足以把两个国家的城市和工业摧毁好几次，同时这战略又使我们故意否认防守的可能性。历史地看，这种战略发端自1930年代的战略式轰炸的教条，后者在1939—1945年的对德战争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可不幸的是，在对日战争中，它却获得了一种虚假的成功。相互保证毁灭的基本思想是，灾难性报复的确定性会阻止任何人去发动一场核战争。确实，对于任何冷静、理性并稳固指挥其武装的人来说，这种确定性确实会起到阻止作用。但是，如果某人并不冷静、理性，也不能稳固指挥，则又当如何？那么我们就要仰仗运气来作最好的期望了。如果我们的运气很糟，我们的导弹就飞起来，去执行史无前例的对无辜人民的最大杀戮。我从来不会接受这种事情，也永远不会接受，无论是从伦理上还是从必要性上，都是如此。
在非暴力主义和相互保证毁灭的战略之间，必定有一处中庸之地可供理性的人们立足栖息。这个位置允许出于自卫去杀人，但是禁止滥杀无辜。这样一块中庸之地，我已经寻寻觅觅了40年。我不敢说我已经找到，但我想我粗略知道它的方位。我取为立足之地的，是攻击和防御以及所有武器的攻击性使用和防御性使用之间的尖锐的道德区分。这种区分常常难以作出，而且总是带有争议。但它是真实和本质的，至少其主要含义是清楚的。轰炸机是坏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是好的。坦克是坏的，反坦克导弹是好的，潜艇是坏的，反潜技术是好的。核武器是坏的，雷达和声纳是好的。洲际导弹是坏的，反导系统是好的。这个道德倾向性的列表，断然和主导我们的政策达40年之久的战略思考相背离。也正因为它和我们接受的教条相左，它才提供了一种实际的希望，使我们可以从被诱而深陷其中的陷阱里解脱出去。
每一个军人都会就这些道德区分进行争辩，他可以引用“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的军事格言。在许多情形下，军人的反对可能是正当的。常常真实的是，最好的反坦克武器就是坦克，最好的反潜艇武器就是潜艇。每一种情形都应该据其自身特点个别检验和加以判断。但是从更大的视角看，在这种道德要求和实际的军事操作之间，并不存在基本的不相容。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应该作为一种战术规则，而不是作为一种战略规则。对于一个营长指挥一场局部战役，它是个好规则，但是对于一个规划战争的总司令，情况就并非如此了。正是将这一规则从战术外推到了宏观战略的领域，拿破仑和希特勒才走向了灾难。所以，防御性和攻击性武器的道德差别，并不排斥在一场局部的反侵略战斗中使用坦克和飞机。而出于基本的侵略目的去打造由坦克和飞机组成的庞大的战略性力量，则应该被禁止。最重要的是，应当禁止诸如洲际导弹和装载导弹的核潜艇之类的纯战略攻击性武器，因为很难想象它们能够承担什么真正的防御性任务。
简单说，那就是我的道德立场。我相信，如果一个职业军人忠诚地认可以其技术保家卫国的重要性，这种道德立场和他的伦理并无冲突之处。不幸的是，它和那些把我们带到相互保证毁灭的道路上的平民科学家以及战略家的强硬观点冲突了。这些科学家使政治领导人和公众相信，攻击性武器上的霸权是一种无可改变的科学事实。他们使得攻击性上的霸权变成了一种教条，而科学上无知的门外汉则没有权利进行挑战。他们争论说，因为攻击性上的霸权是不可改变的，所以相互保证毁灭的战略是还向我们开放的少数几个沉闷的选择方案里最好的一个。但是他们的基本教义事实上是谎言。所谓防御现代武器没有可能，这并非事实。防御是困难的、昂贵的、沉闷的、复杂的、没有戏剧性的、不可靠的。但它并非毫无希望。如果我们将政治决策从进攻主导型战略转向防御主导型，如果我们将武器的购买、研究和发展以及外交手腕重新调整到最终放弃攻击性武器的方向上，并没有什么物理或化学的规律阻止我们这样做。我们滑进相互保证毁灭的陷阱，只是因为我们缺乏从中逃脱的意愿和道德勇气。
为什么我们的科学战略家们变得如此狂热于攻击性霸权的教条呢？我的同行们在智力上的傲慢必须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责任。防御性武器不像氢弹那样是从卓越的物理学教授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防御性武器是在工业实验室里由工程师小组们费劲地发展出来的。防御性武器在学术上不受人尊重。没有人会用罗伯特·奥本海默用来描述氢弹的句子去形容反导系统。防御在技术上不是甜蜜的。
我们所面临的形势的最悲剧性的方面是，在转向防御性战略方面，1962年要比现在容易。我所支持的防御性战略，与1962年在军备控制与裁军署（ACDA）的苏联文献中记载的战略相距并不遥远。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就转变过来的话，苏联一方无须激烈变动就能将这种转变变成双边的。赫鲁晓夫在发展苏联反导系统上着力甚巨，但他部署的洲际导弹数量很少。我们有一个机会去向赫鲁晓夫提议，美苏双方都将攻击性力量限制到一个很小的数量，同时允许双方自由部署防御体系。这样的防御体系，会及时使双方有限的攻击性力量变得无效。那时候的赫鲁晓夫，在防御性武器方面超前，但在攻击性武器方面滞后，他或许会接受这样一项提议。我们错过了一个机会，它再也不会有了。
1962年秋天，我去英国参加了一次帕格沃什会议（Pugwash meeting）。帕格沃什会议是科学家们的国际集会，他们齐聚一堂，以一种友好又非正式的方式讨论政治和战略方面的事务。与会的有不少俄国人，其中一些拥有渊博的政治知识，和他们的政府也有密切的联系。一个俄国人，虽未明言，却强烈暗示，当他回国之后，会把我们的结论以私人方式报告给赫鲁晓夫。俄国人知道我为ACDA工作，但是他们错误地把我假定成一个可借以向我们的政府传递信息的良好渠道。在私下谈话中，他们用一种懊恼的语调和我交谈，祈求我让美国政府理解眼下形势之急迫。他们说，苏联很快就会作出重大决策，它会使军备竞赛更加难以控制。他们要我理解，如果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还有什么有意义的裁军协议的话，它必定是在现在，否则永不会有。我毫不怀疑，他们知道苏联组建巨大规模攻击性力量的计划行将开始——其真实规模我们只是在多年以后才了解。不幸的是，我没有机会把他们的信息以私人渠道传递给约翰·肯尼迪。我和在ACDA的朋友提及它，但是他们并没有认真对待。当我次年夏天回到ACDA的时候，我们都全神贯注在了禁止核试验上。
禁止核试验协定是一种灾难性的三心二意。在那个短暂的肯尼迪—赫鲁晓夫时代，双方都有考虑核裁军大动作的政治机会和意愿，但是身担其责的人们没有时间去考虑裁军，因为他们太忙于禁止核试验协定了。最终，我也爬上了禁止核试验协定的大花车，错过了进行逆转军备竞赛趋势的严肃努力的机会。反思到1963年夏天对于改变历史进程来说为时已晚，这不过是某种微渺的自我安慰罢了。在15个月内，肯尼迪就要死去，而赫鲁晓夫就要不情不愿地下台了。
在真实世界里，在一个人类及众多民族需要生存下去的世界里，关于武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用武器。武器的使用比武器的生产重要；武器的生产比武器的测试重要。除了偶尔的放射性尘埃沉降物，武器的测试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很小。如果我们认真地控制或废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的优先级应当是：使用、生产、试验。在ACDA和肯尼迪时代的外交中，这个优先级是整个倒过来的。我们稀缺的政治资金被整个花在了禁止核试验协定上。几乎没有注意力被放在核武器如何部署和使用上。然而，在真实世界里，军备竞赛是由战争计划和部署驱动的。在控制核武器上我们从未成功的基本原因在于，我们从来没有抓住武器使用这个把手。
1959年，乔治·凯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反思我们当下的国际形势”。比之于我在那个时期读到的任何其他作品，该文都包含了更多智慧。凯南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他理解，在有望从技术路径上成功控制军备竞赛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改变我们对于武器使用的概念。他已经把一生的更多精力花在了正式和苏联打交道上，他理解苏联社会的复杂性。肯尼迪任命凯南为南斯拉夫大使，在更大的事务上，他不听凯南的意见。
下文是凯南的信息的要点：
相信我，这种对不加区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热衷——在这些年，它已主导我们的战略思考，也在更加主导我们的政治思考——代表了某种最致命和无望的病态专注。你找不到任何真正的人类问题的积极解答会是这种样子的……
因此，我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受够吗？……让我们记住，俄国人从一开始就支持废弃这种性质的武器——这是有案可查的……我假定除非他们自己做了这事并且允许足够多的检查设施，否则我们不会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否就有意愿去做？我已经提到过我们对传统武力的疏忽，这种疏忽伴随着我们对核武器的日益关注。这种伴随的传统武力上的弱势，就我理解，已经成了对所谓首次使用核武器原则的承诺：在任何严重的军事冲突中，无论核武器是否首先用于对付我们，我们都会使用它。当然，这依赖于我们的如下信念——在那些根本没有使用核武器的场合，我们可能没有能力去恰当地守护好我们的防线。
就废止核武器进行有希望的磋商，或者确实是为了拥有一种自洽的国家防御战略，为了把我们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上，我提议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我们自己放弃这种灾难性和致命的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显然，这意味着更多地加强我们的——以及我们的盟友们的，让我们如此期许——传统武力。我知道，这是个令人讨厌的命题。这事，无论如何，完全还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现在缺乏的仅仅是意愿。
1961年2月4日，美国科学家联盟委员会在纽约召开了一次会议。在同一天下起了暴风雪，普林斯顿电力中断了。与妻子就着烛光吃完早饭后，我在雪地里闯出一条路去纽约开会。被一英尺积雪覆盖的纽约突然之间变得和善而美丽。联盟委员会会议就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探讨。最后我们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我们敦促政府决定并公开宣布，美国会把在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任何核武器作为永久性政策——除非回击其他国家的核攻击。我们敦促，美国的战略计划和军事部署应尽快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总体政策相协调。
这个声明，就我所知，是对凯南的诉求的唯一公开回应。次日，报纸上充斥着和暴风雪有关的故事。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没有人印刷过一个故事。联盟委员会从未使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成为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政治问题。公众不想考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公众甚至完全不想去考虑核武器的实际使用。
在ACDA的两个夏天，在许多场合，我都试图说服我的上级，他们至少应该花一些注意力在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对武器控制的可能影响上。我被断然告知，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事。那个时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深深嵌在北约组织的架构中，所以在权限上，它属于国防部，而不是ACDA。我们ACDA的人，倘若要通过质疑国务院政策的智慧来对抗它，真的负担不起这种责任。如果要就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问些很棘手的问题，我最好游离到ACDA之外去，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做这事。
肯尼迪死后，越南战争的年代到来了。首先使用核武器在那时甚至有了更加令人恐惧和马上会发生的可能性。在那些年，我偶尔听到政府官员们讨论这个话题。某一次这种会议上，官员X向我们解释美国的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思想，他活脱脱就是个毫无想象力的奇爱博士 （Doctor Strangelove）。他散发传阅一份叫作“可能使用战术性核武器的情形”的备忘录的复印本。这份备忘录没有加盖机密章。“情形”列表上的第一条是，“遏制中国入侵，同时尽量不意外将俄国卷入”。官员Y，坐在听众中，潦草地写了一张便条悄悄递给我：“换言之，核攻击东方佬，礼待白人。”官员Y是国防部里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都试图将明智注入我们的军事决策中的人之一。对于阻止战争或者改变战争进行的模式，那些人都是毫无权力的。他们所能做的——也确实是他们已经做了的，就是使得战争不会比它现有的灾难状态更糟糕。
1966年，在另一次这种会议上，官员Z说：“单是为了让对方猜来猜去，我认为时不时扔个核弹是个好主意。”听到这个，我太震惊了，都没想到要去抗议。碰巧，官员Z是个对争议表现得既傲慢又充耳不闻的人。不可能确定他说这话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那时候，约翰逊总统正谨慎地使战争升级，但是却没有披露他的真实意图。所有的可能性，包括约翰逊会听取Z的建议的可能性，都应该严肃对待。会议结束后，我向参会的其他三个平民科学家求证，以确认Z确实说了那些我所听到的话。他们和我一样震惊。
我们四人决意必须做些事情。对Z的评论的正式抗议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我们得出结论，我们能施加点真实影响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一项翔实的专业研究，看看如果采纳Z的建议会产生些什么后果。我们从国防部获得了进行这项研究的授权。我们奋战了三个星期，收集了越南双方的兵力部署情况，分析把核武器引入冲突会带来的后果。我们以一种冷酷谨慎的军方方式进行了分析，在一份名为“东南亚的战术核武器”的报告里，我们总结了我们的结论。我们的分析说明，抛开所有的政治和道德考量，即使从最狭隘的军事观点看，核武器的使用都会是一种灾难性的错误。我们把报告提交给了我们在国防部的赞助人。那也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它了。
我无从得知是否有谁曾经读过我们的报告。我也无从得知是否真有约翰逊在越南动用核武器的危险。我能知道的只是，如果约翰逊曾经认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并向他的军方职员咨询建议，对于增强反对声音的力量，我们的报告可能有所帮助。我们能做的，只是用一些坚固的军事事实去支持那些可能劝阻过约翰逊的顾问们的议论。我们做了这事。但是我没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报告对于越南战争的进程产生过哪怕最细微的影响。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它可能对人类的命运产生过某种影响，那种影响比我在军备控制与裁军署里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远为重要。
国防部，即便在越南战争那些最糟糕的日子里，也不是铁板一块，它并非对批评毫不宽容。五角大楼里的大多数官员就像X，本怀善心但是缺乏想象力。少数人像Y，活跃而尖锐，努力想使国防部的政策更明智。少数人则像Z，他们说明，那些激进的学生们头脑中五角大楼里的好战分子形象，倒并非全是虚构。在一天天所作出的决策里面，很多事情要取决于Y或Z那样的人是不是相对于X占有优势。从外部参与进去，通过鼓励Y和反对Z，一个科学家是有希望对这些决定产生些微却真实的影响的。
对于在技术层面上调停越南战争，平民科学家所做的最具野心的事情，是一个叫作“屏障”（the Barrier）的计划。屏障计划的思路是，通过复杂的电子报警系统以及用飞机沿前线布下雷区来阻止敌军进入南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屏障计划很热心，他相信，相对于昂贵和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动用美军地面部队进行搜索和打击的模式，该计划是一种替代方案。职业军人就不那么热情了。他们不相信它会有用。我受邀加入屏障计划，就费了点心去考虑它所提出的伦理问题。按照我倾向于防御性战略的一般原则，屏障计划在理论上是个好点子。在道德上，在固定前线防止渗入者要比破坏和打击整个国家要好。但是在这情形下，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相信战争是错误的，转向防御性战略也不会让它变成正确的。我拒绝和屏障计划有任何关联，因为我觉得它所期望的结果不过是一种幻觉。我的一些朋友，出于良知参与到这项计划中，他们相信它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可以缓和战争对于平民人口所造成的影响。我并不谴责他们。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屏障从来就没有被设置起来。即便真的被设置起来，它也不会改变历史的进程。
我相信，屏障计划本来不仅是有效的，在道德上也应该是好的——如果有一个有意愿和有能力的政府及其人民出于自身需要去运作这个系统。作为一个国家本土防御系统的一部分，屏障计划会是有意义的。让它变得无意义起来的是，美国的技术专家和机组人员要在一个没有政治凝聚力和没有自身有效军事力量的领土上运作这样一个精密的防御系统。屏障计划企图将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预从不可避免的失败中拯救出来。脱胎于这样一种目的，是屏障计划的不幸。和越南的关联，使得一个好点子沾上了一个恶名声。
长远地看，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依赖于两件事的发生。或者我们建立某种世界政府，它独霸军事力量。或者我们能够把世界分成稳定而独立的主权国家，而每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严格限制在保卫其自身领土的限度以内。基于政治、人道和文化考虑，我极为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幸运的是，大众似乎和我有一样的倾向。自人类历史开初至今，伟大的帝国都会分崩离析，而世界政府运动在大众那里难以得到广泛支持。如果我们认为世界政府是不必要的或者不可能的，那么我们的军事和外交目的应该是，不要放弃民族主义，但是要引导民族主义的力量进入真实防御的通道。我们应努力缔造一个各独立民族和平和谐相处的社会。在那样一个社会，每个国家只维持一支像瑞士现今拥有的那种国民军，它不做出冒犯邻国的姿态，但是对于梦想着征服的任何人，它会予以狠狠回击。
和平的国家在自我防御方面实现良好的武装和组织，对于长远的稳定性来说是重要的。时不时，总会出现像希特勒那样的疯子煽动家，或者像火药或核武器的发明那样的技术奇迹。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技术方面的，一个是人性方面的——使得长远的自我防御看来是可能的。技术方面的因素，即小而精密的武器、精确制导的坦克、飞机或者导弹杀手等装备的有效性在不断增强，对于防守固定的前线，它们非常合适。1973年的中东战争，只是让人们预先见识了下这些武器究竟能干些什么。在未来，只要我们有意愿，我们可以协商签订军备控制协定，它可以进一步推动技术平衡——这种平衡对防御有好处。人性偏好自卫是鼓励真正的政治独立性的一种因素。瑞士、芬兰和以色列，是仰仗自身而非结盟来进行防卫的国家，它们都有卓有效率的军队。在我访问过的国家中，它们是仅有的不会把出身良好但热衷军旅生涯的年轻人视同弱智的国家。
从目前以压倒性大规模攻击性武器相互保证毁灭的世界，到我梦想中的独立国家以瑞士式的军队进行有效防御的世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如何期望能由此而彼？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我们必须到那里去，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如果我们还要在这个星球上活下去的话。只要我们同意如今的形势在人道和伦理上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就可能发现，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道路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是走不通的。
关于我们充满希望的未来之路，我能寻见的最好线索，是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故事。160年的视野，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看出一个军备控制协定的何种特征促成了该协定的持久性。所以我要简单讲讲拉什—巴戈特协定（Rush-Bagot Agreement）的故事。该协定旨在限制北美大湖地区的海军军备，在1817年它由代理国务卿理查德·拉什（Richard Rush）和英国驻华盛顿公使查尔斯·巴戈特爵士（Sir Charles Bagot）正式签署，协定规定：
因此，英王陛下及合众国维持在美洲大湖地区的海军军力应彼此受如下限制：在安大略湖（Lake Ontario），一艘军舰，吨位不超过100吨，可配18磅加农炮一门。在大湖上游（Upper Lakes），两艘军舰，不能超过类似吨位，可配类似火力。在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一艘军舰，不能超过类似吨位……
1817年部署在大湖地区的舰队要比协定限制的多得多，而每一艘军舰都大得没法沿着圣劳伦斯河（St．Lawrence River）往下走。协定要求实质性的裁军动作，而它也被立即执行了——双方都裁撤了舰艇的数量。协定的主要目标是避免1812年那种胜负难定的战争再度爆发。这个目的达到了。协定根本没有顾及技术创新的问题。18磅加农炮不可能永远是海军装备中最好的，但没有迹象表明拉什先生和查尔斯爵士顾虑到了这一点。
该协定签署之后的100年里，技术创新一直在为协定的实施制造困难。在那些年里，美加边界还没有像后来那么一直安宁。1841年，英国以两艘蒸汽护卫舰违反了协定。作为回敬，1843年美国部署了一艘685吨的舰艇，上面装备了两架6英寸枪炮，其火力很难讲会比18磅加农炮逊色。事情就这样继续。自1840年代以后，从来就没有双方的哪一方不在技术上违背协定的时候。19世纪末双方的政治关系渐渐不再那么剑拔弩张了，但是违约程度却在增加。每一次一方的新的违约都会遭到另一方的激烈抗议，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抗议变得越来越不公开和越来越只具有形式意义。1920年，加拿大海军的一个高级军官还写道：“军队要做好迅速占领圣劳伦斯河的美国河岸的准备……这一点极端重要……加拿大必须有足够的水雷储备，以堵塞麦基诺海峡（the Strait of Mackinac ）和底特律河（Detroit river）。”但是到那时候，除了军方人士，没人还准备认真对待这种噩梦了。
拉什—巴戈特协定在技术上被违背的事实却没有摧毁协定的政治有效性。在美加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协定仍然具有效力，对于控制双方之间的紧张仍然在起作用。双方的政治领袖都发现协定大有裨益，他们有效地使用协定去安抚己方边界上的好战因素，也以此矫正另一边出现的好战因素。协定的技术细节在1817年是重要的，但随着年岁渐久和协定越来越受到尊重，它们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现在，160年以后，该协定仍然有法律效力，而且在技术上它每年仍然会被违背数次之多。它成了象征持久和平的一种传奇。
我有一种想象，自现在起的160年后，某个物理学教授会回顾美苏之间缔结禁止部署带有核弹头的炸弹和导弹的协议的历史。如果一切顺当，他会解释为什么合约在技术上的瑕疵不是致命的。他会解释在混乱的21世纪上半叶，条约是如何在技术上被两大国轮番违反的。他也会解释，何以条约被公然违反却没有失去效力。他还会解释，在日本第一次演示了廉价有效的无核反导弹系统之后，战略攻击性武器是如何变得老套过时的，以至于只因为有纪念价值才被保留了少许——如果我们像拉什和巴戈特一样明智的话，如果一切都顺当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