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为奥利安计划工作的那一年，一场关于核弹试验的大辩论正激烈进行。我们应不应该和苏联谈判以达成一个完全停止核试验的条约呢？我的老朋友汉斯·贝特正在公众和政府中竭力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我的新朋友爱德华·特勒则竭力反对禁令。我对贝特的情谊和尊重从没有动摇过，不过在这场辩论中，我全心全意地支持特勒一方。没有核弹试验的话，奥利安不可能活下来。短期来说，我们需要至少一次试验，用它说服心存怀疑的人们，我们的飞船可以经受住一百英尺之外的核爆炸而保持完好无损。长远来讲，我们需要更多试验来开发非裂变炸弹，以使我们的航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可以减到接近为零。我知道自己为奥利安工作的动机是平和而纯粹的，而且只因为特勒对他所开创的热核技术追求到底，就把他列为战争贩子，我看不到一点公正。特勒和我一起对抗禁止核试验，但是我们都出于良知。看到好人汉斯·贝特站在错误的一边作战，我感到很抱歉。安全人士可能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的错误判断而惩罚他，正如他们五年前惩罚了奥本海默，我为此而感到担心。
1959年夏天，随着我在奥利安的工作到了尾声，我竭尽全力去做增加计划存活可能性的事情。我和泰德·泰勒一起去公驴平原（Jackass Flat）做了一次朝圣者。那里是内华达州的一片沙漠地带。在那里，我们希望进行真实炸弹可行性的第一次关键性验证。我到特勒的武器实验室待了两星期，在那里和一个设计非裂变武器的小组一起工作。我也在受大家尊敬的政治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竭尽我的辩才来反对禁止核试验。
有生以来唯一一次，我经历了纯粹的寂静。那是正午横躺在太阳底下的公驴平原。很久以前，我读过赫伯特·庞汀（Herbert Ponting）的《伟大的白色南方》（The Great White South ），它描述了南极洲一个无风之日的寂静。公驴平原跟南极洲一样寂静。那是一种震撼灵魂的寂静。你屏住呼吸，听不到任何动静。没有风中树叶的沙沙声，没有远处车辆的隆隆声，没有鸟儿的啾啾声，没有昆虫的鸣叫声或者孩子们的喧闹声。在那种寂静里，只有上帝陪着你。在那种白色平原的寂静里，我第一次开始为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感到一丝羞愧。我们真的想要用卡车和挖掘机侵袭这份宁静，过几年却给它留下一个放射性的垃圾场吗？对于奥利安计划正确性的怀疑，像阴云一样升起，它伴随着那份寂静第一次映入我的脑海。
尽管如此，几周后我还是带着探索非裂变炸弹可能性的雄心去了利弗摩尔。我努力工作了两星期，尝试设计出一种炸弹，可以将奥利安计划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减少10倍。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直接作为炸弹设计者而工作。我在那里，仅仅是因为我想探索宇宙，在我心中并没有谋杀的想法。但是我在利弗摩尔学习到，在和平的和战争的炸弹之间，或者是和平的和战争的动机之间，是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的。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动机都趋向于混合起来。和我在利弗摩尔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当时正在发明的设备，就是后来的中子弹。我帮了他们，他们也帮了我。在两星期的时间里，我跟他们交朋友，某种程度上说，我甚至成了他们小组的一员。从这个方面讲，对于中子弹的存在，我也要负责任。在这次经历后，我再也不能坦荡地说，我们希望在奥利安计划中使用的炸弹和被设计用来杀人的炸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外交事务》上的文章的标题是“核武器的未来发展”，它被编辑热情地接收了，刊发在了1960年4月那期上。文章的论点是，永久性禁止核试验只是一种危险的错觉，因为在未来，武器技术的进步会创造出一种不可抵挡的压力，而此类禁令会被人或秘密或公开地违反。换言之，非裂变炸弹是大势所趋，任何无视或否认它们诞生权利的政治安排，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下面是《外交事务》的编辑给予了肯定的雄辩言辞中一段还算不错的例子：
让我们想象一种假设的情形，在其中，美国装备着它现在拥有的武器，同时另一个对手（不一定是苏联）也有足堪比较的核燃料，而且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非裂变方式点燃它。那么对手的炸弹就会在数量上超过我们十到一百倍，而且它们可以在步兵战争中被更为灵活地使用……任何宣布放弃核武器开发，却不知道对手是否已经做了相同事情的国家，都会发现自己处于1939年波兰军队的位置——正在用马匹跟坦克作战。
我不能以它是我拯救奥利安计划并使之免于破灭的最后的绝望尝试来作为这次发泄的借口。很明显，原因还有更多。就我所意识到的自己的动机来讲，它是向爱德华·特勒和跟我一起在利弗摩尔工作的他的同事们表示个人忠诚的一种行为。在利弗摩尔，人们在努力设计根本上更为干净的炸弹，但这种努力之脆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利弗摩尔带刺的围墙里，所有严肃的思考正由五六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完成，他们在身体和心理隔离的令人沮丧的条件下工作。他们随时可能会退出。在围墙之外，对于他们的努力，整个社会或者极为冷漠，或者怀有明确的敌意。在某种意义上讲，因为要离开爱德华·特勒并回到普林斯顿的奥本海默身边，我觉得我对特勒有亏欠，我的文章是对这种亏欠的一种心理补偿行为。我想向在利弗摩尔的朋友们表明，围墙之外至少有一个人是在乎的。
现在回想起来，很容易看出我的论证至少在四点上是错误的：技术上、军事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技术上讲，我错误地估计了研发非裂变武器所需要的时间。现在十多年已经过去了，仍然没有看到它们的任何迹象。军事上讲，我错误地认为“战术性核战争”是使用军事力量的合理方法。从1960年开始，我参与了一些战术性核战争的详细研究，也见识过一些由专家参与的战争游戏的结果。所有证据让我相信，任何两个核国家之间的战术性核战争，会很快蜕变为无法控制的混乱，只能以立即停火（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或者升级成战略性打击（如果我们运气不好）来结束。任何情况下，最初冲突的一方或双方的非裂变武器的存在与否，都不会对战争的结果有什么影响。
政治上，我错误地宣称以禁止核试验作为停止非裂变武器研究的方法肯定是无效的。一个完全的核试验禁令，至少可以让我们这边对这些武器的开发停止下来。如果知道我们这边已经停止研制它们且不认为它们在军事上是重要的，那么另一方会认真研发它们的动机也会极大地削弱。另一方面，能够确保我们的对手很快就能掌握这些武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自己研发和部署它们。
精神上来说，我错在毫不怀疑地接受了给我们自己的战士提供新型武器的道义性。越南已经教过我们，我们的武器并不总是被聪明地使用。尽管有我们在越南犯下的所有错误，但我们至少避免了在那里使用核武器。在越南，如果我们的战士被提供了小型非裂变核武器，在危急时刻允许使用这些武器的压力就会很难抗拒。后果可能就会简单地成为越南的灾难，它比我们看到过的那些灾难大得多。
现在看起来非常明显，《外交事务》上的这篇文章是带着虚假的阿谀奉承，是抢救不堪一击的立场的孤注一掷的尝试。不过令人吃惊的是，在我将文章提交给《外交事务》之前，我曾把它给我认识的两个最聪明的人——罗伯特·奥本海默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看过，请教过他们的意见。乔治·凯南在结束外交官的杰出生涯后，已经成了一名历史学家和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同事。奥本海默和凯南都读过这篇文章，而且鼓励我把它发出来。也许，毕竟，哪怕我们中最棒的人，现在也比1960年时的我们要聪明一些。
在文章发表之后，奥本海默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像往常一样，他写信给我，引用了匈牙利的一句谚语，神秘地对我说：“仅仅不礼貌是不够的；你必须还是错的。”
到那个时候，我终于成了美国公民。公开放弃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忠诚或许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但是女王的外交官员们使得这个决定变得简单了。女王的外交部的一位女官员裁定说，根据英国法律，我的孩子们是非法的。因此他们不是英国应该处理的问题，他们不能得到英国护照。作为她的裁定的后果，我家里有段时间包括了五个不同国籍的人——一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一个瑞士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无国籍人士。带着一个无国籍的孩子在欧洲旅游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当我去特伦顿（Trenton）法院说出那些神奇的话，将我从对任何外国王子或君主的依赖关系里解脱出来时，我大感宽慰。不管是不是混蛋，美国至少给我的孩子们发护照。
作为一个新美国人，我很快就行使了公民权，在美国科学家联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里变得很活跃。那是一个因众多良好初衷而在华盛顿建立的政治组织。该联盟有一个由丹尼尔·辛格（Daniel Singer）负责的华盛顿办公室，他是联盟聘请的一个律师，头衔是总顾问。辛格那个时候兼职做的工作就是现在杰瑞米·斯通（Jeremy Stone）全职在做的。1960年，我被选入联盟委员会，并从辛格那里接受了关于国会政治的细致问题的教育。我的《外交事务》文章给我带来了军事不妥协者的名声，辛格非常欣赏这件事情。他说，联盟的主要问题是，它的发言人们通常都是些声名狼藉的自由主义者，因此他们意见的价值就被先入为主地打了折扣。
1961年联盟在努力促成国会通过一项法案，以建立美国政府的一个新部门——军备控制与裁军署（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简称：“ACDA”）。肯尼迪试图一当上总统就建立ACDA，他认为这个部门可以帮助他进行武器控制和裁军方面的谈判，它会让谈判风格比以前更专业和随意性更少。但是他很难让国会批准建立ACDA。在国会因为9月的停摆即将休会的前一天，ACDA法案仍然没有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看起来它很可能连获得投票的机会都没有了。绝望中，辛格看了一眼联盟成员的名单，试图找到一个参议院保守派能够听得进去的人名。他发现了赫曼·卡恩（Herman Kahn）的名字，他的书《热核战争》（Thermonuclear War ）最近刚刚出版，这使得他作为军事不妥协者的名声比我的还要有保证。辛格给卡恩打电话，问他要不要来华盛顿拯救ACDA法案。卡恩自己就是个专业的武器控制者，他认为ACDA是必要的。他在最后时刻来到参议院委员会面前，用大多数保守派议员都能够理解的话为ACDA辩护。法案通过后，参议员们奔向了他们的飞机。
1962年初，ACDA仓促成立。科学和技术局的领导是弗兰克·朗（Frank Long），他是一个从康奈尔大学招入的化学家。不知怎么做到的，朗在几个月之内就召集了一群有能力的科学家。他觉得在他的部门里提供一些临时的夏季职位会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如果夏天来的人没有能力，那么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如果有能力，就可能被劝说留下来。丹尼尔·辛格问我是否乐意申请一个这样的夏季职位。在和朗进行了面试后，我被录用了。所以6月我就去ACDA工作了。我在那里干了两个夏天，1962年和1963年的夏天。1963年之后，部门里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正式员工，不再需要临时工了。
1962和1963年的ACDA是一个开心的工作场所。这个部门具有一个政府部门的地位，但是只有大概50人。在科学和技术局，只有10人。我们还没有时间变得官僚化。我们待在原来的美国国务院大楼底楼的老式办公室里。每天早晨，过去24小时的外交电报复印件会在我们中间被传阅。发现躺在窗子旁边某人桌子上的电报会被沿街的路人轻易看到，我有时会感到紧张。这座大楼可以追溯到亨利·史汀生做国务卿的时候。那时他反对美国建立一个密码部门来破解敌方密码，“绅士们不读彼此的信件，”史汀生说道。照这个标准，我的同事们和我都不是绅士。每天早上，我们享受着各种最新的流言蜚语，诸如苏联党书记有婚姻问题，或者某重要外交官的女儿被发现醉死在巴黎街头。少数电报会严肃一点，它们会讨论进行中的谈判的细节。
1962年夏天，ACDA的主要工作是准备两个谈判的立场问题。它们分别是和苏联的禁止核试验谈判以及由联合国组织的18国裁军联盟的裁军谈判。老手们都知道禁止核试验谈判是来真的，而裁军谈判只是宣传上的演习。许多年轻的职员都希望可以加入到禁止核试验的紧要问题中去。弗兰克·朗知道我对于禁止核试验没热情，于是就建议我花两个月的时间学习裁军这个更长远的问题。他想让我看看，美国代表团到底是不是有机会推动18国联盟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和18国联盟的主要问题在于，苏联代表谈论的是“普遍彻底的裁军”，而西方国家的代表谈的却是有限地个别地削减武力。为了看起来像是在回应苏联的提议，美国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分阶段进行普遍和彻底的裁军的计划。按照我们的计划，必须圆满完成了第一阶段，才能进行第二阶段。大家都知道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完全是愚蠢的想法。哪怕我们能够进行到第一阶段末，也已算是一大奇迹了。
ACDA中严肃对待普遍彻底地裁军的一个人是路易斯·索恩（Louis Sohn），他是哈佛国际法方面的律师。我频繁地和索恩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当时正在宣传称为“区域性裁军”的计划，这是他提供给苏联和西方国家的一个很好的妥协方案。区域性裁军的规则如下：每个国家必须将自己的领土划分为一定数目的区域。在每年初，其中一个区域必须对国际调查员开放，调查员负责监督该区域内的裁军以及销毁被发现的所有武器。被开放区域的选择应该由敌方决定或者随机抽取。所以每个国家要想获得优势，必须在它的区域内平均分配武器。还有其他多种特殊的规则来处理首都和特有的军事设施。这就是“索恩计划”，那个时候它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圈里是很流行的。
我在ACDA所做的第一批工作中，有一个就是设计出不同的索恩计划，我称它们为“地理渐进式裁军”。在我看来，索恩将裁军变成两个人的游戏有点太逻辑化了，它更适合学术界的博弈论专家，而不是实际世界中的政治家。所以我通过去掉了博弈论的特点来将索恩的计划简化。地理渐进式裁军要求每个国家将它的领土划分为等面积的许多区域。每年初，其中一个区域会被开放，接受检查和去军事化，不过选择哪个区域由领土的所有者决定。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对于苏联的敏感性来说，国际检查会变得不那么有侵略性和令人讨厌。在检查员来检查之前，每个国家都有充足的时间从一个区域里将军事上敏感或者政治上尴尬的东西挪走。脏亚麻布可以被秘密地洗干净，墙上的血迹可以被刷掉。我跟索恩讨论了我的计划的细节，然后将它写在一份正式的ACDA备忘录里。我自豪地将它交给弗兰克·朗，作为我对裁军问题的解决方案。它在ACDA的档案里消失了，再也没有人看到过它。
1961年和1962年，美国和苏联爆炸了比以前更多的炸弹。它们中的许多都是百万吨级的，放射性尘埃的辐射在整个北半球令人惊恐地增长。一个宁静的夜晚，我坐在ACDA的办公室里，收集着有关试验的信息。在一张图纸上，我画了一幅简单的图表来显示正在发生的事情。从左到右我画上1945到1962年的时间。对应着每年，我垂直地画上了从1945年到那年所爆炸的炸弹总数。一画完图表，形势就变得明朗了。累计炸弹总数的曲线几乎是一条完美的指数曲线，从1945年直到1962年，每三年翻一番。对于这个每三年翻一番，有一个简单的解释。那就是设计和进行一次核弹试验差不多需要三年。假设每个完成的核弹试验都会引出两个新问题，需要在三年之后的两次新的核弹试验中解决，那么指数曲线就得到了解释。发现了关于核弹试验的这个深刻事实后，我准备好作出结论了。一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不过某个时候，我们必须停止。那个晚上，我第一次承认了禁止核试验是不可避免的。
7月4日是美国国庆节，我与妻子及两个最小的孩子去白宫后面的伊利珀斯公园（The Ellipse）观看焰火表演。一大群人在那里，大部分都是黑人，他们坐在草坪上等待表演开始。我们坐在他们中间。我们的孩子很快就跟着其他人一起到处跑了。然后焰火表演开始了。在官方的焰火表演结束之后，观众们可以燃放自己的焰火。大家似乎都带了一些来。黑人孩子们拿着小火箭筒，或者轮转焰火，或者闪烁焰火。在焰火燃放的时候，他们兴奋地叫着喊着。只有我们的孩子伤心地默默坐着，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带任何东西。不过突然，一个黑人小孩走上前来给了我们孩子一把闪烁焰火。他们一起开心地玩了起来。正是那个时候，而不是特伦顿的典礼，成了我的公民身份的真正开始。正是那个时候，我确切知道，在美国我们就是在家里。
1962年夏天在ACDA的后半段时间，我对苏联的政策和态度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弗兰克·朗认为，花几周时间读一下苏联的文件，会让我对裁军问题有一个更实际的认识。从弗兰克·汤姆森那里，我继承了对于俄语的持久热爱和可以足够流利地阅读俄语的能力。在ACDA，我发现了非常好的原始材料收藏，包括俄文报纸及军事和政治出版物。而且，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在那里，他是一个苏联政策研究专家，可以帮助我在成堆的文献中筛选出我想要的。我想进入苏联领导人的内心，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一下世界；然后我或许就可以给ACDA提供一些跟他们相处的有用指南了。
首先，我读了我能得到的赫鲁晓夫（Khrushchev）的全部言论。我发现了赫鲁晓夫的宝贵之处。和其他俄国官员不同，他说话发自内心。没有任何受雇的演讲写作者敢写他所讲的那些事情：经常是不连贯的，经常是夸夸其谈的，却也是令人吃惊的人性化和私人化的。我有一种很强的感觉，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刻，一个如此开放和异想天开的人统治着俄罗斯。如果我们不赶快用他能够明白的语言和他就一些基本事项进行谈判，机会稍纵即逝，永不再来。
我对苏联文化的研究说服了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传统的军事力量——步兵、坦克和枪支等——给俄国人带来了胜利。对于保持这种传统优势，俄国人是完全严肃的。对于民防系统，他们是认真的。它被组织成了公民体育和训练运动（DOSAAF）的一个主要活动，而DOSAAF对于保持平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主导美国人思维的高端科技武器，他们却没有同等程度的重视。赫鲁晓夫投了大量的钱去研发一个配有巨大雷达、能远程拦截火箭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不过他并没有真正在乎这个东西是否有用。成本效率这回事，固然是我们思考的核心所在，却根本不在他的世界观里。我们的专家和政客担心苏联的秘密武器，他们争论说，如果苏联的ABM系统真的像它看起来那样毫无作用的话，赫鲁晓夫就不会建造它了。我更了解这件事情。赫鲁晓夫曾经说过他想给公众拍摄一段他的ABM系统的试验视频，不过他的顾问团劝他不要这么做。赫鲁晓夫很明显是在考虑将这个武器作为政治典范，而顾问团更多的是在认真地担心它作为军事系统的不足。
赫鲁晓夫的ABM系统，只是苏联的一个传统的最新范例。这种传统就是通过虚张声势来防御，出于政治及心理目的开发军事价值可疑的先进武器。在苏联，1930年代公开展示过大规模空降，1950年代公开展示过高等喷气式轰炸机。将第一颗苏联洲际导弹迅速转变成人造地球卫星的助推器也属于同一传统。在每个例子中，苏联都抓住新武器提供的机会，给人制造出一种力量强大的深刻印象。其实，被展示出来的武器都是雏形，但是却给了公众它们都是批量生产的假象。苏联的领导人不用真的撒谎，就可以夸大他们的优势，转移对他们的劣势的注意力。在苏联，严格的内部保密的存在，使得这样的策略成为可能并具有效果。
1962年秋天，我在ACDA工作的两个夏天中间，赫鲁晓夫因尝试在古巴部署核导弹而震惊世界。以我对赫鲁晓夫性格的了解，这个冒险是他没有严肃对待先进武器的另一个例子。他可能从纯政治的角度考虑了导弹，用它来展示苏联的强大实力，并借此给他的古巴同盟以政治支持。他没有意识到，肯尼迪会将这次导弹部署看作一次针对军事对策的军事行为，然后使用军事途径挫败它。导弹危机过去了，所有能够正确思考的美国人都认为，肯尼迪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高超而英勇的。哪怕我在1962年夏天就知道10月份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指望能够劝说ACDA的高级官员们接受我的意见，从而认为古巴的导弹只是典型的通过虚张声势进行的苏联防御战，肯尼迪根本不必被迫摧毁它。
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写了一份备忘录，总结了一下我所学到的关于苏联ABM系统的知识，并建议美国的官方回应迅速调整。我说，以前对苏联通过虚张声势进行的防御，美国的反应都很愚蠢。我们没有想明白，面对虚张声势的防御，比面对一种真正的军事防御，对我们来说更有利——哪怕我们的智力水平还没有好到可以区分其间的差别。例如，1960年，当苏联仍然用导弹进行恫吓的时候，我们却占据了攻击性导弹的优势地位。但是利用对U-2照相结果的公开声明，我们却极尽明显地摧毁了苏联的导弹恫吓，这就迫使苏联用真正的导弹力量代替了那些虚构的。对我们来说，让苏联人继续虚张声势，会更理智一些。
对于将来，我坚决主张，美国应该竭尽全力维持和加固苏联ABM的虚张声势。我们应该尽力阻止美国国防部长作出苏联系统无效性的大声的公开声明。我们不应该挑战赫鲁晓夫对这个领域的技术优势的声明。在我们跟苏联的谈判中，我们应该只寻求限制对我们有威胁的攻击性武器，而避免禁止它部署ABM系统。按照我们以前的行为模式，如果我们说服苏联领导放弃他们的ABM系统，我们就会逼得他们把巨量的技术资源，从无害的恫吓式防御转移到危险得多和军事上有效得多的武器系统上。
我将我的第二份备忘录——题为“美国对苏联弹道导弹防御的反应”——交给了弗兰克·朗。对于苏联的行动和动机，这次我做了精确的估计。但是我完全忽略了朗主要关注的另外一半世界。我也忘记了美国国内政治。我怎么能要求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Mc Namara）站在国会面前表扬苏联的ABM系统呢？如果他这么做了，倾听者会立刻抓住话柄，把他的说法看成是肯尼迪政府对放任俄国人领先于我们这一疏忽罪行的招供。和第一份备忘录一样，我的第二份备忘录也消失在了ACDA的档案堆里。
在普林斯顿待了一年之后，1963年夏天，我回到了ACDA。氛围完全变了。禁止核试验谈判的最后阶段正要在莫斯科开始。ACDA正要展开行动，它需要各种帮助来打赢这场迫在眉睫的战争。我很高兴地将对苏联战略思想的长远分析放在一边，加入了禁止核试验的队伍。弗兰克·朗和其他一些ACDA的高级官员去了莫斯科，他们要帮助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进行签订条约的谈判。那些留在ACDA的人们的工作，是准备战斗的第二阶段的立场，也就是为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合约而进行斗争。
在条约签订前不久，我有了一个小小的光荣时刻。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在大气核试验的禁令中，是否应包含平静的核爆炸。美国谈判团的立场是平静的核爆炸应该被允许。俄国人说不，而且拒绝让步。美国人的立场，是要想方设法从强烈支持犁头计划（Project Plowshare）的参议员那里赢得正式批准的投票。犁头计划是利弗摩尔的一个旨在利用核炸药挖掘运河和海港的项目。但是俄国人宣称犁头计划只是在另一个名头下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托词。谈判因此停滞了许多天。哈里曼给华盛顿的肯尼迪打电话：“我想如果我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的话，我们是可以达成协议的。”所以，肯尼迪拿起电话询问威廉姆·福斯特（William C．Foster）——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是怎么想的。福斯特是ACDA的主任，他说他想跟他的专家们讨论一下。福斯特就给ACDA科学和技术局打电话，他和艾尔·魏德曼（Al Wadman）进行了交谈，后者是我们局的一个职员。那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大部分人都回家了。魏德曼和我是办公室里仅剩的人。魏德曼走上前来，问我是否觉得我们应该坚持平静的核爆炸。我是ACDA中唯一一个在利弗摩尔待过的人，知道关于犁头计划的一些第一手信息。那个时候，我更多的是在想奥利安计划而不是犁头计划。我告诉魏德曼：“我们当然应该让步。”魏德曼打电话给福斯特，然后福斯特打回给肯尼迪，电话最终回到哈里曼那里，条约签订了。
对于发生了的事情——尽管它恰好是对的，这个故事给了人一个错误的印象。毫无疑问，肯尼迪肯定也给福斯特之外的人打过电话，而福斯特肯定也给魏德曼之外的人打过。而且我确信，哪怕我给魏德曼一个不同的答案，条约仍旧是会被签署的。条约已经在历史的子宫里待了很长时间，是时候出生了。我们只是助产妇。
两天后，我在华盛顿和泰德·泰勒见面，告诉他我已经签署了奥利安计划的死亡许可。泰德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他也是在一段时间之前就知道，他为保住奥利安计划所做的五年抗争，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我下一次为ACDA服务是去会见犁头计划的负责人——他人在原子能委员会总部。我是和魏德曼一起去的，我们的目的是想从计划负责人那里搞到一份书面声明，声明按照条约签署的条款，他的项目是否还可以继续进行。计划负责人面临着一个令他郁闷的抉择。如果他说是的，那么他就在帮助批准这个条约。如果他说不是，而条约在没有他支持的情况下仍然被批准了，那么他的项目就有可能被关闭。官僚政治是一个肮脏的游戏，哪怕是好人赢了的时候。我们让他如坐针毡，而他也知道这点。他最终说是的，我们就带着他的声明凯旋了。
8月底，批准条约的听证会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面前开始了，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福布莱特（Fulbright）。爱德华·特勒雄辩地反对条约。我受邀出庭作证支持这个条约。这次我不是作为ACDA的雇员说话，而是作为一个代表美国科学家联盟的公民个人。丹尼尔·辛格和福布莱特委员会关系很好，他安排了这次邀请。他认为，如果我——敌方阵营的一个叛变者——出来作证的话，会比联盟里一个从一开始就一直在为禁止核试验战斗的坚定分子更有效。
我运气很好，我可以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之后发言。看来大批参议员是来听米尼发言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也就留下来听了我的发言。米尼代表1500万投票者发言，而我只代表两万人。米尼的表现令人激动，他花15分钟强烈批评了俄国人，描述了诚实的美国劳动者对不诚实的共产主义谈判者的蔑视和不信任。然后，就在讲话的最后，他开始妙语连珠。他说，但是，诚实的美国劳动者也得为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着想。他们必须保护妻子和孩子，让他们免受作为炸弹试验后果从天而降的毒药的伤害。所以为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考虑，尽管他们对共产主义者不信任和蔑视，诚实的美国劳动者支持这个条约。
那是一个很难与之比肩的演讲，不过我也做了我的短篇演讲，而参议员们也听得很认真。我简要解释了我在ACDA和通过与俄国科学家接触而了解到的关于苏联社会本质的东西。我阐述了如果该条约得不到批准，它会对苏联当局内部相信和平共处的人们造成何种灾难性影响。演讲结束的时候，参议员福布莱特问了我一个问题——他知道我的答案会是什么，当赫鲁晓夫说“我们会埋葬你”的时候，他究竟是想说什么呢？我回答道，在俄国，这句话通常被用作“我们会在这里庆祝你的葬礼”的意思。它仅仅表示“我们会比你长寿”，并没有任何谋杀意图。
在参议院作证之后那天，我又放下ACDA的工作休息了半天。从国务院大楼开始，我漫步到了几个街区外的宪法大道。在那里，另外一种历史正在被缔造。来自美国各地的黑人正在那里游行。25万人的游行。不过很安静。没有音乐，也没有跺脚声。我走到大道尽头，游行队伍正在那里集合。我跟上他们，一起游行到了林肯纪念堂。每个小队的人都扛着横幅，上面写着他们来自哪里。偶尔，当来自一个真正艰难地方的队伍经过时，人群里就会发出欢呼和叫喊声。这些地方，伯明翰、阿拉巴马、奥尔巴尼、爱德华王子郡和弗吉尼亚，是早期自由战士们的战场。从遥远南方来的人都非常年轻，几乎就是孩子。偏北点的人年长一点，许多是丈夫带着妻子，或者是工会成员被他们的工会带到华盛顿来。那些日子里，在如火如荼进行着人权斗争的南方城市，负有家庭责任的黑人是担不起风险的。所以从最艰难的地方过来的只是年轻人。
这些从南方战场来的孩子们，大部分从未离开过家乡。他们一直都是在独自作战，从未有人为他们喝过彩。他们也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朋友。他们唱着自由之歌，北方的人们听着。他们跳着舞，唱着歌，脸色红润，眼睛里充满活力，看起来就像是未来的希望。
从两点到四点，黑人领袖们在纪念堂前发表了演讲，身后巨大的林肯像就在他们头顶。只有詹姆斯·法默（James Farmer）没有讲话，作为替代的是，他从路易斯安那的一个监狱寄来了一封信。马丁·路德·金就像《圣经·旧约》中的先知一样做了演讲。我和他离得很近，我也不是在场的人中唯一落泪的。在向我们描绘他对于和平与正义的期待时，他一遍又一遍说“我有一个梦想”。在那晚写给家人的信里，我说：“我时刻准备着为他坐牢。”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刚刚听到的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之一。我只知道我听到了最伟大的演讲之一。我也不知道马丁·路德·金五年之内就要死去。
很难找到比乔治·米尼和马丁·路德·金更不同的两个人了，一个是来自布朗克斯（Bronx）的管道工人，一个是来自亚特兰大的年轻预言家。但是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比起来，他们之间的不同就没那么重要了。两个人都很坚强。两个人都通过为他们的人民争取正义而成为了领袖。两个人都相信未来，相信孩子。两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了调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