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幼时读过的《科学新道路》中，天文学家爱丁顿不仅警告我们要反对核弹，也向我们预言了核电站。下面就是他对于未来的想象中较为乐观的一面：
我们建造一个很大的发电站——比如说，有10万千瓦的容量，在电站的周围是码头和专用线路，一车接一车的燃料被运送了去餍足那个庞然怪物的胃口。我想象到的是，有朝一日，这种对燃料的安排将不再必要。我们将不再需要让引擎吞下大量的煤和燃油，为了引导它工作，我们只需要给它平淡无奇的亚原子能量作为饮食。如果那样的一天到来，驳船、卡车和吊车就会全都不见，而电站整个一年的燃料消耗用一个茶杯就能装得下。
这种想象一直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脑海里，与之一起的是在该书随后几页出现的对亚原子能量的军事用途的警告。爱丁顿用“亚原子”（Subatomic）一词去描述我们现在称为核或者原子能的东西。甚至在1937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世界上的煤和石油很快就会用完。核能用于人类的和平目的的可能性，是历史的那个黑暗时期里少数极有希望的前景之一。
1955年8月，当我在伯克利默默做着自旋波方面的研究的时候，一场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大型国际会议由联合国赞助在日内瓦召开。在核能发展进程中，这是个决定性的时刻。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俄国的科学家，之前在各自的孤立和机密环境下建造核反应堆，现在头一次能够齐聚一堂并相当自由地讨论他们的工作了。之前列为机密的大量文件在会议上被公开出示，几乎所有有关铀和钚的分裂的科学事实，以及一大部分建造商用反应堆所必需的工程信息，现在能够被来自所有国家的科学家获得了。一种总体上的愉悦氛围在到处流荡。数不清的演说宣称，一个国际合作的新纪元由此诞生，智力和物质资源将从武器制造转向事关人类福祉的原子能和平利用，如此等等。这些演说中的某些部分是正确的。会议开启了所有与会国家技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渠道，而1955年所建立起来的那种个人接触也从此成功地保持了下来。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对和平利用核技术展开国际讨论的习惯，甚至扩展到了更为微妙的武器和政治领域。1955年在日内瓦升起的那种极高期望，后来被证明并非全系幻想。
日内瓦会议的技术准备是由一个17个科学秘书组成的国际小组做的。在纽约，科学秘书们兢兢业业工作了几个月，他们代表各自的政府艰难地讨价还价，以确保每一个参与国都能披露其机密中的一个公平的份额，以及获得公平的关注。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整理阅读了大量文件纸张。会议的成功要完全归功于他们的努力。17人的秘书组里有两个美国人，其中之一是弗雷德里克·德·霍夫曼（Frederic de Hoffmann），一个30岁的物理学家，那时作为核专家受雇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 Corporation）的康维尔部门（Convair pision）。
日内瓦会议一结束，弗雷迪·德·霍夫曼 认为，给核能的商用发展认真推一把力的时机到了。建造反应堆，在开放市场上把它们卖出去，同时又能摆脱核机密所带来的官僚主义的苦恼，这些头一次变得可能起来。他说服通用动力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创建了一个新部门——通用原子（General Atomic），而他自己出任董事长。1956年初通用原子开始运作的时候，没有大楼，没有设备，也没有职员。弗雷迪租了一个小红校舍——那是圣地亚哥公共学校系统废弃不用了的。他建议搬入那个校舍并且在6月份开始设计反应堆。
1951年的时候弗雷迪和爱德华·特勒在洛斯阿拉莫斯一起共过事，他做过一些最终导致氢弹成功发明的关键性计算。他邀请特勒1956年夏季加入到他的校舍里。特勒热情地接受了。他知道自己和弗雷迪能够很好地一起共事，同时和弗雷迪一样，他也有暂时离开炸弹一会儿为核能做些有建设性的事情的强烈愿望。
弗雷迪还邀请了其他三四十人在夏季参与到他的校舍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参与过核能方面的事情，或者是作为物理学家，或者是作为化学家，或者是作为工程师。罗伯特·查皮（Robert Charpie），甚至比弗雷迪还年轻，他曾是日内瓦会议的科学秘书小组中的另一个美国成员。泰德·泰勒，是从洛斯阿拉莫斯直接过来的。在洛斯阿拉莫斯，他是一种新工艺形式的先驱者——设计可以挤在紧凑空间里的又小又有效率的炸弹。因为某种原因，虽然和核能没有过任何关联，甚至都不是个美国公民，但是我也在弗雷迪的名单上。这可能是我前一年夏天遇到过特勒的结果。弗雷迪向我许诺我可以和特勒一起工作。我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我对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反应堆设计者并没有什么把握，但是至少我愿意试一试。为了把爱丁顿的梦想变为现实，这样的机会我等了19年。
与弗雷迪·德·霍夫曼的相遇，是我第一次遭遇大企业的世界。在此之前，我从未遇到过任何能如此迅速而不慌不忙地作出决定的人。惹人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权威居然被授予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弗雷迪处置其权力可谓举重若轻。他是个快乐的人，乐于倾听和学习。他好像总能腾出时间来。
6月，我们齐集那个校舍，弗雷迪告诉我们他的计划。每个上午都会有三小时的报告。在反应堆技术的某些方面已经是专家的人将会作报告，而其他人将参与学习。这样等到夏季末，我们都会变成专家。与此同时，在下午我们会分成不同的工作小组去发明新的反应堆。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去弄清楚，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类型的反应堆看上去很有前景，值得通用原子冒着商业危险去制造和销售。
报告都是很精彩的。对我而言它们尤其好，因为我是从一种完全无知的状态闯入反应堆业务中来的。但是即便已经功成名就的专家也从彼此那里学到了很多。了解反应堆的所有物理知识的物理学家也了解了其中的化学和工程细节。而化学家和工程师则学到了其中的物理。在短短几周之内，我们都能够理解彼此的问题了。
下午的会议很快结晶成三个工作小组，名字分别是“安全反应堆”“测试反应堆”和“船载反应堆”。这些被认为是民用反应堆马上就可能存在市场需求的几个主要领域。现在回过头去看，颇为奇怪的是，电能反应堆居然不在我们的名单上。弗雷迪知道通用原子最终必定需要开展电能反应堆业务，但是为了获得经验，他期望公司可以从一些相对更小更简单的东西入手。按照原来的计划，船载反应堆将用来作为商用船只的核动力引擎，而测试反应堆则是预想中的一种小反应堆，它有很高的中子流量，可以用于对电能反应堆各部件的测试。这两种反应堆，将会和为海军和原子能委员会开发的反应堆进行竞争。两种反应堆都是在那个夏天设计的，然后被放弃了，因为弗雷迪断定它们在商业上没有未来。所以，安全反应堆是我们的红色小校舍里唯一被真正建造了的反应堆。
安全反应堆是特勒的主意，而且他从一开始就负责此事。他很清楚地看到，对于民用反应堆的长远将来来说，安全问题会是决定性的。如果反应堆不安全，长远来说没有人会愿意用它们。他告诉弗雷迪，通用原子要想迅速杀入反应堆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建造比其他任何人的反应堆都显而易见地更安全的反应堆。他以如下方式定义了安全反应堆小组的工作任务：安全反应堆小组需要设计的是这样一种反应堆，它应该足够安全，安全到它可以被丢给一群中学生玩却不用害怕他们会受到伤害。这个目标对我来说极富意义。我加入了安全反应堆小组，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我和特勒共同工作，奋力想给他的问题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和特勒一起工作正如我想象的那样振奋人心。几乎每天，特勒都要带一些轻率的新点子来到小校舍。他的一些主意是绝妙的，另一些主意是实际的，少许则是既绝妙又实际的。我以他的想法作为对问题的更系统的分析的起点。在设计安全反应堆方面，他的直觉和我的数学配合无间，就像在理解电子方面，迪克·费曼的直觉和我的数学配合无间一样。我和特勒并肩战斗，正如我曾和费曼并肩战斗那样。我推翻特勒的较狂野的设计，把他的直觉挤压成一个个方程。在我们的激烈分歧中，安全反应堆的雏形逐渐浮现出来。当然，我并不是像和费曼那样单独和特勒待在一起。安全反应堆小组是一个十人组成的团队。我和特勒叫嚷得最多，而组里面的化学家和工程师做了大部分实际工作。
反应堆是由包含硼和镉之类物质的长金属棒控制的，这些物质可以强力吸收中子。当你想让反应堆运转得更快一些的时候，把控制棒从反应堆中心向外稍微抽出一些。当你想关掉反应堆的时候，把控制棒一路推进去。操作一个反应堆的首要原则是，一定不能把控制棒从一个关闭了的反应堆里猛拉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猛拉控制棒的后果会是灾难性的，其中一个小事故就是把控制棒拉出来的那个白痴会一命呜呼。所以，所有大型反应堆在建造的时候就带有自动控制系统，它使得突然拉出控制棒是不可能的。这些反应堆具有“工程安全性”，这个词指的是灾难性事故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控制系统的设计方式可以防止它发生。对于特勒而言，工程安全性还不够好。他要求我们设计一种具有“内在安全性”的反应堆，即反应堆的安全必须被自然规律而不仅仅是其工程细节保证。如果一个白痴足够聪明到能够绕过整个控制系统，然后用炸药炸飞控制棒，那么在这种人手中，反应堆也必须是安全的。更确切地说，特勒给安全反应堆定下的规则是，如果反应堆是从关闭的状态启动的，并且全部控制棒被瞬时移走，它会调适到一种稳定的操作水平而不会熔融任何燃料。
设计安全反应堆的头几步之一，是要引入所谓“暖中子原理”的思想。该原理说，比之于冷中子，暖中子相对不那么容易被俘获，因此在导致铀原子分裂上也就不那么有效率了。水冷式反应堆里的中子是靠氢原子的碰撞而慢下来的，最后的时候无论出现在哪里，中子会和附近的氢原子有大致相同的温度。在普通的水冷式反应堆里，当假想中的白痴毛毛躁躁地抽出控制棒的时候，燃料会迅速变热，但水却还是冷的，结果就是中子依然是冷的，而它们引发裂变的效率就不会衰减，所以燃料就会越来越热，直到熔融或者蒸气化。但是假如设计反应堆的时候，只让用于制冷的水里含有一半的氢原子，而将另一半的氢原子混入燃料棒的固体结构中，这种情形下，当那个白痴猛地拉出控制棒的时候，燃料和燃料棒里的氢都会变热，而水里面的氢则还是冷的。结果就是燃料棒里的中子比水里面的中子要暖。暖中子更少地诱发裂变，也更容易逃入水中被冷却和俘获，而反应堆就会在千分之几秒里稳定下来——任何力学的安全开关在操作速度上都难望其项背。所以，在燃料棒里含有半数的氢的反应堆是内在安全的。
在这些想法具体化为能够工作的硬件之前，还有许多实际的困难需要克服。在克服这些实际困难方面贡献最大的是马苏德·西姆纳德（Massoud Simnad），一个伊朗冶金学家，他发现了能使燃料棒包含高密度氢的办法。他用铀的氢化物和锆的氢化物的合金制造了燃料棒。他发现了混合这些成分的正确比例，也发现了如何把它们制成合金的办法。当燃料棒被从马苏德的炉子里抽出来的时候，它们看上去就像黑色、坚硬、有光泽的金属，它们像好的不锈钢一样坚韧和耐腐蚀。
在我们理解了安全反应堆的物理和它的燃料棒的化学之后，仍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答。谁会想要购买这种反应堆呢？他们会用它做什么呢？它应该有多大功率？它得卖多少钱？特勒从一开始就坚持它不应该是仅供反应堆专家摆弄的小玩具。它必须不仅安全，而且必须能有足够大的功率来干点什么有用的事情才行。它能做什么呢？
这种反应堆的最可能的用途，是制造医学研究或医疗诊断所需的短生命期的放射性同位素。当放射性同位素作为生物化学跟踪剂用于研究活人的疾病的时候，较好的选择是使用在几分钟或几小时内就可以完成衰变的同位素，因为这样一旦观察完成，它们也就从人体消失了。短生命期的同位素的问题在于，它们不便于从一个地方被运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在什么地方使用就得在什么地方生产。所以对于那些想生产自己的同位素的大的研究型医院或者医疗中心，我们的安全反应堆可能就会派上用场。我们的计算表明，为了这种目的，一般一百万瓦特的功率也就够用了。我们能展望到的安全反应堆的其他用途还包括：训练大学核工程系的学生，用于冶金学和固态物理的研究——中子束可以用于探测物质结构。如果我们的反应堆要用于中子束研究，一百万瓦特的功率就不够了，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款可以以一千万瓦功率运转的大功率反应堆。弗雷迪将安全反应堆命名为TRIGA，这些字母代表训练（Training）、研究（Research）、同位素（Isotope）以及通用原子（General Atomic）。
9月，在圣地亚哥的夏季工作结束了，我乘坐巴士去墨西哥的提华纳城（Tijuana）为家人购买礼物。一次夜幕降临后我步行在提华纳的道路上，一条小狗从身后冲过来咬了我的腿。在提华纳，又病又脏的狗简直泛滥成灾，要辨认和逮住那只咬了我的动物，无论如何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在14天里，我每天去拉荷亚（La Jolla）的一家诊所接受巴氏狂犬病疗法。给我注射药物的医生很有说服力地向我解释了一个事实：巴氏疗法本身是有风险的，它有六百分之一的机会可能诱发过敏性脑炎，而过敏性脑炎几乎和狂犬病一样致命。他告诉我，在开始治疗之前，我应该先仔细弄明白这种概率。我决定承受这种风险。因此在夏季的最后两周里，我感到一些心理压力。爱德华·特勒真是帮忙太多了。他年轻时在布达佩斯失去了一只脚，他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如何给我提供有效的精神支持。在伯克利我决定不将他视作仇敌，而在圣地亚哥，他成了我的终生好友。
我、特勒，还有其他夏季访问者离开之后，留在通用原子的少数几个人负担起了将TRIGA的草图变成能够运行的反应堆的工作。最后的设计是泰德·泰勒、斯坦·考兹（Stan Koutz）以及安德鲁·麦克雷诺（Andrew Mc Reynold）拿出来的。从特勒在1956年夏天的原始建议到头一批TRIGA被建造、许可和出售，其间尚不足三年。TRIGA的基础售价是144000美元，但不包括建设费用。TRIGA卖得很好，而且自那时起一直销售至今。最近一次我检查销售总量的时候，60个已经卖出去了。这是极少数替建造它的公司挣着了钱的反应堆之一。
1959年6月，之前在小校舍里工作并开创了通用原子事业的所有人，都被邀请回来参加通用原子实验室正式的落成典礼。三年之中的改变真是令人吃惊。工作场所不再是租来的校舍了，弗雷迪现在有了一组恢宏的永久建筑，它们按照现代主义的风格建造，矗立在圣地亚哥北部边缘的一块台地上。它有设备优良的实验室和机器车间，职员数量也到了数百人。在一座大楼里安装着TRIGA的原型机，它已经获得完全许可，准备好了向潜在的客户演示。弗雷迪亲自说服了尼尔斯·玻尔从哥本哈根过来主持落成典礼——按照共识，玻尔是爱因斯坦逝世之后最伟大的在世物理学家。
落成典礼的高潮是对TRIGA能力的演示。弗雷迪在演讲台前安装了一个开关和一个巨大的夜光显示盘。在他的讲话结束后，玻尔按下了开关，就听见一阵低沉的嘶鸣声从TRIGA所在大楼的方向传过来。噪声来自被突然释放的压缩空气——它是用来将控制棒从TRIGA的核心高速拔出来的。大显示盘上的指针会以百万瓦特为单位指示TRIGA的能量输出，只见它瞬时扫过1500的刻度，然后又迅速摆回0.5。演示结束了。为了避免有什么令人不快的意外发生，这个已经预演过很多次了。在暖中子把它控制下来之前，小反应堆确实以1500百万瓦特的功率运行了千分之几秒。纪念会之后，我们去看它，它静悄悄地置身在装有冷却水的池子的底部。它就在这里。这真让人难以置信。谁会相信，大自然会注意我们三年前在那个小校舍里为之争吵过的那些理论探讨和计算？但是此处即是明证。暖中子真的奏效。
那天晚上，在海滩上举行了野炊，参加的人中有弗雷迪、尼尔斯·玻尔和其他许多名流。吃过饭，玻尔变得焦躁不安。走走说说是他的习惯。终其一生，他都在走着、说着，听众常常只有单独一人——后者能够全神贯注在玻尔难以理解的语句和模糊不清的声音上。那天晚上，他想谈论原子能的未来。他示意让我跟着他，我们就一起在海滩上来来回回地走。我很高兴自己能享此殊荣。我想到了F6峰山脚下修道院的院长，我想知道现在是不是轮到我去看水晶球了。玻尔告诉我，通过开放地和俄国人谈论核能的所有方面，我们现在有了另一次伟大的机会去获得他们的信任。第一次这样的机会已经在1944年与我们失之交臂。那时玻尔和丘吉尔及罗斯福谈话，试图说服他们，能避免一场灾难性的核军备竞赛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大战结束之前开诚布公地对待俄国人。但是玻尔失败了。玻尔一直不停地谈及他与丘吉尔和罗斯福 的谈话——那是具有最高历史重要性的谈话，可惜竟然从未被记录下来。我竭尽所能想要抓住他的每一个词语。但是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玻尔的声音也几乎是听不见的。在海滩上，每当他说到面对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关键之处的时候，他的声音就越来越低地沉了下去，直到完全消失在起伏的海浪中。那个晚上，修道院院长的水晶球蒙上了一层阴云。
对于弗雷迪，TRIGA只是开了个头。他知道通用原子的存活，最终依赖于它生产和销售全尺寸的能量反应堆的能力。在1959年，实验室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能量反应堆。弗雷迪已经决定将他的未来押在一种特殊的能量反应堆上——即高温石墨反应堆（High Temperature Graphite Reactor），或者HTGR。所有我们这些介入过通用原子的人都赞同他的决定。这是一场豪赌，而最终他失败了。但我仍然认为弗雷迪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他和HTGR能够像他跟TRIGA一样走运，通用原子或许会有很漂亮的斩获，而美国的核工业的状态也会比现在好得多。在技术进步中不赌一把是不可能的，而赌一把的麻烦之处在于——你不能总是赢。
HTGR直接和轻水能量反应堆展开了竞争，后者从一开始就主导了美国的核动力工业。无论是HTGR还是轻水反应堆，都不是TRIGA那种意义上具有内在安全性的反应堆。在出问题的时候，二者都依赖工程安全系统推入控制棒并切断核反应堆。二者都会留下足够多的残余辐射，它会将堆芯蒸气化——如果反应堆切断后冷却过程没有继续的话，这会引起重大事故。两种反应堆的主要差别在于，对于同样的热量产出而言，HTGR有更大的堆芯。HTGR的堆芯吸收热量的容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切断之后，反应堆必须经过许多个小时才会到达熔点——即使紧急制冷系统失败了。在同样条件下，轻水反应堆的堆芯在几分钟内就会熔融。可以想象到的最严重的HTGR事故会是一团乱麻，但它肯定比轻水反应堆与之相当的事故要温和和容易处理一些。在这个意义上，HTGR是比轻水反应堆更基本安全的系统。
HTGR不仅比轻水反应堆更安全，在燃料使用上也比后者有效率。这是它的两大优点。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首先它造价昂贵；其次在正常运行中，要控制放射性分裂产物的少量泄漏也更加困难。弗雷迪打赌，从长远来看，优越的安全性和效率会让世界选择HTGR作为发电动力。也许他最后本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他的公司来说，“长远”有点太远了。在短期内，资金消耗和泄漏抑制系统的复杂性等缺陷使得他不能打入市场。他只卖出了两个HTGR，而全尺度的模型则从来就没有投入过生产。最后，在1970年代后期，围绕在核动力周围的政治不确定性，使得HTGR的商业前景看上去毫无希望。通用原子取消了它与所剩无几的客户间的合同，它宣布自己不再经营分裂式能量反应堆业务了。几年前，弗雷迪从通用原子搬到街对面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y）做了所长。通用原子还在继续生产和销售TRIGA，它也在支持一个活跃的受控聚变的研究项目。对于年轻的科学家和有远见的商人来说，核裂变动力不再是一个有希望的新前沿阵地了。
核动力究竟出了什么问题？1956年，当弗雷迪邀请我为反应堆工作的时候，我跳起来抓住了机会，我把我的才能应用于将廉价和无限的能源带给人类的伟大事业。爱德华·特勒和小校舍里的其他人，也都是完全一样的想法。最终，我们在学习如何将核能付诸更好的用途，而不是只用来造炸弹。最终，我们要给世界提供如此之多的能源，人类的苦役和贫乏也要寿终正寝了。我们的梦想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简单的答案。许多历史性的力量交织在一起，使得核能的发展比我们曾经期望的要更麻烦和代价昂贵。如果我们曾经更睿智一点的话，我们或许会预见到，30年前未能兑现诺言之后，新一代的年轻人和政治领袖会成长起来，他们视核能为一种陷阱，而其使命就是解放我们。30年前的梦想吸引不了今天的年轻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要保证继续前进，他们必须有新的远见。在一种泛泛而谈的意义上，很容易理解自小红校舍的时日以来，为什么围绕在核能周围的政治气氛如此显著地恶化了。但是我相信，很多困扰着核动力工业的麻烦有一个更特殊的解释。那是核动力工业自身的一个事实，即小校舍里的那种精神不再流行了。
核动力工业的基本问题不是反应堆的安全性，也不是核废料处理和核扩散的危险性，虽然这些问题都是真实的。这个工业的基本问题是，没有人再对建造反应堆感兴趣了。在当前条件下，很难想象还会有一群狂热的人，他们聚集在一个校舍里，在三年之内去设计、建造、测试、许可和出售一个反应堆。1960年到1970年间的某个时候，这种趣味已经荡然无存。冒险家、实验家和发明家，都被赶了出去，而执掌决定权的变成了会计和经理人。不仅在私营工业，甚至在政府的实验室里——比如洛斯阿拉莫斯、利弗摩尔（Livermore）、橡树岭（Oak Ridge）和阿尔贡（Argonne），曾经发明、建造和试验许多类型的反应堆的聪明的年轻人的小组都被解散了。会计和经理们断定，让那些聪明人摆弄古怪的反应堆并不经济实惠。这样，那些古怪的反应堆就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现存系统之外进行任何根本性改进的可能性。留给我们的是非常少的还在运作中的反应堆类型。它们每一个都冻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化的组织，任何实质性改变都是没有可能的；它们每一个的许多方面在技术上都难以令人满意；它们每一个都比许多已遭抛弃的可能方案更不安全。没有人再为了趣味去建造反应堆了。红色校舍里的那种精神已经死去。就我看来，那就是核动力工业出了问题的地方。
当我父亲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常常骑着摩托车在欧洲游历。在罗伯特·皮尔西格之前60年，他学会了欣赏摩托车维护的技艺，也了解了重视质量的技术的好处。他有时会来到一些村落，那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摩托车。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个车手都是自己的修理工。车手和制造商共同去试验大量种类的不同模型，他们通过试验和纰漏去了解哪种设计是耐用的和实际的，哪种不是。数以千计的尝试——大多数都失败了——才进化出如今在路面上奔跑的少数几种类型的摩托车。摩托车的进化过程是一种达尔文式的最适者生存的过程。那就是现代摩托车有效率和可靠的原因。
把摩托车的故事和商用核动力的历史进行对比。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经济型核电站的努力中，有少于100种不同类型的核电站运行过。在发展中的不同类型核电站的数目在不停地减少，因为在许多国家，政治权威出于经济原因取消了更有风险的投资。现在只有大概10种类型的核电站有希望存活下来，而且在当前的条件下也不会有任何根本的新类型能够受到公正的试验。这就是核电站没有能够像摩托车行业一样成功的基本原因。我们没有耐性去尝试一千种设计，所以，真正好的反应堆从来就没有被发明出来过。也许，在技术领域，正如在生物进化中一样，消耗量是通向效率之门的钥匙。在两个领域里，小个体的创造物比大的更容易进化。鸟类进化了，而它们的恐龙表亲却死掉了。
核能的未来还有什么希望吗？当然有。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政治气氛和潮流变得很快。一个不会改变的事实是，在石油枯竭之后，人类会需要大量的能源。人们会注意到，能源必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生产出来。当那一天到来，人们会需要比我们今天能建造的反应堆更廉价更安全的核能反应堆。也许我们的经理和会计会有那样的智慧在一个小红校舍里聚拢起一群热情洋溢的人，然后给他们一定的自由去瞎鼓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