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出身音乐世家却喜欢数学的孩子，在发展出任何对音乐的真正理解之前，我就对音符的错综复杂之处感到好奇了。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了父亲为精心调校的钢琴准备的巴赫（Bach）的48首前奏曲和赋格曲的乐谱，我仔细研究了升号和降号在音调符号中的排列。父亲向我解释巴赫如何以他的方式利用全部24个大调和小调写下了两卷曲谱。但是在第二卷乐谱里为什么没有降E小调前奏曲呢？父亲不知道。只是到了第二卷乐谱的第8号曲子，巴赫才最终决定使用升D小调。其他所有的音乐符号都出现了两次，降E小调却只出现了一次，那是在第一卷乐谱的第8首曲子里。我也对重升号和重降号感到着迷。为什么重升号有一个特殊的记号，而重降号却没有呢？父亲还是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总用问题为难父亲。我注意到升C大调的第3号前奏曲是第一首有重升号的，降E小调的第8号前奏曲是第一首有重降号的。第8号又一次是很特别的了。我请求父亲弹奏第3号和第8号曲子，好听听重升和重降到底是怎么回事。对第8号前奏曲里的重降B调的美妙声音，我从来百听不厌。
父亲最著名的身份是作曲家，不过他也是抢手的指挥家。他指挥过所有档次的唱诗班和管弦乐队，从当地的音乐俱乐部到伦敦交响乐团。他也坦然接受了他的孩子们都没有遗传到他的音乐天赋这个事实，不过他仍然喜欢带我们去听他的音乐会。在一场音乐会上，一个出色的独唱者朝向我，他告诉我说，我能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听到如此之多的好音乐，这是多幸运的事情啊。我回答说：“音乐是很好，但是太长了。”这句评论，被父亲在之后的许多场合欢乐地一再提及。很快他就发现了能让我在演出中不再坐立不安的方法。他给我提供了歌谱和管弦乐谱，那样我就可以跟上演出的节奏了。我安静而快乐地坐着，盯着总谱看各种声音和乐器如何参与进来，当偶尔出现奇异的五个或七个拍子一节的拍子记号时，我就特别兴奋，我用眼睛代替了我那五音不全的耳朵。
进入青春期以后，我开始发展有限的但却是真正的对音乐的理解。当父亲在家弹奏钢琴放松自己时，我喜欢在旁边倾听。他常弹奏48首前奏曲和赋格曲中的曲子。我甚至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来弹奏其中的一些。降E小调前奏曲依旧是我的最爱。除了它独特的音节符号和重降音，它在音乐上也是突出的。它是纯巴赫式的，不过它特有的情感浓度预示了贝多芬的出现。
父亲最好的时光也是在英国最好的时光，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他不再是学校教师了。他搬到伦敦担任皇家音乐学院的校长，该学院是英国两个主要的音乐学院之一。在战争和对伦敦的轰炸开始的时候，政府和他自己的董事们都催促他撤离学校，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他拒绝搬走。他向董事会指出，学校为伦敦至少一半的重要管弦乐演奏者和音乐会艺术家提供了生计。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每周都来学校教两三天课，而仅靠音乐会，他们是无法生存的。如果学校被疏散，两种后果中至少一个就会发生：或是学校会失去最好的教师，或是在战争进行期间伦敦的音乐生活会被有效停止。无论哪种情况，一代音乐人的前程就毁掉了。所以父亲让人把学校的一间办公室改成了卧室，宣布他会继续留在那里主持事务——只要头上的屋顶还在。听闻此事，伦敦另外那所大的音乐学院，在已经准备要疏散之后，也改变了主意，决定继续运作。伦敦的音乐生命在继续，在战争的六年间，她养育了年轻的有才之士，给他们提供演出机会。父亲坚守在大学岗位上，他晚上会帮着扑灭房顶的火，白天则指挥学生管弦乐团。学校遭受的唯一损失是一个小歌剧院，里面收藏有绝版的古代歌剧道具。破坏发生在晚上，那时教授和学生们都在房子外面。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在建筑里受过伤。
战时，我经常去大学餐厅里跟父亲和教授们一起吃午饭。这些人都是久经世故的专业音乐家，讨厌将情绪表现出来。他们的聊天内容基本是专业上的小道故事和笑话。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对学校的忠诚和把他们及父亲联系在一起的同事情谊。每天共同经历的困难和危险，在学校里造就了一种团结的精神，这是只了解和平时代的学术机构的人们所不能想象的。当我在1947年听到明斯特的人们表演露天歌剧的时候，当我听我的美国朋友讲述战时洛斯阿拉莫斯的故事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种精神。
1944年夏天，在V-1轰炸的高峰期，我在学校里吃了一顿难忘的午饭。父亲和他的教授们正愉快地讨论着学校的扩张计划，该计划为的是满足随着战争结束而涌入学校的学生潮。时不时地，当V-1的啪蹋啪蹋啪蹋的声音从远处靠近的时候，聊天就会短暂停顿。在啪蹋啪蹋啪蹋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高以至于这头怪兽似乎正在头顶的时候，聊天和笑话继续着。在啪蹋啪蹋的声音停止的时候，聊天又有一个短暂的停顿，整个房间会安静五秒钟，那个机器会降到地平线下。然后会有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聊天就不间断地继续下去，直到下一个啪蹋啪蹋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我在考虑一个悲伤的想法，对我们餐厅的直接攻击会对英国的音乐生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不过这样的想法似乎并没有让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感到忧虑。在整个放松的午餐期间，V-1轰炸这个话题，甚至从来没有被提及过。
我曾经和父亲就战斗和杀戮的道义问题做过很多讨论，特别是在战争的最初几年。最初我是一个笃信不疑的和平主义者，并意图成为一个有良心的反战者。因为要在战争的正当参与和非正当参与之间画出一条道德界线，我总是痛苦不已。在我详细讲述我的那些摇摆的规则，合理化我在和平主义者立场上的最新转变时，父亲耐心地听着。他说得很少。一方面我在理论上否认对国家的忠诚，另一方面我又实际卷入了一个以极大的勇气和良好的心态为其自身的生存而战斗的国家的生活之中，我被这种矛盾逐渐撕裂，我的道德信条也随之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对父亲来说，这些事情都很简单。他不需要跟我辩论，他知道行动胜于语言。当他把自己的床搬到学校的时候，他已经向大家阐明了他的立场。1940年在事态恶化的时候，他说：“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举止大致正派，而整个世界很快就会站在我们这边。”当他说到整个世界的时候，很可能他想到的尤其是美国和他自己的儿子。
许多年后，我记起了阅读奥本海默的安全听证会记录时和父亲之间的讨论。听证会长达三周，它的戏剧性高潮在接近尾声时才出现。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以控方目击证人的身份出现了，他与奥本海默当面对质。特勒被直接问及是否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个安全隐患。他字斟句酌地回答说：“在很多事情上我完全和他意见相左，坦率地说，他的行为在我看来困惑而复杂。从这个程度上讲，我希望这个国家的关键利益能掌握在我更理解的人手里，因此也会更加信任。”这些话非常准确地描述了父亲对我在战争初期的思想转变的态度。奥本海默和我一样，困惑又复杂。他既想与华盛顿的将军们搞好关系，同时又想做一个人性的救世主。特勒跟我父亲一样，是简单的。他觉得，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却想通过宣称极高的道德准则来拯救人性，是一种危险的幻想。为了保持美国的强大，他做了作为科学家和炸弹设计者的工作，他将对武器使用的道德判断留给了美国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像我父亲一样，他相信如果我们保持强大，作风正派，那么整个世界不久之后就会站在我们这边。他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没能预见到一大部分公众并不会认为他出现在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是正派的行为。当然，如果特勒没有出现，听证会的结果也几乎不会受到影响，但特勒立场的道德力量也就不会被玷污了。
我第一次见到特勒是在1949年3月，那时我在给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家做施温格和费曼的辐射理论的报告。我外交性地给予了施温格很高的评价，然后解释了为什么费曼的方法才是更有用和更有启发意义的。讲座结束的时候，主席向观众们征求问题。特勒问了第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哭喊着‘没有上帝，只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然后立刻喝下一大杯酒的人，你怎么看？”因为我一直沉默，特勒自己答道：“我会认为这人是一个很明智的家伙。”
1949年，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活力仅次于康奈尔大学。费米（Fermi）和特勒就像康奈尔的贝特和费曼。费米是一个公认的领导者，友好，平易近人，但本质上是严肃的。特勒每天都有新主意和笑话，他在物理上做过很多有趣的事情，但从来没有在同一个问题上持续很长时间。看起来他做物理只是为了乐趣而不是荣耀。我立刻就喜欢上他了。
康奈尔大学的朋友悄悄告诉我，特勒深深投入了美国方面制造氢弹的努力中。作为一个来访的外国人，我没有理由知道这种事情，但是我强烈地好奇，一个拥有如此快活和开心性情的人，是怎么允许自己去做完善这种摧毁性武器的工作的呢？——何况这种武器甚至比我们已经拥有的还要残忍？在芝加哥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和他开始了关于政治的争论。他透露自己是世界政府运动的一个热情支持者。在那个时候，这场运动希望通过在将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有无苏联人的合作——来实现人类的救赎。特勒以巨大的魅力和才智宣传世界政府的信条。有一次我用以下的话来结束我给家里的每周汇报：“他是用来说明没人比理想主义者更危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我访问芝加哥两年后，特勒和洛斯阿拉莫斯的乌拉姆（Stanislaw Ulam）作出了关键性的发明，使得氢弹从理论上的可能性变成了实践上的可能性。1949年，在乌拉姆-特勒发明之前，奥本海默曾说过关于氢弹的话：“我不确定那个可悲的东西会不会有用，也不知道它是否能由牛车之外的东西引导着命中目标。”在那个发明之后，正如奥本海默在他自己的审判中所说的：“就技术角度讲，它是一个美好、可爱、漂亮的工作。”1951年3月，那个发明一成功，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只集中花了20个月就建造了一个全尺寸的试验炸弹，它可以产生相当于一千万吨TNT 的效果。几年之后，特勒用“许多人的工作”（The Work of Many People）为题发表了关于这颗炸弹的研发过程的历史性描述。他指出，因为炸弹的存在，无论是在功劳还是在面临的指责方面，他都得到的过多了。诚然，这颗炸弹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工作。然而，特勒曾是主要负责人，远自在洛斯阿拉莫斯开始之前的1942年，然后经历战争年代，最后是1945年之后没人听他诉说的沮丧年头，他都不屈不挠地推动着炸弹的发明实现，拒绝因为推迟和困难而垂头丧气。他比其他任何人考虑氢弹的时间都长，也更努力。他成为第一个看到氢弹如何制造的人，这绝非偶然。
1951年到1952年间，公众对氢弹的发明和制造一无所知。那时我在康奈尔大学，关于这些事情，我知道的无非也只是汉斯·贝特离开到洛斯阿拉莫斯待了八个月。那年我需要教汉斯的核物理课程。汉斯回到康奈尔之后不久，一个手腕上锁着手提箱的人从华盛顿来拜访他。那个人站在物理系的小便池边上，身上的那个巨大的手提箱当当啷啷，看起来非常不自在。毫无疑问，那个手提箱装着第一颗氢弹的试验结果。汉斯满肚子都是不能讲的心事，似乎已经失去了做物理的热情了。那年是康奈尔很糟糕的一年。汉斯参与氢弹研制的一个小结果是，我第二次决定从康奈尔搬到普林斯顿。
两年后，在华盛顿将洗好的衣服送给奥本海默的律师的时候，我偶然在宾馆大堂遇到了汉斯·贝特。他的状态比我之前见他的时候都要糟糕。我知道他在为奥本海默的审判作证。“听证会进展很差吧？”我问道。“是的，”汉斯说道，“但这不是最差的。我刚刚进行了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谈话，和爱德华·特勒。”他没有说更多，但是意思是很清楚的。特勒已经决定作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汉斯尝试阻止他，但是失败了。
对于贝特和特勒来说，那都是一个悲剧性的时刻。从战争之前开始，他们已是多年好友。他们的性格和能力互补得非常好，特勒有高亢的精神头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贝特有他的严谨和强大的常识感。在贝特结婚前，他常常是特勒家的座上宾，都快成其家庭一员了。1954年4月，这些都结束了，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了。贝特失去了他最老的一个朋友。但是特勒失去的更多。通过把声音借给奥本海默的敌人们的事业，他丢掉的不仅是友谊，还有许多同事的尊重。他被报纸作者和卡通画家描绘为一个犹大 （Judas），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其领袖的人。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一下他在审判中的证词，你就会发现它无意于人身攻击。他想要做的只是破坏奥本海默的政治势力，而不是败坏他的名声。不过那时的气氛使得这种细微的差别毫无意义了。在大部分科学家和学术界的人看来，奥本海默的受审无非是由多疑的爱国者们组织的一场运动，他们想通过攻击最显眼的对手来让反对他们政策的言论噤声。加入这场运动后，不管说了什么或者为什么说了那些，特勒都让自己成了一整代年轻人仇恨和不信任的对象。比起伤害奥本海默，他把自己伤得更重。就像之前的奥本海默一样，特勒也是被F6峰上的恶魔诱惑了。修道院院长已经在给M．F．的警告中预言了他们的命运：
只要世界还在继续，就必须有秩序，就必须有政府：但是多可悲的政府官员啊，因为，通过履行其职责，无论多优秀，他们都把自己给毁了。因为你只能通过寄望于人们的恐惧与欲望来统治他们；政府要求执行人民的意愿：而人民的意愿来自恶魔。
对于那些把玩核弹的人来说，核爆炸的光辉比金子的似乎更诱人。命令自然释放一点她供给星辰的能量，利用纯粹思维将一百万吨的石头抬到空中，这些都是人类自由意志的演练，它们制造了一种无限能力的幻觉。奥本海默和特勒进行这些人类意志的演练，本都出于良好和诚实的理由。推动奥本海默建造原子弹的，是一种恐惧：如果他不掌握这个能力，那么希特勒就会先掌握它；推动特勒制造氢弹的，也是一种恐惧，斯大林会利用这种能力统治世界。作为犹太人，奥本海默有足够的理由害怕希特勒；作为匈牙利人，特勒也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斯大林。但是他们两个人在达成了他们的技术目标之后，却都向往更多。在心中恶魔的驱使下，在寻求技术力量之余两人都进一步寻求政治力量。两人都相信他们必须掌握政治权力，以确保其所创事业的控制权不会落入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手中。最后，像在技术领域一样，两人都一往无前地致力于在政治领域演练人类的意志。所以两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了悲痛。
当关于氢弹的秘密战斗在激烈进行时，我正在安静地抚育小孩，并且继续思考着电子。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待了好几个暑假，教授暑期课程，并跟查尔斯·基泰尔（Charles Kittel）一起做些金属中电子的理论研究。金属导电是因为它们的电子并不拘束于单个原子，而是可以独立地自由移动。为了理解金属，每次只去理解一个电子的行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处理大量电子，这就产生了新问题。后来发现，施温格和费曼发明的方法，是可以被改造了给金属中的电子一个很好的解释的。我为这个改造开了个头。
1955年夏天，我在伯克利为日益扩大的家庭租了房子。那个夏天我正在和查尔斯·基泰尔的固态物理学家小组一起快乐地工作着，我们试图理解自旋波。自旋波是磁场波，它们可以像海浪穿梭水上那样在固态磁铁中运动。用一个快速变化的磁场来激发一块磁铁，自旋波就开始跑动了。从它们运动的方式和消失的方式，实验者获得了磁铁的原子结构的详细信息。我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想找到在原子海洋中滚动的自旋波的一个精确的数学描述。将磁铁作为一组原子来描述是简单的。将它作为一组自旋波来描述也是简单的。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两个部分的图像用一种连贯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从而包含它们两个？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没能完全解决它。22年后的今天，它仍未被解决。
我们夏天租的房子在山上，可以俯瞰伯克利校园。那是一个华丽的房子，拥有壮丽的风景，在它之上的山都还是未经开发的。我们可以从房子走到桉树林里，孩子们喜欢在那里玩耍。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沿着山向上散步，像往常一样没有锁门。当穿过树林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听到门内传来奇怪的声音。孩子们停下了唠叨，我们都站在门外听着。那是我来自遥远过去的朋友，巴赫的第8降E小调前奏曲。曲子演奏得非常好，就像我父亲以前演奏的那样。那一刻我毫无头绪。我在想：父亲跑到加利福尼亚来干什么？
我们站在伯克利的房子前，听着这首前奏曲。不论是谁在弹，他都是用他的全副身心在演奏。声音飘向我们，就像内心深处的悲伤合唱，就像地狱的幽灵在伴着缓慢的孔雀舞曲跳舞。等到音乐结束了我们才走进屋子。坐在钢琴边上的，是爱德华·特勒。我们请他继续演奏，不过他回绝了。他说他来邀请我们参加他家的聚会，碰巧看到一架好钢琴在等人弹奏。我们接受了邀请，然后他就走了。那是六年前在芝加哥相遇之后我第一次和他说话。我决定，不论历史对此人作何评价，我都没有任何理由将他视作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