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和这个夏天都结束了，
大主教离开我们已有七年，
他对他的教民总是那么和善。
但是他若可能回来，那可不好……
对于我们，我们这些穷苦人，没什么可做，
唯有等待和见证……
哦，托马斯大主教，
哦，托马斯，我们的主，离开我们，把我们留在，
留在我们简陋而黯淡的存在之框；离开我们，勿要我们
面对屋宇上的厄运，大主教的厄运，世界的厄运。
1948年秋，我坐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里，这些来自T．S．艾略特（T．S．Eliot）《大教堂凶杀案》 （Murder in the Cathedral ）中的诗句在我的头脑里响起。六男两女八个物理学家共用这间办公室——新大楼还在匆忙的建设中，建成后我们每人都会有一间。我倒希望工人们永远都不会完工。在一个大办公室里，气氛要更为舒适和友好：我们八个人围着一张木桌，聊着天，慢慢地了解彼此。受到奥本海默的邀请，我们从多个不同国家来到高等研究院，在他的指导下从事工作。我们都还年轻，没有什么财产的拖累，我们的那点书和论文放在桌子上也是刚刚好。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奥本海默离开去了欧洲，他暂时不需要用到他的办公室。六到七周的时间里，我们心神不宁地等待他的归来。随着时间流逝，我们越来越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就像艾略特的诗剧的第一场中，大主教仿佛就要去而不返了——然后他戏剧性地登场，接着进入并展开其悲剧。我们不知道1948年会上演什么悲剧，但一种有什么东西迫在眉睫的感觉却在隐隐流荡。
许多人怀有一丝希望，觉得一种持久的和平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中浮现出来。但是1948年对他们来说是幻灭的一年。在那个秋天，当我们无助地坐在奥本海默的桌边的时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正在巴勒斯坦打仗 ，柏林遭到苏联军队的封锁，柏林人的生活必需品只能通过危险的空投来解决，而联合国在一项对核武器进行有效的国际控制的谈判上未能达成共识。欧洲和半个亚洲依然是一片废墟，人类似乎已经在冲入更为广大和更具毁灭性的罪恶之中。对于如果柏林的事情进一步恶化，事态可能会如何发展，我们做了一些冷酷的计算。苏联人会迅速占领劫后余生中的西欧，而原子弹会在苏联城市上空爆炸。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认为他们的原子弹库存足以击溃苏联人。我了解得更多一点。我知道，那是将1812年的拿破仑和1941年的希特勒拖入灾难的同一种幻觉。1948年秋天，危险看上去变得越发真实起来，美国人似乎要重蹈拿破仑和希特勒的覆辙，他们梦想迅速取得对苏联的胜利，但醒来却只会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争。我在认真考虑在还没有太晚之前要不要回到我在英国的父母身边，或者把他们接到美国来。
我们坐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里，顾虑重重地等待着。我们都知道他肩负重责，他助产了人类所面临的这种新的邪恶，他也试图缓和其后果。我们很高兴并不用分担他的责任。我们只是想耽溺在和平之中，我们想忘掉我们从中幸存下来的那场战争，我们想躲避开还会继续到来的战争。我们是艾略特所使用的合唱队中的坎特伯雷妇女，站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唱：
我们看到了那个年轻人支离破碎，
磨坊的水流流过被撕扯过的女孩，引起一阵颤动。
与此同时，我们居然还继续活着，
活着，半生半死……
建造一个偏安一隅的避难所，
为了睡和吃喝玩笑。
上帝常给我们一些理由，一些希望；但是现在
一种新的恐怖在玷污我们，我们都不能避免，不能阻止，
它在我们的脚下，在天空里，流淌。
奇怪得很，艾略特那时候也在高等研究院，正如我们，他也是受奥本海默之邀。每天的喝茶时间，艾略特都会在休息室里出现，拿着报纸和茶杯，看上去拘谨又腼腆。从写下《大教堂凶杀案》算起，已经过了13年了。我很好奇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像我那样的模模糊糊的想法。这个人，这个从他的信念和绝望的深度中创作了劫数难逃的大主教形象的人，对回响在我们这个悲剧世纪中的他自己的语言，他是否会充耳不闻？他是不是也在恐惧和苦恼中等待某种邪恶的征兆埋伏在奥本海默的归程中？我从没有勇气去询问他。我们这帮青年科学家，都不能穿透围绕在艾略特周围、由名声和保守垒就的障碍，于我们，他就像放在玻璃盒子里的木乃伊。
最后，奥本海默回来了。我们被赶出了他的办公室——我们的伊甸园——并被流放到了新大楼里。他没有像大主教那样说：
和平。由他们去吧，在欣喜癫狂之中。
他们说的比他们知道的要好，超乎你的理解。
他没有说什么值得纪念的话来欢迎我们。实际上，他几乎没有时间顾及我们，而是差不多立即就忙着跑到华盛顿去参与一些政治事务了。他的迅速离开令我们失望，但是也令我们释然。我们还是可以像没有他的存在那样继续做我们的事情。事情很快就清楚了，我试图给他安上艾略特的大主教的角色，这是欠妥当的。无论他的最终命运如何，它都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殉难。事情的性质被路过我们大楼的两个小男孩很好地概括了。大楼有一个尖顶，看上去略带一种教会的氛围。“那是个教堂吗？”一个小男孩问。“不，那是研究院，”另一个小男孩回答，“研究院不是教堂，它是用来吃饭的地方。”奥本海默后来听了这段对话，笑逐颜开。他的没有批判能力的仰慕者企图将他变成一个圣人，但是他极力拒绝。1964年，一个德国作家写了一部很谄媚的电视剧，剧中纳入了奥本海默受审和被定罪的情节。基于认为此剧将他置于一种虚假的光芒之中——“他们想把那事变成一个悲剧，”奥本海默说，“但那实际是一出闹剧。”奥本海默控告制片方，试图阻止电视剧的出品，但是他的努力徒劳无功。
当艾略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还在研究院里。新闻记者像乱哄哄的蜜蜂一样围着他转，他退缩了，甚至更深地缩回到了他的硬壳里。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奥本海默以他的名义举行的盛大欢送会上，他就要启程前往斯德哥尔摩。与会者大概有百人之多，大家都站着吃晚饭。奥本海默扎着黑色领结，穿着黑色无尾晚礼服，完美地扮演了一个慷慨的主人的角色。和我说话的时候，他要把晚餐提供的很不错的墨西哥开胃菜的菜谱递给我。艾略特并不在主要的人群里面，他被一些年长的著名人物围在一个小画室里。最后我确实握了艾略特的手，但是我发现要问他对奥本海默的看法，这场合并不合适。多年以后，我问奥本海默对艾略特看法如何。奥本海默钟爱艾略特的诗歌，对后者的天分也极其尊重，但是他也得承认艾略特在高等研究院期间并不成功：“我邀请艾略特，是希望他能够出产另一部杰作，但是他在这里做的所有事情居然是《鸡尾酒会》（The Cocktail Party ），这是他写过的最糟糕的作品。”
和年轻伙伴们焦虑地待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里的那几周，我有了时间去把之前在内布拉斯加的灰狗巴士上得到的想法的细节写成文章。文章完成了，在奥本海默回来之前我把它投给了《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 ），这样他就没有机会和我争论了。他回来之后，我给了他一份论文的复印件，然后就等着看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那倒不奇怪。毕竟我的论文只是对整个宏伟的科学设计的微末贡献。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将施温格和费曼的量子电动力学的细节整合在一起并且将它收拾干净。在我开始之前，施温格和费曼已经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他们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思想，而只把写出方程的工作留给了我。我知道奥本海默总是对思想比方程更感兴趣。自然，相比于阅读我的论文，他会有许多更为有趣和紧迫的事情要做。
当几周之后我有机会和奥本海默说话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对我的工作不感兴趣的原因和我想象的截然不同。我原以为他会蔑视我的工作只因认为它并非原创，而仅是施温格和费曼理论的一个小草图。相反，他认为我的工作基本上就在错误的道路上。他认为给施温格和费曼的工作画什么草图完全是瞎耽误工夫，因为他不相信施温格和费曼的想法会和真实世界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他从来就不欣赏费曼，但是听到他狂暴地反对施温格——那个他在六个月前还热烈赞扬的自己的学生，还是让我吃惊不小。在欧洲待着的那段时间让他莫名其妙地相信，物理学需要一些根本的新思想，而施温格和费曼的量子电动力学不过是另一次用奇怪的数学将旧思想拼凑起来的尝试，它将人们引入歧途。听到他以这种方式说话，我感到振奋。那意味着我为自己被人认可而进行的战斗会有趣得多。我没有为了我的工作的令人怀疑的优点而与奥本海默争辩，我会为整个量子电动力学的事业而奋斗，为了施温格、费曼和朝永振一郎的思想而奋斗。我们不会纠缠在细节上了，我们会在基本问题上产生冲突。我已经能够感觉到，上帝正把他交到我的手中。
奥本海默主持一个每周一次的研讨班，有几次轮到我做报告。头两次我打算解释我的想法，但那真是灾难。第二次挫败以后，我给在英国的父母报告我的磕磕绊绊的进展：
在研讨班上，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了他的行为。如果谁为了其他听众的方便而讲了一些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奥本海默会忍不住催促他赶紧转到其他什么事情上面去。如果谁讲了些他不知道或者不能立即就赞同的东西，在要点被解释清楚之前，他又会插进来，语带尖刻甚至是摧毁性的批评。哪怕他就是错的，这些批评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回应。如果你去观察他，你会发现他一直在紧张地四处走动，不停地抽烟——我相信，他的不耐烦相当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了。星期二，我批评了他对施温格理论的毫无根据的悲观评论，我们之间因而就有了迄今为止最为猛烈的公开交火。他申斥我，好像一吨砖头拍过来。最后就公开看来，他取得了胜利。不过，那之后他还是很友好的，甚至还向我道了歉。
在第三轮，我们之间斗争的转折点来了。我的旧友和良师汉斯·贝特从康奈尔来了，他要在我们的研讨班上做个报告。他想讲一讲他正在用费曼理论做的一些计算。我每周一次的家信如此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贝特的遭遇正是我所习惯的那种——不停地被打断，还有令人迷惑的喋喋不休的声音，他甚至不能把他的要点说清楚。当这一切在进行中的时候，他冷静地站着，什么也没说，而只是咧着嘴朝我笑，仿佛在说：“现在我算是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了。”那之后，他开始替我打开局面，他针对一个问题回答道：“哦，关于这个事情的所有内容，我毫不怀疑戴森都会告诉你的。”我也不失时机地尽可能以从容的语调插话进来说：“我恐怕还没有进展到那儿呢。”贝特做了结语，他明确地说，费曼的理论才是更为优良的理论，如果人们不想聊些毫无意义的天，他们就得学习这个理论。这话就是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在说的，可惜都是白费唇舌。
自那以后，我的道路就畅通了。下一次我再被安排在研讨班上做报告的时候，奥本海默真的听下去了。我又讲了两次。第五次之后的那个早晨，在我的邮箱里，我发现了奥本海默的正式降书，那是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不抗辩 ，R．O．”——正是他潦草的字体。
几天之后，奥本海默交给我一封打印体的信，我被任命为研究院的长期成员。信上还明确告知了一个慷慨的安排：即使我继续生活在英国，我仍然可以周期性地重访普林斯顿。给我这封信的时候，他以他那著名的德尔菲神谕式的口吻告诉我：“当你坐小船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交给洛斯托夫特（Lowestoft）的港务监督长。”也许他想到了伟大的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后者在1943年坐船逃离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前往瑞士，从瑞士出发他又加入了身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的行列。但是为什么是洛斯托夫特呢？我从来也没把那问题弄明白。
1949年那个新的一年，是从美国物理学会在纽约的一次大型会议开始。在最大的大厅里，奥本海默向大会做了主席致辞。这是继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之后，他的又一次煊赫荣光——在他按预定时间开讲前半小时，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两千人。他讲话的题目是“场与量子”，对我们理解原子和辐射的行为的努力及其兴衰，他做了很好的历史总结。最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提及我的工作，他说那指明了通往最近的将来的方向，尽管它可能没有深入到能够带领我们走得更远。我心里怡然自得：去年是朱利安·施温格，今年是我，下一年会是谁呢？
挨过一个漫长的冬季，普林斯顿的春天突然到来。奥本海默越来越多地留在了华盛顿。除了正常的政府事务，他还要为他的朋友戴维·立林塔尔（David Lilienthal）做辩护。后者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在国会正遭受来自共和党人的恶意政治攻击。奥本海默的辩护是有技巧的，也是成功的。但是，这次攻击只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第一次发作的一部分，这种社会癔症最终导致了他自己五年之后的垮台。当他身在华盛顿的时候，春季热 感染了我们这些研究院里的青年物理学家。我们不再吹嘘要做严肃重要的工作，而开始自我享受，举行了很多派对，还有前往海滩的远足。那个春天一个早晨的场景尤其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研究院里的一个姑娘有一辆破旧的老道奇（Dodge）车，车顶可以打开折叠起来；另一个姑娘驾驶着这辆车，八到十个研究院年轻成员堆在车座里或者吊在车背上。车子以危险的速度歪歪斜斜地冲过研究院的小树林来到河边，这中间轧毁了许多树木，而野生动物和早晨过来散步的著名教授们则被吓了个半死。那个场面在我的家信里没有记录。我自豪的父母无须知道我在普林斯顿和一群年轻的流氓们到处疯跑。在战争和剥夺的年代里，我们度过了我们生命的青春期，但是因而我们也从未有过青春期，现在我们在弥补那个失去了的时间。几年以后，我和道奇车的主人结了婚，而这车子被我在伊萨卡的一条结了冰的路面上玩毁了——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这故事的结局是，我最终成了研究院的教授，我安顿了下来并且自此幸福地生活下去。从奥本海默受审前一年直到他去世，我和他做了14年的朋友和同事。我有大量时间去研究和反思这个人的品质——这个人无论在我的个人命运还是在人类的命运里，都扮演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角色。我很少对他的思想有私人的了解。在华盛顿受审的那几周里，为了免受媒体的干扰，他被安排住在一个地址被严格保密的地方，而我和他的唯一接触，就是通过一个律师中间人从普林斯顿给他邮寄了一包他急需的衣物。在审判结束和他被政府正式宣判不值得信任以后，他回到研究所，继续谈论物理学。生活在一如既往地继续，只是那个大保险柜和那两个日夜守护了它七年的安保人员不见了。报纸上出现了一些流言蜚语，说研究院的托管人准备撤掉奥本海默，因为一个被公开说成不值得信任的人是不足以胜任研究院院长的职责来对外代表研究院的。托管人宣布会举行一次会议，会议将审查奥本海默的院长资格以便确认是否让他继续留任。我谨慎地咨询了我在英国的朋友，以确保如果奥本海默被辞我可以迅速而戏剧性地辞掉我自己的教授席位。托管人举行了他们的会议，还安排了一项声明确认奥本海默的任命，他们宣布他们对他领导研究院继续保有信心。我很高兴我免去了做一个高贵动作 的不便。我也高兴我可以在普林斯顿继续和奥本海默共事。就我看来，在他公开受辱之后，他比之前更是一个好的院长。他更少待在华盛顿而更多留在研究院里。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公众人物，在科学兄弟会和国际知识分子圈，他还是一个英雄，但是他变得更放松了，对我们的日常问题也更敏感了。他可以回去做他最喜欢的事情了——阅读、思考和谈论物理。
对物理学，奥本海默有一种天赋和持续一生的热情。他总是想要为理解自然的基本奥秘而持续奋斗。我让他失望了，因为我没有成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当他推动给我一个研究院长期成员资格的时候，他本来希望，他是在保护一个年轻的玻尔或者年轻的爱因斯坦。如果他那时候问我的建议，我会说，迪克·费曼才是你要找的人，而我不是。我过去是，而且一直都是一个问题解决者，而不是一个思想的创造者。我不能像玻尔和费曼那样，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连续几年心无旁骛地坐在那里。我对太多彼此不同的事物感兴趣。当我向奥本海默寻求指导的时候，他说：“追随你自己的命运。”我照做了，但是结果总的来说并不让他满意。我追随了自己的命运，我扎到纯数学里，扎到核工程里，扎到空间技术和天文学里，我去解决那些他有充分理由认为远离了物理学主流的问题。在我们对研究院物理学院的行政工作的讨论中，同样的差异也出现了。他喜欢更多地任命基本粒子物理学方向的职位，而我喜欢邀请来自大量不同专业领域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会意见相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彼此就更为尊重和理解。我们在实质性的东西上是观点一致的。当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还很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同意给他们研究院教授的席位。当我们看着他们越过我们的头顶成为伟大的科学领导者的时候，我们都感到欢欣鼓舞。
奥本海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在长年的日常接触中，我经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夸大其词的新闻报道和电视节目，都会不时地将他呈现为一个悲剧英雄。他把所有这些都斥为全然的垃圾，但是它们包含某种真理的成分。起初我以为他会像艾略特剧中的大主教那样为人处世的时候，我并不全然就是错的。他有一种自我戏剧化的天分，一种将自己以高于生活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能力，他驾驭世界宛如世界就是一个舞台。也许我的错误只在于选错了他在其中担当主演的戏剧。
对于全球的作家而言，1935年都是一段令人绝望的时间。艾略特不是唯一一个转向诗剧并以此作为合适媒介去表达那时候的悲剧气氛的人。在《大教堂凶杀案》出现在英国的同一年，麦克斯维尔·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的《冬季套装》（Winterset ）出现在了美国。一年之后，奥登（Auden）和伊舍伍德（Isherwood）写了《攀登F6峰》。《攀登F6峰》于1937年在伦敦上演，由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配乐，该剧令人惊奇地捕捉到了行将到来的事件的暗影。《攀登F6峰》之于《大教堂凶杀案》，正如《哈姆雷特》之于《李尔王》。艾略特的大主教是一个有权势又骄傲的人，正如李尔王一样，在临死前他也向命运平静地低下了头颅。《攀登F6峰》里的主人公是一个更久经世故更现代的人物。他是一个登山者——朋友们称他为M．F．，一个混合了傲慢、暧昧和人性的温柔的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在那些年头里，当我对奥本海默了解得更多些了，我发现他个性的很多方面都已经被M．F．的个性所预示。我最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攀登F6峰》才是他的生活的真正寓言。
《攀登F6峰》的剧情很简单。M．F．是个博学之士，专长欧洲文学和东方哲学。报纸是这么解说他年轻时的伟业的：
受过一个匈牙利家庭教师的私人教导。
还是十几岁的时候就攀上了杜拉多悬崖 的西壁……
刷新了横贯大乔拉斯峰（Grandes Jorasses）的纪录……
在维也纳在尼德迈尔（Niedermayer）的指导下学过生理学……
某个暑假翻译了孔夫子的著作。
未婚。讨厌狗。擅长古大提琴。
据说是戈雅 （Goya）研究方面的权威——
这些经历和奥本海默早熟而过分讲究的青年时期惊人地相似。M．F．前往F6峰寻找精神慰藉，而奥本海默走向了物理学。F6峰是一座还没有被人攀上过的高峰，有着极致的美景：
自从孩提时代，在睡梦之中，我就见过F6峰宏伟的北面。当长夜之中辗转不能成眠时，我就研究那些沿东部山脊蜿蜒而行的峡谷，我盘算着每一次移动，预想着每一次抓握。
对于大英帝国的安全，登上F6峰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奖赏。F6峰耸立在帝国的国界线上，它连接着帝国和另一个心怀敌意的国家。当地人相信，无论是谁，只要第一个爬上了F6峰，就该统治整个地区。代表了政府体制的斯塔格曼陀公爵（Lord Stagmantle），为一个由M．F．带领去攀登这座山峰的探险队提供了必要的财政支持，正如格罗夫斯（Groves）将军把美国军方的资源提供给在洛斯阿拉莫斯由奥本海默领导的工程。M．F．起初拒绝成为政治游戏的一部分，但是后来他接受了。正如奥本海默在法庭上说的：“当你看到某种在技术上是甜蜜（sweet）的东西的时候，你赶上前去做这件事情，只有到你取得了技术上的成功的时候，你才会去争论该拿它怎么办。对于原子弹，事情就是这样的。”F6峰在技术上也是甜蜜的。
戏剧《攀登F6峰》阐明了奥本海默本性之中的很多方面：哲学上的超然和磅礴野心的混合，对纯粹科学的献身精神和在政治世界中的技巧及自信，对玄学派诗歌的钟爱，引用意义含糊的诗歌意象的癖好，洛斯托夫特的港务监督长，对身边人的感觉在热情与冷漠之间快速切换。有一次我问他，对他的孩子们来说，有这样一个成问题的父亲形象不会很麻烦吗？他回答：“哦，对他们来说完全没问题。他们没有想象力。”这提醒我记起，当M．F．起初拒绝领导前往F6峰的探险的时候，一位小姐指责他畏惧，他回答道：
我畏惧很多东西，伊萨贝尔小姐，但哪怕是你最糟糕的噩梦里才能想到的东西都不会让我感到畏惧，而且我最不畏惧的就是畏惧这个词。
在山脚下矗立着一座修道院，在出发攀爬之前，探险队在那里稍事休息。修道院里的修士们的活动，就围绕着如何安抚住在山顶上的恶魔（Demon）展开。修道院院长有一个水晶球，访客们可以轮流通过它看到在他们各自的视野中恶魔是何形象。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的梦想和渴望。当M．F．向水晶球里看去的时候，从黑暗的后台传来声音：
给我面包
还我死亡
给我汽车
使我闪光
使我强壮
教我何往
使人羡我
为人所望
使我们和善
使我们齐一思想
使我们勇敢
得救。
其他人问他看到了什么。他说他什么也没看见。后来，和修道院院长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披露了他所看到的：
把水晶球再拿过来。让我再看一遍，我要证明我刚刚见到的是一种可怜的假象……我想我看到的是，因为我的靠近，世界衰弱病态的面颊变得神采焕发，就好像我是归来的独子。
修道院院长，在故事中的角色有点像洛斯阿拉莫斯时期的尼尔斯·玻尔，他解释了M．F．所看到的景象：
恶魔是真实的。只是对每一种本性来说，它的手段和造访的方式都是独特的。对像你这样复杂而敏锐的人来说，它的伪装就更加巧妙……我想我理解诱惑着你的东西。你希望控制恶魔拯救人类。
攀登计划是在仓促之间进行的，因为据报道，敌国的一支探险队已经在山的另一面开始他们的征程了。M．F．的队伍里一个年轻的攀登者被杀死了。M．F．评论道：
他是我的自负的第一个牺牲品……修道院院长是完全正确的。我在历史中的微末位置是在恺撒大帝那个离经叛道的行列里的：他们都是愚蠢的谋杀者，他们将温良之人从爱的床榻上拉起，在锣鼓喧哗之中把他们送往没顶的沟渠、死亡的荒漠。
事情就这样继续着，直到M．F．躺倒在了山顶上。他死了，修士们俯身围绕着他的遗体，最后的合唱声响起：
现在免于愤怒，
不再沮丧，
他孤身卧于死亡之中；
现在，以一种隐秘的恐怖
和每一个细微的错误，
他也使人类的弱点得以昭彰。
被历史遗弃者，
在一阵抽搐的阵痛中，
他们耗尽了他们的强力；
一股下沉的涡流，
一吸之下他即毁灭。
但是他们复归于尘土。
1937年我去看这场戏的时候，“被历史遗弃者”指的是大英帝国政治领导地位的破产，它将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滔天洪水冲刷得无影无踪。在1954年，这同一个句子指的是路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还有作为他的工具的安全官员和告密者、他在媒体界的盟友、政府，以及帮着把奥本海默拖入耻辱中的整个军事体制。
奥登和伊舍伍德非常惹人注意地描绘或预言了我在1948年到1965年间所认识的奥本海默的极具个人特质的肖像。但是不论在我认识的还是戏剧肖像中的奥本海默身上，一个本质性的特征都没有出现过。这个缺失的因素是一种精神的伟大——那些在洛斯阿拉莫斯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几乎都见证过。一次又一次，在洛斯阿拉莫斯老兵的回忆里，我们读到奥本海默是如何将一种个人的风格传递给了实验室，这种风格使得整个事业就像一个伟大的指挥掌控下的乐队一样和谐运转。这类回忆中的某些内容可能夸大其词并且敷上了一层浓浓的怀旧情绪。但是肯定毫无疑问，奥本海默的领导才能给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们一种难以磨灭的关于伟大的印象。在1948年到1965年期间，我常常问自己：这种伟大之处是什么？为什么在我认识的奥本海默身上看不到它了呢？最后在1966年，我亲眼目睹了它。1966年2月，他了解到自己将死于喉癌。在留给他的12个月里，他身体的力量在衰退的时候，他的精神却越发强大。M．F．式的矫揉造作被抛弃了。他变得简单、直接和不屈不挠。那时，我就看到了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们所看到的，那是一个人，他承担着要压垮他的重担，但是他仍然以那样的风格和良好的心情在从事他的工作。他的榜样作用使我们这些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大受鼓舞。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967年2月，在研究院物理学院的教职员会议上。我们碰头决定下一年将受邀来访的人选。我们每个人在会议之前都做了充分多的功课，通读了满满一个大棕色盒子的申请书，然后判断其相对优劣。奥本海默像往常一样来参加会议，尽管他清楚地知道当新成员到来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不在了。他要克服极大的困难才能说出话来，但他做了功课，而且精确地知道许多候选人的优劣。我听到他最后说出的话是：“我们得对爱因斯坦（Einstein）说可以。他是好的。”完成了这种意志的最大努力，罗伯特·奥本海默回家躺到了床上，他沉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三天之后，他离开了人世。
他的妻子基蒂打电话和我讨论纪念典礼的安排事宜。除掉音乐以及罗伯特的朋友们描述他的生活和工作的讲话，她也在想是不是有谁能读一首诗，因为诗歌一直是罗伯特生活里的一个重要部分。她知道他想让人读的是哪首诗——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的《衣领》（The Collar ）。这是罗伯特最喜欢的一首诗，她发现也特别适合用来描述罗伯特是怎么看自己的。但是后来她改变了主意。“不，”她说，“对于那样一个公开场合，那首诗显得太个人了。”她有很好的理由害怕让罗伯特的灵魂裸露在公开场合。她已经可以想象罗伯特的真实感受会如何糟糕地受到扭曲——报章上会出现这样的大标题：“著名科学家、原子弹之父在最后的病痛中皈依宗教。”最后在纪念仪式上并没有诵读任何诗歌。
现在基蒂也死了，而罗伯特也不必再被新闻报道进一步扭曲了。我想，在这里完整引用赫伯特的诗来纪念他们，是不会有什么伤害的。也许它给了我们一种关于罗伯特的内在本性的线索，它告诉我们，在他的灵魂深处，终究是李尔王要多过哈姆雷特。
我敲击船舷，呼喊：“够了；
我将远航。”
什么，我会否叹息和憔悴？
我的航线和生命本皆自由，如大道通畅，
如轻风不羁，如仓廪敞豁。
我要否恳求？
我没有庄稼可供收割，只有荆棘遍布，
使我流血，却又无以恢复
随真诚之果一起遗失的，究竟为何？
确然曾有美酒
在我的叹息风干它之前；也曾有谷物
在我的泪水淹没它之先；
岁月于我仅是逝去？
我无月桂可冠，
也无鲜花与欢乐的花环？都已枯索，
都已荒废？
绝非如此，我的心；然则必有鲜果，
你也还有双手。
收复你被叹息吹走的年华
在双倍的欢愉之上；
搁置你适与不适的争议；丢弃你的牢笼，
你狭隘的思想造就的沙质绳索；
重造好索，施力和牵扯，
使之成为你的律条，
而你却可目光闪烁，视若无睹。
去了！留心了；
我将远航。
在那里召唤你的枯骨，绑缚了你的恐惧；
能承受
适应和服务于自己的需要者，
方配享有重责。
但当我的言辞
愈益猛烈和狂野之时，
我想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呼喊：“孩子。”
我回应道：“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