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轰炸机司令部期间，伦敦某剧院上演了约翰·准柯沃特（John Drinkwater）的戏剧《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准柯沃特创作该剧的1918年，英国正身受另一场战争剧痛的煎熬。这是一个有思想深度的剧本，它以林肯一角来阐明在1918年折磨着伦敦人的一些问题。在1944年，这些问题又重现了：到底有没有所谓正义的战争呢？任何理由，不管如何正义，都足以为战争带来的悲剧和野蛮辩护吗？在那个暗淡的年代，伦敦人迫切想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这个戏的票房成绩很好。剧中主角是一个美国人可能对此有所帮助。我们都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任何一个政客当成英雄。林肯和甘地相似，离得够远，故而可信。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接触太多美国史，所以对那些让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打哈欠的戏剧片段，我们给予了天真热烈的反应。戏剧高潮出现在倒数第二幕，在阿托克马斯法院，穿戴整齐的李（Lee）走进来向衣冠不整的格兰特（Grant）投降 。李离开后，格兰特和米德（Meade）放松下来，他们讨论最终赢得这场战争的原因。“我们有勇气和决心，”格兰特说，“我们也有才智来战胜一个伟大的士兵。跟谁我都会这么说。不过，米德，是亚伯拉罕·林肯，一直给了我们一个为之战斗的伟大理由。知道把胜利托付给这样一个人来掌控，让人感到踏实。来一杯吗，米德？”（倒威士忌）我无从得知在真实生活中格兰特是否真对米德说了这些话。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1865年，在那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结束的时候，有人可能真诚地说过这些话。一个正大光明的为之战斗的伟大理由。林肯明白，重要的不仅是赢得战争，还要尽可能使用正当的手段去赢。在1944年，我们的领袖们却没有这种觉悟。1944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赢得战争——这场我们在1939年以正当理由开始的战争。但是我们也准备好了走向德累斯顿，走向广岛，走向全世界如今正生活其中的核恐怖的道路。我们已经玷污了一个正当的理由，污垢黏住了我们。一如伊迪丝·内斯比特写下的魔幻城堡的规则，我们期盼战略轰炸机的力量帮我们打仗，而我们也因此受到诅咒，我们的余生都要和战略轰炸机的力量过活下去。
对德累斯顿的破坏之后几天，我们的日报——《新闻纪事报》，报道了弗兰克·汤姆森（Frank Thompson）的死。这不是一种寻常意义上的死亡。不过为了解释这种死亡的意义，我必须回溯到1936年，那时我12岁，而弗兰克15岁。
我和弗兰克在温彻斯特寄宿的学校的优点之一是，所有年龄的男孩都被扔到一个大房间里，一个房间10～20人。任何人都没有什么隐私。那些建筑有550年的历史，我们欢快喧闹地住在里面，正如我们14世纪的祖先一样。那时我12岁，小个子，高嗓门，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角落里，好奇地看着、听着。我的主要顾虑，是要避开屋子里到处都有的不知何时会出现的言语或肢体冲突。这情形就像马克·顿斯阔依（Mark Donskoy）在1938年导演的非凡的俄国电影《高尔基的童年》（The Childhood of Maxim Gorky ）里的。阿·里雅尔斯基（Alyosha Lyarsky）扮演的童年高尔基，想尽力在一个挤满了爱吵架的俄国农民的小屋子里生存下来。每次有机会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和弗兰克早年在温彻斯特的日子。我们房间的男孩中，弗兰克身形最大，嗓门最高，最无拘无束，也最聪明。所以最后我对弗兰克非常了解，我向他学的东西，比向学校里其他任何人学得都多，尽管他可能几乎都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我最生动的记忆之一是，弗兰克从牛津过完周末回来，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扯开嗓门唱：“她拥有……所必需的。”在我们这个与世隔绝的男性群体里，这就让他脱颖而出了。
15岁的时候，弗兰克已经赢得了“学院诗人”的美誉。他是个拉丁和希腊文化的行家，可以成小时地谈论贺拉斯（Horace）或品达（Pindar）的颂诗的细微之处 。和我们中间其他的传统学者不同，他也阅读中世纪的拉丁文和现代希腊文的作品。对他来说，这些并没有消亡，而是活生生的语言。他比我们其他人更深地忧虑着外面的战争：西班牙内战激战正酣，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从他那里，对于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道德问题，我第一次获得了模糊的认识，这些问题自那以后将主宰我们一生。听他讲话，我认识到，要得以正确理解这些重要的问题，除了通过诗歌，别无他法。对他来说，诗歌并不纯粹是精神娱乐。自古而今，诗歌是人类提炼自己灵魂深处难以言传的智慧的最好尝试。弗兰克没有诗歌不能活，如同我没有数学不能活一样。
弗兰克生前写得很少，发表得就更少了。此处我只引用他的一首诗歌，它直接处理战争主题。该诗写于1940年，即英军被赶出法国后不久。弗兰克通过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阿伽门农》（Agamemnon ）一剧中的唱诗班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事件。在特洛伊（Troy）陷落后，阿尔戈斯（Argos）的市民唱诗班一边等待着阿伽门农凯旋，一边回顾着十年战争。对弗兰克来说，很明显也很自然地，这些3000年前的希腊人的悲痛和仇恨——由600年后的伟大诗人写成不朽的诗篇——应该可以映照和阐明我们自己的极度痛苦。战争、激情以及悲剧的本质是一样的，无论是在特洛伊战争中抑或在敦刻尔克（Dunkirk）战争 中。所以在诗的末尾，借用埃斯库罗斯的唱诗班的诗行，弗兰克在他的诗作中将这两场战争编织在了一起。这首诗叫作“为了另一个人的妻子，阿伽门农437-451”。
在圆靶和空荡荡的壁炉之间，
他们谈论着村子里死去的青年；
汤姆，我们上个赛季最好的投手，
在他的飞机旋转的时候死得干净利落；
比尔，性喜饮酒欢笑，现在也安息在
敦刻尔克之后——为了帮助别人逃走；
而戴夫在航空母舰上倒下，
戴夫，没人记得，
但我记得，他长笛吹得极好。
“这些男孩英勇牺牲了。我们会永远为他们骄傲，
他们留给老阿道夫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使他陷入思考。”
那是最强之音和观点的洪涛。
但是在角落里，有旋涡在歌唱——
“为了另一个男人的妻子。”
他们死于别人制造的战祸。
“仙子海伦跨海而来
与之一起的，是你的朋友帕里斯，你的同道，
我们从未信他，但是却得你款待。
多少年来你奉承谄媚，却任自己的土地被遗忘。
我们警告你。你本可阻止……
但是现在我们从玉米地派出了我们的儿子。
战争，像一个杂货商，称量完之后送回
男人的骨灰，我们的光阴一片黯然。”
“是的。他们死得其所，但不是为了符合你的目的；
不是为了你可以带着两匹马出去打猎，
而他们的儿子只能扶扶帽子，为了小费去开门。
或许我们也该加入，写下自己的结局。”
一声喘息后，谁说出了上面的话。
轻柔，但提坦神 听到了它在觉醒。
弗兰克足够细腻地感受到了温彻斯特的蛊惑，不过他足够强大，可以抵制它。“人们在温彻斯特接受到的文化熏陶，”他后来写道，“太怀旧了。置身在那些古老的建筑中间，坐在那些美丽的柠檬树下，你很容易爱上中世纪，你会相信世界已经失去了男子气概和亚伯拉德 （Abelard）。人们会爱上过去的美丽，却没有辩论家去解释：过去的主要光辉在于它对之前时代的胜利，而亚伯拉德之伟大乃因为他是一个革命家。”弗兰克无论如何都没有满足于学习过去。他说服一个老师定期教他俄语，而他也很快就熟练掌握了俄语，他还发现了现代革命诗人，伽斯耶夫（Gusyev）和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比古典诗人更符合他的口味。我后来也加入了这个班，所以至少能分享弗兰克的这个爱好。但是他对语言的胃口是无法餍足的。在我们房间的男孩中间，他发起了一个“晦涩语言俱乐部”，他们后来就进行比赛，用尽可能多的语言互相冒犯和猥亵。曾经一段时间，有一个用格拉哥里文（Glagolitic Script）写俄语散文的项目，那是一种极端华丽和花哨的字体，主要在欧洲黑暗时代 （Dark Ages）盛行，后来圣西里尔（Saint Cyril）用更实用的西里尔字母取代了它 。“所有的斯拉夫语言都是好的，”弗兰克写道，“不过除了俄语之外，波兰语和捷克语似乎紧张而焦躁，保加利亚语贫瘠又没有教养，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可能是第二最令人满意的，只是有点野蛮——对游击队员和山上喝梅子白兰地的人来说还好，不过不适合我们时代复杂的哲学。但是俄语是一种悲伤有力的语言，像熔化的金子一样从舌尖流淌出来。”后来他改变了对保加利亚语的看法。
1938年弗兰克离开温彻斯特，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去了牛津，加入了共产党，在1939年战争开始后参了军，在中东度过了大部分战争时期。他去过利比亚、埃及、巴勒斯坦和波斯，不时打仗，一直在交新朋友，学习新语言。1944年1月，他被空降到德军占领下的南斯拉夫。他的任务是作为英国联络官员，与在保加利亚的地下抵抗活动联系，组织空投支持，协调与开罗的盟军指挥部的无线电通信。在4月的最后一封家书里，他写道：“关于我自己，实际上真没什么好说的。我一直在努力工作，我怀着一些期望，有勇敢的人相伴，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除了这种同志间的友谊，我最大的乐趣，是在失去了三个春天后，重新发现了像紫罗兰、黄花九轮草和梅花那样的东西。”
在差不多一年之后的《新闻纪事报》上，我们看到了故事的结局。一个保加利亚驻伦敦的世界贸易组织代表是目击者。
弗兰克·汤姆森少校在利塔克沃（Litakovo）的一场模拟审判中被执行死刑。那时他已经被俘十天左右。和他一起牺牲的是其他四个官员——一个美国人、一个塞尔维亚人和两个保加利亚人，还有另外八个囚犯。
一场公开“审判”被匆忙安排在村子的办公大厅里。大厅里挤满了旁观者。目击者看到弗兰克·汤姆森靠柱子坐着，抽着烟管。当他被传唤受审的时候，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不需要翻译就能说正确成文的保加利亚语。“你，一个英国人，有何权利进入我们的国家，进行反对我们的战斗？”他被问道。汤姆森少校回答道：“我到这里来是因为，这场战争是比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抗争深刻得多的事情。现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是反法西斯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抗争。”“你知道我们会枪毙持有你这种看法的人吗？”“我已经做好为自由献身的准备。而且能和保加利亚的爱国者一起赴死，我荣耀无比。”……
然后汤姆森少校“接管”了那些被判有罪的人，带领他们走向城堡。当他们在聚集着的人群面前行进的时候，他握紧拳头敬了一个祖国阵线党（Fatherland Front）——盟军正在援助的一方——的礼。一个宪兵把他的手打落下来。但是汤姆森向人群高喊：“向你们敬自由之礼。”所有人赴死的时候都敬了这个礼。旁观者们在啜泣。许多在场者都说那是保加利亚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一幕之一，而那些人令人吃惊的勇气是那个英国军官激发出来的——他有他自己的精神，也激起了他们的。
这一段里的一切听起来都是对的，除了一个词。我怀疑“反法西斯主义”是保加利亚贸易代表提供的委婉说法。弗兰克一直有一说一。我几乎非常确定他说的是，“现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是共产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抗争”。毕竟，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保加利亚同志也是共产主义者。对于弗兰克来说，共产主义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苏联卡车司机的共产主义。在被卡车护卫通过伊朗的一个山谷时，弗兰克偶然和后者碰到过一次。以下是弗兰克对他们那次碰面的描述。
“你好吗？”我用俄语对他喊道。听到是自己的母语，他咧嘴笑了。他慢慢走向我们：“我好不好？好。很好。”他过来倚在我的卡车门上，会心地咧嘴笑着，一点也没有我们西方人觉得要使聊天继续下去的责任。“高加索（Kavkaz）有大好的消息。”我说道，“我们刚刚听说了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okidze）首个胜利的消息。”他又咧嘴笑了：“你觉得那是好消息？”“是的。非常好。你不觉得吗？”他想了想，咧嘴笑着，直直地看了我差不多半分钟：“是的，很好。”又是半分钟的考虑和咧嘴笑，“是的，就像斯大林同志说的。他说：‘我们的街道上也会有节日的。’所以就会有的！所以就会有的！我们的街道上也会有节日的！”我们都笑了。“是的！”我说道，“所以就会有的！我们的街道上也会有节日的！”交通通畅了，我们继续前行。但是好几个小时后，我心里笑着，嘴里唱着歌，就像几个月没唱过歌似的。
在弗兰克向利塔克沃的人群握紧拳头敬礼的时候，同样的欢笑和歌唱肯定也在他心头萦绕。1944年9月，苏联部队进入保加利亚，祖国阵线党掌控了政府，而弗兰克被宣布为国家英雄。普罗科尼克（Prokopnik）火车站，是游击队员们进行一场最激烈的战役的地方，它被重新命名为汤姆森少校车站。现在，他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安息在利塔克沃村的一个山顶上，在一块石头下面。石头上刻着保加利亚诗人克里斯多·博特夫（Christo Botev）的诗：
我或许英年早逝
但我会知足
若我的人民以后说
“他为正义而死，
为了正义和自由。”
弗兰克的死讯来得太晚，没有给我在轰战机司令部的日常生活带来任何变化。在欧洲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我继续做着身为技术人员可以做的事情，试图将轰炸机从任务中安全带回来。但是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越来越清楚的是，我们对于城市的轰炸是无谓的浪费生命。在攻击德累斯顿后四星期，我们攻击了古主教城市维尔茨堡（Wurzburg），毁坏了主教宫殿中欧洲最好的提埃坡罗（Tiepolo）穹顶画。轰炸机机组人员对于摧毁维尔茨堡特别兴奋，因为他们知道，致命的德国追踪及射击控制雷达被称为“维尔茨堡雷达”。没人告诉这些人，维尔茨堡这个城市和雷达之间，就像我们的主教城市温彻斯特和温彻斯特步枪之间一样，没有任何关联。我开始越来越羡慕对方的技术人员，他们正在帮助德国的夜间战斗机保卫他们的房子和家园。他们的夜间战斗机及其支持团队展示了令人惊讶的表现：他们持续战斗，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失，直至他们最后的阵地被占领，希特勒德国不复存在。他们精神不败地结束了战争。他们拥有知道他们为何而战的优势。在那最后的几周里，他们不是为希特勒而战，而是为保存他们剩下的城市和人民而战。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给了他们在战争开始时所缺少的一样东西，那就是为之战斗的正当理由。
我也羡慕弗兰克。不是因为我信奉他为之献身的理由。1945年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出来，他在保加利亚帮助建立的政府，不太可能满足他怀有的那个愿望。当然毋庸置疑，它在许多方面都比被推翻的那个要好。但是，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正义和自由的政府。1943年弗兰克写道：“有一种精神在欧洲广泛传播，它比那个疲倦的大陆数世纪以来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更美好、更勇敢。那就是在了解了最大的羞辱和苦难，并且胜利挺过来之后，整个人民一劳永逸地创建他们自己生活的自信的意志。”30年后，要在索菲亚 （Sofia）运作这个政府的官僚们身上找到这种精神的证据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无论如何，我从不怀疑，在和弗兰克一起生活和战斗的保加利亚盟友身上，这种精神仍然存在。而他们为这种精神战斗和献身的纯粹事实，赋予了他们所建立的政府一种可以持久存在的历史合法性。不管那个政府作为他们思想的化身有多么不完美，他们仍向后世的人们证明了自己没有庸碌而死，利塔克沃山上的纪念碑仍然是一种挑战。
历史常有这样的讽刺，伟大的预言家常常误判了他们获得最终胜利的地方。释迦牟尼没能掌控印度，却在日本受到尊崇。马克思没能在德国制造革命，却在俄国战胜所有，实现夙愿。类似地，弗兰克的梦，“在了解了最大的羞辱和苦难，并且胜利挺过来之后，整个人民一劳永逸地创建他们自己生活的自信的意志”，没能如他所愿在欧洲开花结果，但是作为政治更迭的驱动力，它在其余地方——中国、非洲、越南和美洲的黑人中间——却都波澜壮阔地成功了。1945年春天，我还没足够聪明到能预见所有这些事情，但是那时我已经知道，弗兰克为之献身的，是一个比保加利亚政治更为宏大的梦想。我知道，如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骸中能出现任何人类得救的希望的话，那个希望只能来自弗兰克为之奋斗的诗人的战争，而不是我所参与的技术人员的战争。在历史的那个时刻，羡慕死去的人是简单的。
从这些经历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恒久的教训呢？对我来说，至少最主要的教训是清楚的。如果我们用滥杀无辜的手段战斗的话，一个好的理由可以变成坏的。如果足够多的人以同志情谊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战斗的话，一个坏的理由也可以变成好的。最终，决定你的理由是好是坏的，是你如何战斗，以及为什么战斗。战争变得越技术化，一个坏的选择越能灾难性地将一个好的理由变成邪恶的。从在轰炸机司令部的那些年中，我学习到了这个教训，也从弗兰克的经历和死亡中学到了。不幸的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一方，我们这代人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学到这个教训。如果他们学到了的话，他们就不会在20年后的越南带领我们重蹈覆辙。当美军轰炸机在越南开始轰炸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理由是无望的，因为我知道弗兰克的精神正在丛林里为胡志明（Ho Chi Minh）而战。
1945年美国人遭受的经历和我的截然相反。我参与了轰炸战役，它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却没有得到任何决定性的结果。在结束的时候我意识到，在总体上，德国的防守打败了我们。美国人开始了他们对日本城市的不加区分的轰炸，正如我们在德国正要结束的轰炸一样。他们的第21号轰炸机司令部驻扎在马里亚纳（Mariana）群岛，由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将军指挥。在我们攻击德累斯顿之后三个星期，他们用燃烧弹进攻了东京，达到了同样引人注目的效果。在这第一次奇袭中，他们在东京点燃了我们在柏林从未点燃的大火。在一晚上他们杀死了13万人，毁掉了半座城市，却只损失了14架飞机。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持续轰炸了三个月。6月15日轰炸暂停了，因为已经没有城市可供焚毁了。日本的防御没有效果，而美军轰炸机的损失从军事上讲则无足轻重。日本的城市经济四分五裂。如果假以时日，日本的工业机器还能否复兴，就像德国工业从重复的轰炸中恢复过来一样，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日本人没有被给予时间。美军的轰炸是成功的，正如我们是失败的一样明显。不幸的是，人们从失败中学到的要比从成功中学到的多。
当对日本的火力轰炸在进行中的时候，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科学家们正在完成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最后细节，而战争部长史汀生（Stimson）正跟他的顾问团队会晤以决定如何使用这些炸弹。那时，我对他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关于此类事情，我所知道的全在一里。那是战前在温彻斯特我所订购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图书目录里的一，书名是“科学新道路”（New Pathways in Science ），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的作品。的一章题目为“亚原子能量”。在这章里，有两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战争的那么多年里，我都把它们记在心上。
我已将亚原子能量的实际应用称为一个虚假的希望，它是不应该被鼓励的；但是在世界的目前状态下，它确实是一种威胁，我们应该把共同批评它当成一个严肃的责任。不可否认，对一个必须通过制造匮乏来使它的成员免受饥馑的社会来说，对那些充裕会招致灾难的人们来说，对那些无限的能源意味着无限地进行战争和破坏的权力的人来说，在远处有一朵不祥的云彩，尽管现在它并不比人的巴掌更大。
亨利·史汀生和他的顾问团队并非对他们所面临的道德问题麻木不仁。商议记录毫无疑问地显示，就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他们的痛苦持续了很长时间，也很剧烈，他们认识到了他们的决定的历史重要性。他们必须权衡，一方面是让战争势不可挡地迅速又决定性地结束的短期价值；另一方面，实际使用原子武器的第一个范例一旦确立，它可能对人类造成长期和不确定的危险。我们仍有可能为他们作了正确的决定而辩护。已经有很多书出版了，它们以后知之明分析他们的决定，它们考虑到那时在日本政府内部存在着彼此斗争的政治力量——但是史汀生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没有人怀疑，做这个决定的人真诚地相信它可以拯救数以万计的生命——无论这些生命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会在战争的延续中丧命。
两个因素导致杜鲁门（Truman）总统听从了史汀生的建议，决定使用原子弹。首先，运送及投放炸弹的整个设施——B-29轰炸机、驻扎在马里亚纳群岛的战略轰炸机、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第21号轰炸机司令部的官僚体制，早就存在了。B-29是专门为了从远处的岛屿基地轰炸日本而设计和建造的。在它已经准备好，时刻等待着“出发”这一声令下时，很难作出不使用所有这些设备的决定，而且更难的是，如果战争继续的话，该如何向美国公众交代？第二个不利于史汀生的决定的因素是如下事实：对于日本城市的不加区别的轰炸早就发生了，而且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史汀生很清楚核弹和常规炸弹在破坏力上的巨大的量的差别，但是对他来说，很难体会到用老式的火焰弹杀死13万人和用核弹在广岛杀死相同数量的人之间在邪恶程度上有什么质的差别。那些反对使用核武器的人，只能讨论长远的后果和危险。除非他们也准备好了叫停对常规炸弹的不加区别的使用，否则他们不能简单地说：“我们不能做这个，因为它是错的。”当3月份火力轰炸开始的时候，或许史汀生原可以找到的道义立足点就已经被放弃了。早在那之前，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在已决定了要发展战略性轰炸力量并使用它对付平民人口的时候，这个道德问题早就已经被很有成效地预判过了。广岛只是水到渠成的后果。
1944年，在弗兰克被空降南斯拉夫之前两星期，他在开罗写信说：“昨天我读了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考虑到撰写它时的背景，我认为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卓越的演讲之一。它让我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想找到神灵涅墨西斯 （pine Nemesis）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有什么会比我们现在对日本的战争更好的呢？我们在远东的所有肮脏的记录，从鸦片战争（Opium Wars）开始，现在都在血流成河中偿还了。”“我们天真地盼望着，我们热忱地祈祷着，”林肯说道，“战争这种巨大的灾难可以很快过去。但是，如果上帝希望它持续下去，直到奴隶们250年无偿劳动所堆积的财富沉没，直到鞭子抽打出的每滴血可以用剑划出的血偿还——就像我们3000年前所说的那样，所以仍然必须说，‘上帝的判决是正确又正当的’。”
1945年8月，我还在轰炸机司令部工作。在欧洲的战争结束后，当局决定，英国的一部分轰炸机应被派往冲绳（Okinawa）基地，这样他们就可以为美国对日本的战略性轰炸添加上他们的象征性贡献。我本应和他们一起飞到冲绳去，但是随后，8月7日，《新闻纪事报》被送到了我在伦敦的早餐桌上，巨大的头版头条写着“新自然力启用”。我喜欢那个。它重大，不带个人色彩。那是孩童时代的终结。或许现在我们都可以像个成年人那样做事了。不论是谁写下了这个标题，他明白，比起在部落的争吵中一方获胜，这是更大的事情。它表明，运气不错，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结束战略性轰炸了。我强烈支持亨利·史汀生。一旦我们加入了轰炸城市的事务，我们也要尽职做好然后完成它。
那天早晨，我比许多年来感觉都好。我不用操心去办公室了。那些制造原子弹的人明显了解他们的东西。他们肯定是一群杰出并可以胜任其工作的家伙。一个想法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或许有一天我会见到他们。我会喜欢那样的。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跟老式炸弹搅在一起了。在8月的那个上午的快乐中，很容易忘记格兰特在阿托克马斯跟米德说的话，忘记《阿伽门农》的唱诗班，忘记保加利亚游击队员，忘记弗兰克紧握拳头的敬礼和在利塔克沃的纪念石，忘记爱丁顿的警告，忘记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忘记广岛仍在缓慢死于烧伤和辐射疾病的人们的极大痛苦。后来，后来很久，我会重新记起这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