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中校麦考高（Mac Gown）是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前导机队的首席医疗官。他现在在兰开斯特（Lancaster）83Q飞机上。在1944年1月这个令人绝望的时刻，他要从怀顿（Wyton）空军基地飞往柏林。怀顿是83中队的家，而83中队是前导机队创建之初即已存在的中队，负责引导对德国城市的夜间空袭。我站在跑道旁，湿冷的风扑面吹打着，83中队的20架兰开斯特飞升消失在夜空里。这些飞机都严重超载，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升空。兰开斯特有着惊人的载弹量，而自1942年投入使用开始，它许可的装载量就一再被刷新。轰炸机起飞后，我便转身进屋去喝一杯茶。
作为战时的军事基地，怀顿的脏和乱名副其实。举目所见，是没完没了的水坑、兵营、装满炸弹的库房，而损坏已不值得一修的设备残骸散布各处，锈迹斑斑。两个月的时间里，无论天气好坏，83中队都一夜接着一夜地飞出去轰炸柏林。平均起来，他们每出去一次就会损失一架飞机，而每架兰开斯特上载有机组人员七人。
那个冬天，轰炸机司令部竭尽所能反复轰炸柏林，因为在西方军队开进欧洲之前，这是能对德国战时经济进行决定性打击的最后时机。驾驶飞机的年轻人被告知，柏林之战是整个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之一，而他们正在取得胜利。我不知道他们当中多少人相信这种说法。我只知道此话绝非事实。到1944年1月的时候，这仗其实是打败了。我见过他们是怎么轰炸的——炸弹被四处投掷在一片广大的区域。轰炸机损失急剧攀升。以这种方式连续进攻柏林，是不可能对战争进程有任何决定性影响的。柏林确实有许多重要的战时工业和行政中心，但是轰炸机司令部并没有尝试找到这些目标并进行单个打击。他们只是以尽可能密集的方式把燃烧弹撒在了城市的上空，并用很小比例的高爆炸弹吓唬地面救火人员。对于这种攻击，选择性地防守就足以应对。重要的工厂被消防小组保护起来，只要燃烧弹一掉到要害地区他们就可以迅速处理。所以常常发生的事情是，轰炸机司令部“摧毁”了一座城市，而几周后的航空侦察却发现，在民居的残垣断壁间，工厂居然在照常生产。
战争中，只有两次，轰炸机司令部的燃烧弹袭击异常成功。第一次是1943年7月发生在汉堡。在一片建筑物高度密集的地区，我们集中了如此多的火力，一场火力风暴被点了起来，熊熊的烈焰烧死了四万人。火势所到之处，一切灰飞烟灭。我们其他的攻击，哪一次也没有达到这次火力风暴的摧毁性效果的十分之一。在柏林，要获得军事上有意义的胜利，唯一的办法就是点燃一场火力风暴。可以想见，一场席卷柏林的火力风暴会实现那些当初创建轰炸机司令部的人们的梦想——“空中制胜”曾经是他们的口号。但是在1944年1月，我知道这是不会发生的。火力风暴要有可能，投弹必须异常准确，而且不能受到地面防守的严重干扰。在我们的连续打击下，柏林的防守愈益增强，轰炸分散得也就越发严重了。只是在我到访怀顿一年之后，又一次，德国被攻入了，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惨遭蹂躏——我们又成功地点起一场火力风暴。那是1945年2月，地点：德累斯顿（Dresden）。
我是个在轰炸机司令部总部工作的平民科学家。从天真的宇宙统一体开始，我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我属于一个叫运筹部门的分支机构，其职责是向总司令提供科学建议。我参与了一项统计研究，旨在查明在飞行员的经验和他们被击落的可能性之间是否有任何关联。司令部的信条是，随着经验的增长，一个飞行员在一项任务中生还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机组人员在接受训练的时候被灌输的就是这样的信念，“宣传机器”也是这样对公众说的。机组人员被告知的说法是，当你挨过了头五次或十次任务，你就懂行了，你就会学会如何快速地确定德国夜间战斗机的位置，你也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活着回来了。相信这些，无疑对于保证机组人员的士气是好的。中队的官员都是许多次任务的生还者，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能活着回来，要归因于他们个人的技术水平和个人的意志，而不是纯粹的侥幸。他们也许是对的。在战争的头几年，事情确实如此，有经验的机组人员能更好地活下来。在我来到轰炸机司令部之前，运筹部门已经作过一项研究，印证了官方所谓“经验能助人生还”的说法。那项研究的结果当然受到所有人的热诚欢迎。
不幸的是，当我用更好的统计方法和更新的数据重复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事情变了。我的研究基于完整的记录，还小心地排除了任何诸如没有经验的飞行员会被安排相对容易的任务等所带来的虚假的关联性。我的结论是毫不含糊的：在1942年存在的那种损失率随经验降低的结论，到1944年已不复存在了。仍然有很多看似例外的个案——有经验的机组人员通过英雄主义的努力把严重损毁的飞机开了回来，而如果是新手的话几乎肯定会丢掉性命。但是这些个案并不改变如下事实：有经验的机组人员的技术和献身精神的总体效果，在统计上是不可察觉的。无论是有经验还是没经验的机组人员，都被无区别地击落了下来，就跟1916年在索姆河（Somme）战役 中走向德军机枪的那些年轻人一样。
经验和损失率之间关联性的消失，应该被我们的总司令视为一种警告的信号，它告诉他，他在面对某些新问题。在运筹部门里，我们有一个理论去解释为什么经验不再能救得了轰炸机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理论是对的。这理论叫作“倾斜式机炮”（Upward-Firing Guns） 。在每一架轰炸机上，有四名成员负责在天空里持续搜索战斗机的身影：在前排是驾驶员和投弹手，在尾部和中上部枪座位置是两个枪手。机身垂直正下方是轰炸机的盲区，不过传统上武装战斗机要从正下方接近轰炸机而不被察觉是不可能的。但是越来越多的德军战斗机配备的不再是传统装备了。他们有可以垂直向正上方瞄准的加农炮，它配备有一个简单的潜望镜式的瞄准器。这种配置可以让飞行员在轰炸机下悄悄飞行的时候仔细瞄准目标。飞行员的主要问题，是避免被轰炸机解体时飞出的大块碎片撞击到。
83中队，是一个老牌先导中队，有经验的机组人员数目要超出平均水平。在一个正常的中队，一个飞行员通常要出勤执行任务30次。战争中期几年的轰炸机损失率平均是4％。这意味着一个飞行员完成十次正常飞行就会遇到三次。前导机队成员签了约需要完成60次任务的往返飞行。在1943年到1944年冬，随着一次次攻击柏林，飞机损失率高出了平均水平，生还的机会也随之更小了。
我从司令部总部来到怀顿，为的是看看那许多针对战斗机的雷达反制措施运转如何。雷达运转良好，但是它们没什么用，因为它们区分不出轰炸机和战斗机。在怀顿，我还希望能够搜集到一些信息，希望它们对我研究经验对损失率的影响有用。我原以为我能够和一些有经验的机组人员交谈，获得第一手的印象，那样我也可以对在柏林上空的夜战中真正发生了些什么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但是我很快就清楚了，在机组人员和一个平民旁观者之间，严肃谈话是不可能的。首先，损失率的话题是一种禁忌。空军的传统和权威都不鼓励单个的机组成员去计算这种几率。对这种几率思虑过多的飞行员可能会崩溃。一个和同伴谈论这种话题的飞行员有触犯中队纪律的危险。司令部总部已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总部任何讨论生还率的文件都不会让中队接触到。中队里有效的仍然是老规矩——“勿问原因何在，唯有报国牺牲”。
机组人员并没有被禁止和我说话，他们想和我说多少都可以。但是隔着一道鸿沟，他们对我，抑或我对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他们大多是些20岁的年轻人，和我年纪相当。他们已经直面烈火中的死亡30次了，如果走运，还有另外30次等着他们。我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遭遇。他们知道——我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不过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毛孩子中的一员，在战争中找了份容易的民事工作，可以生活得安然无恙。两个20岁的年轻人，要是中间隔着这样一道障碍，他们互相之间还能谈些什么重要的事情？
在怀顿，我可以自由与之交谈的人是空军中校麦考高。他负责八个先导机队的成员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高高的个子，银色的头发，他看上去已经很老，虽然他实际年龄不会超过40岁太多。对于年轻人里谁什么时候出现了精神崩溃的征兆，以及他是否可以继续服役或者应该从中队里转出去，他拥有最终的权威。对于崩溃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司令部设计的规则，使得机组人员必须要考虑转向一种比死亡还糟糕的命运。当一个年轻人因为精神原因而被调离时，调职原因的官方记录会是诸如“品格上有欠缺”之类的话。其结果是，他们被官方宣称为懦夫，此后只能被分配一些卑微丢脸的工作。尽管有公众面前的耻辱和不光彩需要忍受，精神崩溃者的数量可不在少数。在司令部总部，我们知道，在服役期完成前就调职的人员数目，和能够完成全部飞行任务的人员数目差不多是相当的。我们被禁止知道那些调动中究竟有多少是因为精神问题，但是麦考高中校知道。
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晚他要飞往柏林，我大感震惊。他说机组人员喜欢他和他们一道。中队里众所周知的是，有医生在的飞机常能安全返回。在前面的两个月里，他已经往返柏林六次了。起初我以为他一定是疯了。为什么一个年长的全职医生要一再不顾性命去参与那些极端危险的任务呢？后来我明白了。对于他这个对这些年轻人的身体和灵魂负有职责的人来说，这是表示他在乎他们的唯一办法。要不失自尊地面对那些崩溃的年轻人并且说他们“品格上有欠缺”，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当麦考高和140名（20×7）机组人员飞往柏林的时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需要参加这次飞行任务的少数机组成员会参加一个啤酒酒会。年轻人们一边灌进去很多啤酒，一边还高唱他们中队的歌：
我们带炸弹去柏林，
我们不把它们带回来……
他们唱着，在每首颂歌的结尾，人们附和着：
83中队——
83个男子汉。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为悲伤的啤酒会。清晨，我听到兰开斯特返回的声音——只损失了一架，不是麦考高乘坐的那一架。
去过怀顿之后，我认为唯一还有尊严的事情，就是放弃我在司令部总部的工作投身军旅。鉴于我在数学上的训练，我认为他们会接受我做一个领航员。但是在做这种激烈的事情之前，我和母亲讨论了整个情况。她立即就知道我处于何种利害攸关的当口。她知道直接诉诸我的怯弱是不会奏效的，她转而说我不能胜任。“成为一个领航员，你是绝对没有任何希望的，”她说，“你每一次都会把自己弄丢。当然，如果你认为跑过去把自己杀掉是正确的事情，我也就不争辩什么了。但如果这样，损失一架飞机可就太可惜了。”她的话收到了预期效果，我放弃了英雄式的自我牺牲的念头，不声不响地回到轰炸机司令部的工作中去了。
那个冬天，在我们攻击柏林的时候，德国人也会不时地往伦敦上空丢几颗炸弹。但是与我们的攻击相比较，他们在规模上就逊色很多了，而且除掉鼓舞柏林人的士气，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目的了。1940年伦敦遭受严重空袭的时候，我们对柏林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所以当1944年2月德军飞机在城市上空轰鸣的时候，我并不担心，也没有从床上下来跑到地下室去。我想到了飞机上的那些德国年轻人，他们以身犯险，为的只是给宣传机构的写手们提供早晨的宣传材料。我正沉思着这种以牙还牙的轰炸游戏和我们在忙活的严酷战争之间的过于沉重的不相关性，就在那时，传来一阵惊人的爆炸声，我卧室窗户的玻璃应声震碎掉到了地板上。离我两座房子的距离，就在女王之门（Queen’s Gate）和孔索尔特王子路（Prince Consort Road ）的拐角处，法兰西研究所（Institut Francais）遭到了直接攻击。
在战前，研究所是伦敦的法裔社区文化中心。据说1940年戴高乐（de Gaulle）从法国过来并且未经任何合法授权就宣称自己是自由法国的领导人的时候，在英法侨极为不快。在整个战争期间，研究所的法国人和戴高乐之间一直都存在着零星的争议。我和母亲跑到街上去看燃烧中的研究所，在冬夜里，那里火焰冲天。也许，那些在天空盘旋的不是德国人，而是戴高乐派来报复他的宿敌的。但是无论你怎么看，这种轰炸都毫无意义。
在运筹部门里，我们这些研究轰炸机损失原因的人认为我们有一个想法很有希望，它可以降低损失率。我们想把两个枪座和与之关联的机械设备及弹药都从轰炸机里拆卸掉，并且把机组人员从七人减为五人。经验并不减少损失率的证据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念——在夜间，枪手对于保护轰炸机基本无用。轰炸机的基本问题，是它太慢和装了太重的东西。枪座太重了，在空气动力学上是一种糟糕的设计。我们估计，拆掉枪座，再用平滑的整流罩堵上洞口，轰炸机的时速可增快50英里，操作上也会变得容易得多。轰炸机损失率逐夜有显著的变化。我们知道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德国战斗机操控者能否在轰炸机群进入目标区域之前成功锁定它们。额外的50英里的时速可能会使结果大为不同。我们催促司令部，最起码可以做个实验，把少数几架兰开斯特上的枪座拆掉——很快就可以发现，没有枪的兰开斯特是否比其他的更容易被击落。私下里，我想要拆掉枪座还有一个原因：哪怕这种改变并不能挽救一架飞机，它至少不会让枪手白白丢掉性命。
我们给总司令提供的所有建议，都是经由我们部门的主管传达上去的，后者是一个职业的文职人员。他的指导原则是，他只会告诉总司令愿意听到的东西。对这一原则的恪守，在战争末期给他赢得了他所期望的提升，后来还让他获得了骑士身份。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主管如何行事的时候我如何深受冲击。当一个空军妇女辅助队（WAAF）的中士拿着最近一次对法兰克福的攻击的轰炸区域图来找他的时候，我刚好在他的办公室里。像往常一样，从闪光照片上拍下来的命中点被画在了地图上，围绕瞄准点还画了一个半径三英里的圈。原指望这张图和我们对雷达的分析会一起被提交给总司令。但我们的主管闷闷不乐地看了图纸几秒钟，然后把它还给了中士。“真糟糕，掉在圈内的炸弹真少，”他说，“交上去之前，你最好把圈改成五英里的。”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当了解到我们的主管对我们关于没有枪座的轰炸机可能更容易生还的建议持暧昧态度，我就丝毫也不觉得奇怪了。这就不是总司令乐意听到的那类建议，所以我们的主管也不乐意听到。要反对英勇的枪手可以保卫机组成员的神话并推进拆掉枪座的想法，甚至于去反对司令部里那种大规模的官僚主义积习，也许都会让我们的主管卷入一场严重的政治争斗。这或许不是他指望能够赢得的战斗。无论如何，一个文职人员的直觉告诉他该避免这种争斗。枪座继续留在了轰炸机里，而枪手继续毫无价值地死去——直到战争结束。
在司令部总部，我和一个半爱尔兰血统的年轻人共用一个办公室，他与我年纪相仿，名叫麦克·奥洛林。他曾在军队当过兵，因为癫痫病退了役。对数学，他知道的没我多，但对真实世界，他知道的比我多。当环顾司令部里的残忍和愚蠢的时候，我内心沮丧，而麦克则出离愤怒。愤怒是创造性的，而沮丧则一无所用。
让麦克愤慨的事情之一是逃生舱口。每架轰炸机的地板上都有一道活门。按照设想，当机长下达跳伞命令的时候，机组成员就可以从这道门逃出去。官方的宣传给机组成员的印象是，如果他们的飞机不幸被击落了，他们会有绝好的机会跳伞逃生。一般而言，相比于困在燃烧的飞机里，他们更担心的是被愤怒的德国人抓住并被处以私刑。事实上，被德国人处以私刑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也只有极少数被俘的飞行员被盖世太保枪毙。在黑暗和慌乱中，在迅速失控的飞机里，由于笨重的飞行服和降落伞伞带的拖累，数目极多的人因为不能准备充分地从那个小洞挤出去而命丧黄泉。跳伞技术是另一个禁忌的话题，一个思想正确的飞行员是不被鼓励去讨论它的。对于中队而言，被击落飞机上的机组人员的真实幸存比例，其保密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完成一次作战航程的几率。如果年轻人们查出了飞机被击中后跳伞生还的比例是何等之小，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倾向于过快跳伞逃生。
麦克可不是个对官方禁忌感冒的人。他搜集到了相当完备的信息，获得了不同机型的失事飞机机组人员逃生后成为敌方战犯的人员数字。他得到的结果令人吃惊。美军轰炸机白天被击落时生还率是50％，老式英国夜间轰炸机哈利法克斯（Halifax）和斯特林（Stirling）的数据是25％，而兰开斯特的相应数据则是15％。兰开斯特是我们最新的轰炸机，除了这个方面，它比哈利法克斯和斯特林都要优越。于是老的轰炸机被淘汰掉了，而兰开斯特很快就被补充进中队。在整个司令部里，麦克是唯一担心这种替换会对被击落的年轻人产生什么后果的人。
你很容易争辩说，美军轰炸机和哈利法克斯及斯特林在逃生比例上的差异，要归因于白天和夜晚轰炸时的环境差别。美国人在被击落逃生之前或许得到了更多预警，他们也有更多时间去安排怎么做，而且显而易见，在白天逃生要比夜里更容易。但是类似借口解释不了哈利法克斯和兰开斯特之间的差别。麦克很快发现了兰开斯特低逃生率的真实原因。哈利法克斯的逃生舱口有24英寸宽，而兰开斯特逃生舱口的宽度是22英寸。少掉的两英寸可能让数千年轻人丧了命。
麦克两年时间都在孤军奋战，就为了迫使司令部增宽兰开斯特逃生舱口的宽度。最后他胜利了。这是意志力量对官僚主义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胜利，一个患有癫痫病的年轻人战胜了军事部门陈陈相因的惰性。但是麦克的成功慢得让人发狂。麦克搜集到逃生率后，司令部花了许多月的时间才正式承认问题存在。问题得到正式确认后，又要花许多月的时间去说服兰开斯特的制造商就此做点什么。这家公司着手去处理这个问题后，等到新的逃生舱口被设计出来并投入生产，许多月又过去了。只是到了战争临近结束而可能获救的机员大部分都死掉了之后，增大了的逃生舱口才变成标准的。战争末期，轰炸机司令部总的意外死亡数字被累加起来，其结果如下：行动中死亡47130人。跳伞幸存12790人，其中包括作为囚徒死于战时敌方监狱的138人。逃生率21.3％。我常常相信，如果我们的司令官们确实严肃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的逃生率是可以接近美军的数字的。
我们一共炸死了40万德国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在汉堡和德累斯顿的火力风暴中。德累斯顿的火力风暴是最严重的。但是在我们看来，那纯属侥幸。我们以攻击德累斯顿一次的同等火力空袭了柏林16次。每一次我们都希望再点起一场火力风暴。除了一切都按照我们预想的发生了之外，德累斯顿的那一次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有点像高尔夫运动里的一杆进洞。不幸的是，德累斯顿没有什么军事重要性，而且无论如何，杀戮来得太晚，对战争进程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写过一，叫作《五号屠宰场》（Slaughterhouse-Five ）或者《少年十字军》（The Children ’s Crusade ）。有许多年，我都打算写一本关于大轰炸的书。现在我不需要去写了，因为冯内古特比我所能写的写得更好。那时候他就在德累斯顿，目睹了一切如何发生。他的书不仅是很好的文献，它也是真实的。在，我能找到的唯一的不精确之处是，它没有谈及造成那次大屠杀的夜间空袭是英国人做的。美国人只是第二天才过去，像犁地一样把废墟又轰炸了一遍。冯内古特，一个美国人，不打算把整个解说写得像是只有英国人才该受到责备。除此之外，他写的每件事都是对的。他最真实的事情之一就是书的副标题——“少年十字军” 。冯内古特在导言里解释说，他的一个朋友的妻子极感愤慨，建议他用了那个副标题。她是对的。整个血腥的战场就是一场少年十字军的征伐。
轰炸机司令部或许是一些疯了的社会学家发明出来的，只为了尽可能清楚地说明科学和技术的邪恶方面：兰开斯特，就其自身而言是漂亮的飞行机器，但却成了驾驭它的机组人员的死亡陷阱。一种庞大的组织，为了焚毁城市和杀戮人命而建立起来，但是活却做得很糙。一个官僚化的评估体制，在区分目的和手段方面简直一塌糊涂。他们用飞行架次来衡量中队的成功，而不问为什么；他们用丢下的炸弹的吨位来衡量中队的成功，却不管到底丢在了什么地方。上上下下之间都充斥着军事机密，不是铁了心要防备德国人，更多却是为了防止司令部的失败或错误被伦敦的政治权威或中队的年轻人知道。一个接受不到来自上面或下面的批评的总司令，不会承认他的错误，他对杀死自己的空军士兵也会漠不关心，正如他对屠杀德国平民漠不关心一样。运筹部门本来是要给他提供独立的科学建议的，但是这部门如此胆怯，它不能挑战他政策中的任何本质性因素。偶尔，我会被司令部总部的一群参谋邀请到军官餐饮室去喝一杯，他们让我想起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200年前在他的自传里描写的牛津研究员：“他们沉湎宴饮，正给了年轻人轻佻放纵的借口。”
在战争变得技术化之前很久，许多此类罪恶便已在军事部门存在了。我们的总司令就是一个典型的前科学时代的军人。他粗野而没有想象力，但至少他还是人，还愿意为自己的罪恶担负责任。就个人而言，他并不比谢尔曼（Sherman）将军 更糟糕——后者也在一项正义的事业中犯下罪恶。他只是以超出形势所需的热情去执行了政府的既定政策。他的个性不是轰炸机司令部里存在的罪恶的根源。
战略性轰炸的教条才是这种罪恶的根子，自1936年轰炸机司令部成立开始，它就左右着司令部的发展。这种教条宣称，从空中如雨倾盆一样向敌国投下死亡和毁灭，才是赢得或预防战争的唯一方法。在1930年代，这个教条对于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是有诱惑力的，其原因有二：第一，这有望让他们从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恶劣的堑壕战的梦魇中逃脱出来——他们都身受过那种煎熬；第二，这提供给他们一种希望，就是通过运用后来被称为“威慑”的原则，战争可以避免掉。就对德战争而言，历史证明这两种考虑都是错的。战略性轰炸既没有阻止战争也没能赢得它。从来就没有一场战略性轰炸本身获得成功的战争。尽管历史证据显而易见，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轰炸机司令部里，战略性轰炸的教条仍然大行其道。它至今依然甚嚣尘上——只是在更大的国家，用更大的炸弹罢了。
科技会向传统军事武装的邪恶中添加新的邪恶，轰炸机司令部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技术使得邪恶变成匿名的了。科技使得邪恶以一种官僚化的方式组织起来，没有哪个人需要对行将发生的事情负责。无论兰开斯特上将炸弹瞄准雷达屏幕上模糊的目标的年轻人，还是中队总部里整理纸张的文员，抑或我这样在运筹部门的小办公室里计算概率的人，都没有觉得有一种个人责任要负。我们都没有见过被我们杀死的人们。我们谁也不特别在乎。
战争中的最后一个春天最为凄凉。在攻击德累斯顿之后，1945年3月到4月，对城市的轰炸在继续。德国人的夜间战机仍然在负隅顽抗，在最后几周里仍然击落了数百架兰开斯特。我开始往回看，我问自己是怎么卷入这场疯狂的谋杀游戏里来的。从战争之初开始，我就在一步步从一个道德立场撤向另一个，一直到我完全没了道德上的立锥之地。战争开始，我极力地相信人们该互亲互爱，我称自己是甘地的追随者，在道德上反对一切暴力。战争一年之后，我撤退了。我说，很不幸，非暴力抵抗希特勒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仍然在道德上反对轰炸。数年之后，我又说，很不幸，为了赢得战争，看来轰炸是必要的，而我也愿意为轰炸机司令部工作，但是道德上我仍然反对对城市不加区分地进行轰炸。等到我到了轰炸机司令部，我说，很不幸，我们终究对城市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了，但为了帮助赢得战争，这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一年之后，我说，很不幸，看来轰炸并没有真的在帮助赢得战争，但为了拯救轰炸机的机组人员而工作，起码在道德上还是正当的。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春天，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了。麦克单枪匹马地投入扩大救生舱口的战斗，他确实救了很多人的命。而我谁也救不了。我放弃了一个又一个道德原则，到最后终于一无所成。最后的这个春天，在司令部总部我的办公室里，我注视着窗外开始返青的丛林。桌上有一本诗人霍普金斯（Gerard Hopkins）的诗集。他的最后一首悲凉的十四行诗道出了我的绝望。
看啊，河岸和丛林，
新披了浓浓绿衣！又一次点缀着
烦躁的细叶芹，看，还有清风摇动
它们；鸟筑新巢——却非我所造；我只有愁绪纷扰，
时间的阉人，未抚育过任何能复苏之物。
哦，你我的生命之主，赐我的根以雨露。
30年后，我和妻儿站在了东德的一个防空洞里，它在我妻子叔父家的花园里。妻子的叔父用砖和钢铁把防空洞建得非常坚固。在附近的地面上还可以看到弹坑的痕迹。30年后，防空洞的屋顶仍然状况良好，地面还是干的。这个房子矗立在柏林西南方向的一个小村庄里。我混迹在轰炸机司令部的时候，妻子就住在那房子里，当时她还是个孩子。轰炸机袭来的那些夜晚，她就在防空洞里。毫无疑问，当空军中校麦考高飞来的时候，她就坐在那里，而我则在怀顿和一群年轻人喝着啤酒。向孩子们解释这些事情是白费唇舌的。“你的意思是说，妈妈坐在这下面就是因为爸爸的朋友在往花园里扔炸弹？”诸如此类的事情确实是没办法向一个七岁的孩子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