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一年，我得到一本比亚乔（Piaggio）的《微分方程》。它并非来自我的老师。那时候我还没有走进过大学或者科技图书馆。我的知识之门，是我寄给不少图书出版商的手写信：“亲爱的先生，请向上面的地址寄一份你们的科技出版物目录。此致敬礼。”相当靠谱，目录几天之内就会寄到。最令人振奋的目录来自剑桥大学出版社。他们有一个很长的图书列表，其内容都和挑战号在1872—1876年间的探险有关。“HMS挑战号”的航行是第一次世界范围的海洋科技探险，小船带回了极为丰富的材料，以至于到1931年他们还在卖相关的书籍。我有时会模糊地怀疑是否不会再有类似的航行了，是否我不会有机会随它远航了。但我囊中羞涩，挑战号丛书对我来说过于昂贵了，我的海洋学家的事业因此未曾开始便已结束了。
数学就廉价多了。那时我已经读过一些关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通俗读物，但觉得很不过瘾。每当我认为自己正在接近问题的核心的时候，作者就会说“不过如果你真的想理解爱因斯坦，你必须理解微分方程”，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对于何为微分方程，我并没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我知道它是爱因斯坦的语言，我必须学会它。所以当收到乔治·贝尔及其子有限公司（G．Bell and Sons Limited）那一份单薄的目录的时候，那一整天我都是喜气洋洋的。目录里面有比亚乔写的《微分方程》，价格12先令6便士。我从未听说过比亚乔，但这价格我还负担得起，所以就立刻去书店订购。书如期到了，很小巧的一本，用浅蓝色布简单包了边。我学期中间太忙，顾不上它，就把它留到了圣诞节假期。
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我住在海边的小屋里，那是父亲买来作度假屋用的。他是一个音乐家，在温彻斯特一个学校里做音乐教师，我小时候在那读过书。他喜欢教师的生活：每年有三个月假，有充分的时间从事指挥和作曲——哪怕是在学期中间。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坎特伯雷朝圣者》（The Canterbury Pilgrims ），取材自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 ）的序幕，是一组包含独唱、合唱和管弦乐合奏的乐章。我七岁那年，他第一次在温彻斯特演出，献给“M．L．D，词作者”。那是我母亲，跟父亲一样，她有着对乔叟及其塑造的不朽人物的热爱。我们常常遇到一个又一个乔叟的朝圣者的现代化身。那时我父母就会交换下眼神，我母亲会吟一行乔叟的句子，或者我父亲会轻轻哼起恰当的曲调。温彻斯特肥胖的牧师会让他们记起乔叟笔下的僧侣：
他是个胖官儿，穿得真体面；
他眼睛亮，额头上溜溜转，
忽闪闪像那壶底的火焰。
在街上开着劳斯莱斯的医生会让他们记起乔叟的医生：
大瘟疫中挣的钱他都存着。
医药中黄金是兴奋剂，
故此他爱黄金甚于其他。
英国乡郊的景色和声响会让人想起乔叟对它的描述：
小鸟哼唱美妙的旋律，
哪怕晚上睡觉也睁着眼，
所以它们内心里都是工作狂。
假期中我们住在小屋的时候，父亲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清晨用三个小时作曲；下午的时候，他喜欢四处走走，改善改善他那40英亩的湿漉漉的田地。对那块地要做的事情可不少，因为它位于英格兰南部海岸线的海平面以下，已经被海水淹过很多次了。我们该维护好我们的那部分堤防来防止海水倒灌。这块地是用流向班尼（Bunnies）的一个沟渠系统排干的。班尼是埋在大堤底下的一根管子，一端带着一块木板：退潮时木板打开让海水从地里排出，涨潮时则关上阻止海水灌入。班尼真是父亲的赏心乐事——没有比站在齐腰深的又冷又黑的淤泥里疏通一个堵塞的班尼更让他开心的了。如果班尼工作良好，他就会去挖掘沟渠。美中不足只缺一样。为了让欢乐更趋完满，他喜欢叫正在长大的儿子和他一起到泥地里去，给他搭把手做个伴。
对于一个愉快的圣诞节，我的概念全然不同。我带着珍贵的比亚乔的书来到海边小屋，不愿跟它分开。很快我就发现，对一个独处的学生来说，比亚乔的书再合适不过。它是一本严肃的书，并且迅速就进展到了更高等的领域。不过和大部分高等教材不同的是，它里面充满了“例题解答”。书里有超过700道这样的题目。没有例题的教材和有例题的教材的区别，就跟学习读一门语言和学习说一门语言的差别一样。我是想说爱因斯坦的语言的，所以我一道一道地做那些题目。早上六点开始，晚上十点结束，中间很短的时间用来吃饭。一天平均14个小时。我再没有如此享受过一个假期了。
过了一段时间，父母开始担心起来。母亲伤心地看着我，引用乔叟描述奥克森福特（Oxenford）的办事员的话说：
在学习上他花了最多心思和时间，
如非必要绝不多置一言。
她警告我，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会毁了身体，烧坏脑筋。父亲也央求我，让我匀出几个小时，停下计算，帮他干点沟渠里的活。但是他们的恳求只让我更加顽固。我恋上数学，心无旁骛了。我也敏锐地嗅到了战争迫近的气息。那时候我们虽不知道那是我们在和平年代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但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战争要来了。我知道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才15岁而后在1917年和1918年进入战壕的男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无论有多少可能性，我都没有多少年头可活了，不做数学的每小时都是可悲的浪费。父亲何以如此麻木，竟想通过让我帮他疏通那愚蠢的沟渠来毁掉我在世上的最后几天？对于父亲的麻木，我悲哀甚于气愤。
在那些天里，我满脑子都是E．T．贝尔（E．T．Bell）的书《数学人》（Men of Mathematics ）里的浪漫散文。那是一本大数学家的传记集，一本非常适合男孩阅读的好书［不幸，它没多少东西鼓舞女孩子，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娅（Sonya Kowalewska）的故事只占了半章之多］，它唤醒了我们这代的许多人去认识数学的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章是“天才和愚蠢”，它描述了法国数学家伽罗瓦（Galois）的生与死。他是在20岁的一场决斗中丧生的。抛开关于他的所有伤感文字不谈，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而他的死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伽罗瓦群和伽罗瓦域在140年后仍然是数学中鲜活的一部分。贝尔如此描述决斗的前夜：“整个夜晚，时间飞逝，他奋笔疾书，赶写他最后的科学遗嘱。他在和时间赛跑，在可预见的死亡牢牢抓住他之前，他要记下他丰富的头脑里的几件大事。一次又一次，他停下来，在稿纸边缘字迹潦草地写下‘我没时间了。我没时间了’，随后又匆匆去写下一行。他在那绝望的最后数小时写下的东西，将让一代代数学家忙活几百年。他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个困扰了数学家数个世纪的谜题：在什么条件下，一个方程可解呢？” 这些话为我跟比亚乔一起度过的漫长时间增添了些许伤感。如果我注定要在19岁时死去，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年轻军官那样，那么我会比伽罗瓦还少活一年。
圣诞假期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在假期结束前，我已经接近比亚乔的700个例子的末尾了。我开始跳过一些例题。我甚至乐意抽出一两个小时和母亲散散步。对这种跟我聊天的机会，她期待已久，早就准备充分。所以在假期结束前几天，我们一起出去了。
母亲的职业是律师，她对人有强烈的兴趣。她喜欢拉丁和希腊诗人。她用非洲奴隶泰伦提乌斯·阿非尔（Terentius Afer）的剧本《自虐者》（The Self-Tormentor ）中的一句开了场：“我是一个人，人间的一切无不与我息息相关。”阿非尔后来成了最伟大的拉丁剧作家，而这是一个她长期信奉的人生信条，直到以94岁高龄辞世。我们走在泥泞和开阔水面之间的大堤上，她告诉我，这个也应该作为我的信条。她理解我的缺乏耐心和我对于比亚乔的抽象美的激情。但是她央求我在急于想成为数学家的时候不要失去我的人性。她说，有朝一日你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醒来后却发现自己从没有花时间去结交朋友时，你会深深后悔的。即使你证明了黎曼（Riemann）猜想 ，如果没有妻儿分享你的成功，那于你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会发现就连数学本身也变得枯涩无趣，如果那是你唯一感兴趣的事情的话。
我听得漫不经心，我知道那些现在还用不上，可以以后再考虑。在结束了非洲人特伦斯（Terence）的故事之后，母亲又开始援引歌德的《浮士德》。她向我讲述《浮士德》的第一部分。浮士德如何夜以继日地读书，如何雄心勃勃想了解所有事情和驾驭自然之力。他如何变得越来越自我，变得越来越不能自我满足。他如何完全变坏，为了换取知识和力量，他如何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他如何尝试想寻找与格雷琴（Gretchen）的快乐却只得到痛苦和悲剧——因为他不具备无私的爱的能力，只能强迫她按自己的意愿爱他。多年后当电影《公民凯恩》 （Citizen Kane ）被从美国引进时，我去看了，我忽然发现自己泪流满面。我认识到因为奥森·韦尔斯（Orson Welles）的艺术才能，母亲口中的《浮士德》的形象又一次栩栩如生。凯恩和浮士德，浮士德、凯恩和我，每个人都因为自私的雄心而被诅咒永远不会拥有友谊。
不过母亲并没有让我不舒服。她继续侃侃而谈《浮士德》的第二部分，歌德老年时期的作品，在其中浮士德最终被宽恕了。天堂的势力和地狱的势力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浮士德能够找到一刻真正的幸福，而他的灵魂那时恰又是平和的，那么他将被宽恕。在许多页枯燥的散文行文之中，他徒劳地寻找着那个极乐时刻。他见到了特洛伊的海伦（Helen of Troy）和许多其他神话人物，还染指做过一个统领军队的将军，但是都没有发现满足感。最后，他年老目盲，来到一个荷兰人的村落，那里所有人都在为保护土地不受海水吞噬而进行着绝望的抗争。村子里的人都在大堤上挖淤排水，一起拼命干活，抵御这个共同的危害。浮士德顾不上考虑自己虚弱的身体，加入他们埋头干起活来。突然间，他意识到这就是那个他终生在寻找的极乐时刻，那是与同伴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工作时的快乐，那是投身到一个远大于自己的事业中的快乐。所以他死后被宽恕了，天使唱诗班将他带入天堂。后来我偶然间读到《浮士德》第二部分的末尾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个在大坝上的荷兰人村落的场景，被我鲜活地记住，更多仰仗的是我母亲的想象力而非歌德的。在歌德的笔下，它只有一个苍白的影子。很可惜，关于这个故事，歌德没有听到过我母亲的版本。
所以我的救赎之路是明确的。那就是到沟渠里跟父亲一起待着。勉勉强强，我在淤泥里跟他泡了一下午。倒没有天使过来引领我上天堂。
假期结束，我回到学校，很快看完了比亚乔，准备好要开始读爱因斯坦了。不幸的是，我的图书目录中没有提供任何爱因斯坦写的东西，那段时间我卡住了。我从剑桥大学出版社买了爱丁顿（Eddington）的《相对论数学原理》（Mathematical Theory of Relativity ），开始读它。在读过比亚乔之后，这读起来就很容易了。与此同时，母亲的智慧之语正在慢慢进入我的潜意识，准备让我大吃一惊。理论上，我同意她说的，人的团结和友谊是一个圆满的人生的必要因素。但在实践上，起码在那个时候，我还看不到我能做点什么。
和那时其他人一样，我非常担心即将来临的战争。我并不担心赢或者输。从那个时候看，无论赢还是输，值得保存的东西能够熬过战争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在我看来，这是一场绝对邪恶的战争。我唯一在乎的只是尽我所能阻止它开始。而阻止它的唯一方法，是改变两边制造战争的人的心意。很明显，唯有根本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才会有效果。
我曾竭力理解引领我们走向战争的那些仇恨的深层次原因。我的结论是，引发战争的最基本原因是不公正。如果所有人都平等地享有世上的财富，如果在人生这场游戏中，我们都被给予同等的机会，那么将不会有仇恨，也不会有战争。所以我问自己那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允许战争，为什么上帝允许不公正，我找不到答案。在我看来，不公正的问题比战争问题更难解决。上天给了我好的头脑、好的身体、书籍、教育、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更不用说食物、衣服和庇护。我如何能想象一个世界，在那儿威尔士矿工的儿子和印度的农民不能和我一样幸运？
3月的一个下午，灵光不期而至。我正走向学校的公告栏，去看我的名字是否列在第二天的足球比赛名单上。我不在名单上。突然灵光一闪，我一下看到了我的两个问题的答案——战争问题和不公正问题。答案简单得让人吃惊。我称之为宇宙统一体（Cosmic Unity）。宇宙统一体说：我们仅只一人。我们都是同一人。我是你，我是温斯顿·丘吉尔、希特勒、甘地 （Gandhi）和每一个人。不存在不公正的问题，因为你所遭受的也正是我所遭受的；不会有战争的问题，只要你明白杀我也就是杀你自己。
有那么几天，我默默在脑子里思考宇宙统一体的玄学。我思考得越多，我越相信它是活生生的真理。它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它第一次给伦理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向人类提供了内心和思想的最根本改变，那是我们面临令人绝望的危险时获得和平的唯一希望。只有一个小问题悬而未决——我得找一个办法让世界都像我这么想。
传教工作开始得很慢。我不是个好的布道者。我向学校的朋友详细解释了两三次我的新信仰，我发现很难保持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并不急于听到更多。他们一见我过来就作势欲逃。他们都是脾气很好的男孩，通常会包容古怪的行为，但是他们反感我道貌岸然的论调。当我对他们布道时，听起来我太像校长了。所以最后我只成功地改变了两个人的信仰，一个是全心全意的，另一个则半信半疑。就算全心全意的那一个，也没有分担我的布道工作。他不喜欢将信仰说出来。我自己也开始怀疑，我可能缺乏一个宗教领袖应该具有的一些本质性的品质。相对论更适合我。几个月后，我放弃继续让别人改宗的企图了。当一些朋友迎上来，兴高采烈地问“宇宙统一教主，今天怎么样啊”时，我只是回答：“很好，谢谢。”然后就不再言语了。
暑假的时候，我做了最后一次传教的尝试。我邀请母亲一道再沿大堤走走，我跟她说了我关于希望和荣耀的想法。看到我已经发现天地间除了微分方程还有更多的东西，她显然很高兴。她对我笑着，没说多少。我谈完之后，问她对此怎么看。她慢慢回答说：“是的。我相信类似的事情已经很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