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上这个问题，很多科学家会直截了当地回答：“没人能解释得清。”这回答简明扼要，但也太索然无味了。当然，还有许多颇具争议的“佐料”丰富的答案，其中一个出奇得能让一些科学家大跌眼镜。
低血压、低血糖、心动异常都可引起暂时的意识丧失，也称晕眩、晕厥。各种古怪的原因都能让人晕眩，比如咳嗽、小便、拉伸，或从椅子上起身过快。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坐着时血液通常积在腿部，大脑供血不足，头部血压过低，就会出现短暂的昏迷。这时，你要么会跌倒，要么在昏厥前镇静地将头耷拉向双腿，只要头部不高于心脏，就能帮助血液快速流回大脑，一旦血流恢复，人便清醒了。
不过，上述各种昏厥都由身体刺激引发，属于纯粹的生理反应，与心理条件无关。那么，由疼痛、焦虑、恐惧或精神压力引起的昏厥，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有人看到针头会晕倒，估计是太害怕疼了，但恐惧怎能让人晕眩呢？这与刚才提到的生理后果扯不上什么关系。与其纠结生理原因，我们不妨转向进化视角。
2005年，德国埃森市克虏伯医院的罗尔夫·迪尔（Rolf Diehl）提出，伴随血压与心率双降的晕厥，是受伤动物的自我保护反应。他解释道，动物一旦开始失血，它的初始反应是收缩血管、调高血压、加快心跳，以补偿失血，维持正常血液循环。但是如果血流不止，失血超过一个关键值（大约总血量的1/3），逆向反应便启动了：血管松弛、心跳放缓，动物的循环系统逐渐减慢下来，直到它失去知觉。（这跟装死不同，装死的动物心跳怦然、神经紧绷，与晕厥正好相反。）尽管昏迷会置动物于任由宰割的境地，但迪尔强调：降低血压和心率可以挣得宝贵的时间，使伤处血液凝结，减少失血总量。在性命攸关之际，如果任由血压如常，恐怕不待被擒，已然自亡。
不可思议的是，人类不仅自己失血会引发上述生理反应，看到他人流血也有可能。恐惧在这其中估计扮演了重要角色。目睹他人流血而顿生惊恐，俨然将祸及自己，于是身体停摆，凝血机制启动。不过，迪尔在一些晕血的病例中发现，引发晕血的情绪不是恐惧而是厌恶。随厌恶而至的是血压降低、心跳延缓、不省人事。求生策略可以解释身体对严重失血的反应，却很难解释大脑对厌恶的反应，因厌恶而晕倒在敌人脚下，明显有悖求生之道。
知乎。.....人类对糟糕气味的厌恶由来已久，比如对粪便、腐肉等。这种厌恶已演进成了对无良政客、在逃罪犯的厌恶，甚至对被希特勒穿过的夹克等都能感到深恶痛绝。
这种异常反应最有趣的变异发生在医务室里——晕针——人们厌恶与恐惧的是针头，而不是抽出的血液。针头也许暗示着血光将现，不过想到如今多数注射已鲜有出血的情况，这种说法还是颇感牵强，一定还别有道理。
精神病学家斯特凡·布拉哈特（Stefan Bracha）对晕针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解释。他宣称，这种特殊恐惧可追溯到20万年前的更新世，那个时期极度血腥。考古证据表明，那时族群间的争斗频繁且残酷，典型的武器是长矛与巨斧，杀戮场面残忍血腥，一见血便觉厄运临头。在那些冲突中，非战斗人员（比如妇女、儿童）要想活下去，最好是晕倒：躺进死人堆更容易逃脱，要是傻站着就成了活靶子。
2012年，对肯尼亚图尔卡纳湖岸进行了发掘，发现了1万年前一次大规模屠杀的证据，很明显，屠戮中使用了箭与矛一类的尖锐武器。在发现的12具几乎完整的骨骼中，有10具明显死于暴力。这当然还不能证明布拉哈特的假说，但至少还原了冲突的现场。假如昏厥反应可以遗传，它应该已存入了基因，但这一基因不可能广泛遗传。试想，一见到长长的尖锐武器便举族崩于地，这无异于自杀，岂能逃脱灭族厄运。所以那基因即使存在，也只能藏匿于少数人体内。
布拉哈特的假说强调了此类反应为人类专属，所以一旦发现猩猩也见针晕厥，这个理论便不攻自破了。目前为止，类似的试验尚未有记载，考虑到实施的难度，也没啥可奇怪的。还有一点值得提一下：越是行家给抽血，晕倒的人数也越多。很显然，一位抽血的佼佼者，比如说干了三十年的，自是不由分说地上手即抽，比起一个笨手笨脚、磨磨蹭蹭的菜鸟，肯定更具摄魄力。
知乎。.....有证据表明晕针确实有遗传的基础。超过一半的晕血、晕针患者，其父母或兄妹都有类似的反应。同时，女性晕针者比男性多一倍以上。
布拉哈特之类的理论引起了某些科学家淡淡的不快。大面上讲，布拉哈特的理论属于进化心理学范畴，其学说倡导者屡被指责过于牵强地用基因学解读当代的现象。比如，我曾听过一个很可疑的假说，解释为何“女孩常梦鬼怪藏床下，而男孩多梦鬼怪现窗口”，给出的原因竟然追溯到南方古猿身上。彼时夜间，母猿栖树上，公猿睡树下，所以危险自然来自不同的方向。此说颇具花边性，实属无稽之谈。但是布拉哈特理论的可取之处在于，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他至少就问题举出了一些佐证。
